(4)－美國掀十年來最大反華浪潮『中國威脅論』出新變種－
約一個月前，在美國大選最重要的“搖擺州”之一的俄亥俄州，為爭奪選票，奧巴馬和羅姆尼都發出了大選過程中最強硬最刺耳的對華喊話：羅姆尼聲言一旦當選，第一時間便將中國列為貨幣操控國；奧巴馬則稱，本屆政府于2009年向中國輪胎施加了進口關稅，拯救了1000個就業崗位。
奧巴馬和羅姆尼的表現應驗了稍早前美國雜誌《福布斯》的預測：在歷來是大選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有一件事將是很確定的：反華言論越來越多。和以往大選過程中對華指責多集中在民主和人權等領域明顯不同，這一回，兩位候選人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似乎只想得起來經濟議題，而且，只要是美國經濟出了問題，那一定得由中國來負些責任。
關於“中國威脅論”的叫嚷在大選之年又變得刺耳起來。只不過，如今的威脅論調中，“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被叫得格外響亮。在吳佳梁看來，這其中除了有大選之年的政治考量和美國經濟仍不見起色的現實原因外，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讓美國有些不適應。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目前是世界第二，美國是世界第一。美國人會覺得，第二是最有可能挑戰第一的。”吳佳梁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中國威脅”20年“中國威脅論”自上世紀90年代被西方炒熱後，迄今的20多年裏，論調時高時低，卻從不曾停息。
1990年8月，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在 《諸君》月刊上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首次提出“中國威脅”的說法。“冷戰”結束後，1992年9月，時任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專案主任羅斯·芒羅發表了《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他在文中發難，渲染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此後，“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和西方世界逐漸擴散開來。
關於“中國威脅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上世紀5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西方所渲染的“紅色威脅”應是最早的“中國威脅論”論調。但由於當時中國實力所限，並沒有被西方學者和輿論所普遍認同。
自“冷戰”結束至今的20年餘裏，美國的“中國威脅論”一共掀起了四輪大範圍的波瀾，三次都發生在上世紀。第一次是在1992～1993年間，蘇聯解體後，中國成了意識形態領域最大的攻擊靶子，由芒羅的文章開始，“中國威脅論”一時間風靡太平洋東岸。美國學者哈克特將中國描述成為“蘇聯之後的一個新的邪惡帝國”的言論受到吹捧。第二次是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機發生後美國掀起的對華政策大辯論，芒羅這次依然是主角，他和美國《時代》週刊雜誌記者伯恩斯坦所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是大辯論的“扛鼎之作”。
第三次是在1998年至1999年“李文和案件”爆發後，由污蔑中國“竊取”美國核技術的考克斯報告出籠而引發的反華聲浪。新千年後的十來年裏，隨著中美經貿合作的深入和人文交流的增加，“中國威脅論”的調門降低了很多，只是在大選中政客和媒體會時而提高調門，但美國學者和普通民眾中再未出現過於集中的大聲浪。
調門雖然降低，但論調的形態呈現出多樣化趨勢，除了“軍事威脅”的聲音繼續叫響外，“經濟威脅”“能源威脅”和“科技威脅”輪番或連袂出場，一改上世紀以渲染意識形態對立為主的基調，“中國經濟威脅論”漸漸成為主導。
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考慮對美國同業對手優尼科公司進行並購，也曾引發美國關於中國經濟威脅的一陣持續時間不短的躁動。中海油有意並購優尼科的消息公佈後，41名民主、共和兩党的議員聯名致函小布希政府，要求財政部就此案展開調查，看優尼科公司的技術和資產轉移是否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15年前，當日本公司大規模買進美國公司的時候，我是那些站出來勸美國人不要驚慌的人。也許你期望我現在用同樣的話語來說明中國和當年的日本差不多。但是，事實可能是，來自中國的挑戰遠比當年來自日本的要嚴重的多。”這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當時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的一段話。
克魯格曼認為，中國不同于當年的日本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不像日本那樣揮霍金錢，中國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國公司可以向全球領域進軍；另外，中國和日本的不同在於，中國的競購或者收購都是以作為美國潛在競爭對手的商業行為出現的。
美國阻撓中國企業，主要有“三大法寶”。一是專利範疇的“337調查”，2002年至今，中國已經連續10年成為遭遇美國“337調查”案件數量最多的國家。二是以“公平貿易”名義對中國企業實施“雙反”措施，這類措施主要針對光伏等高科技企業。最後，就是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為由抵制中國企業進一步進入美國市場。
“中國經濟威脅論”以各種形式或隱或現，與“中國威脅論”伴生的“中國責任論”也逐步凸現出來。2007年，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提交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充分負責的國家，必須努力“像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那樣行事，履行其承諾並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努力，促進為其成功提供條件的國際體系”。2009年底曾風靡一時的美國電影《2012》中，美國將挽救世界的責任交給中國，“中國責任論”被藝術化地進行了一次放大。
“經濟威脅”的論調成為主導聲音的同時，“軍事威脅”的論調並未消散。自2000年起，美國仿照冷戰時期發佈的年度蘇聯軍力報告，每年都撰寫和公佈《中國軍力年度報告》，明顯是將中國視為蘇聯之後的最大競爭對手。
美籍華裔薛海培還注意到一個變化，意識形態色彩比較強的“中國威脅論”過去多限於美國右派以及一些反共勢力的小圈子裏，現在的“中國威脅論”則已經潛入美國民眾的意識裏，他們開始對中國崛起感到擔心和憂慮，因為這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他們最日常的生活，儘管未必都是不利影響。
不過，和右派政客不一樣，美國普通民眾一般不認同對中國進行遏制，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做一些防範和制衡，不希望中國崛起得太快，變得過強。“他們的心態是，為防下雨，雨傘要帶著，儘管不一定就能用上。”薛海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美國資深外交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時曾任首席翻譯的傅立民指出，美國自1880年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以來，約140年來一直保持這一地位，但很多人認為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取代這一地位。“美國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國問題’，這其實是美國自身的綜合競爭力問題。”傅立民說。
經濟領域的交集幾乎無處不在－在紐約的華爾街，薛海培聽到美國人談論的話題都是中美合作，很少聽人提“中國威脅論”，而在華盛頓的國會山，情形恰好相反，他聽到的各種聲音裏頭，對華貿易制裁要比兩國加強合作多得多。這樣“分裂”的情形同樣也出現在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
11月，奧巴馬和羅姆尼在俄亥俄州為爭奪選票都加重了對中國的抨擊時，該州下轄的托萊多市的市長貝爾正和150名在美的中國公司高管們一起聚會，借機說服他們在當地多進行投資。貝爾在會後對媒體抱怨說：“選舉真的在妨礙我們。受到邀請的中國人向我提問，‘為什麼你們批評我們？’‘為什麼我們突然成了大問題？’”
托萊多市正面臨龐大的預算赤字。貝爾已經說服兩名中國投資者在托萊多買下一片土地，進行兩億美元的房地產開發。如今，美國州長、市長等地方官員每年來華的人數和頻次都在增加，美國的很多州長、市長都和貝爾一樣，鋪好了紅地毯，希望更多的中國投資者到來，但聯邦政府和國會議員卻不時將障礙物向紅地毯。
薛海培將上述反差巨大的情形稱之為美國社會在對華關係上的“精神分裂”。他一方面擔心，中美本世紀以來在加強政治信任上的舉步維艱會越來越跟不上經貿合作的步伐，導致雙方在政治和經濟關係上的鴻溝越拉越大也越難填平。另一方面，他也樂觀地期待著未來“中美都能往前一步，那樣天空就很晴朗”。
“在加強政治信任上，因為美國從經濟到法律等各方面環境，都已經相對更成熟了，變化的空間並不大，而中國其實掌握著更大的主動權，有更多改變的空間，除了在經濟上進一步和國際接軌外，法律、文化等方面也要逐步跟上。”薛海培說，“中國要往前走得快一些，美國的心態也別那麼著急，要多給中國些時間。”
根據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近日在記者會上公佈的數位，中國已經連續10年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中國既是美國農產品第一大出口市場，也是美國汽車、飛機等機電產品重要的海外市場。“中美在經貿上的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繫已不可能說斷就斷，這和軍事威脅論有著本質的不同。軍事領域的交集很少很少，但經濟領域的交集卻幾乎無處不在。”薛海培說。
雖然羅爾斯公司在美投資的首個風電項目就因為“蒙冤”而遭遇夭折，但吳佳梁也未對美國市場完全失去信心，“我們選擇去打官司，是基於對美國社會的瞭解和對其法治的認同，我們仍相信美國是個法治的社會，能給我們一個公平的交代”。 (記者/徐方清 文/李熠超／記者陳紀英對本文亦有貢獻)
回顧華為與思科近十年的“恩怨”，不難想像在這場國會調查風波中兩家公司各自的考量。北美市場是思科的戰略重鎮，為思科貢獻了60%的收入，而如今華為這個雄心勃勃的中國對手試圖破門而入，成為思科最大的競爭對手。在業界看來，此次事件是華為與思科之間十年戰爭的延續。
中國電信設備業巨頭華為公司發現，在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精心耕耘十年之後，仍然被擋在門外。10月8日，華為遭遇了一項非常嚴厲的指控。當天，美國眾議院常設特別情報委員會發佈調查報告稱，中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被用來針對美國民眾進行間諜活動，威脅美國國家通信安全。
美國眾議院常設特別情報委員會歷時11個月完成的長達50多頁的這份調查報告，其中有23頁針對華為，9頁針對中興，在對兩家公司進行封殺的同時，也對中國電信行業全面打擊。報告建議，由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阻止美國企業未來與華為或中興建立任何商業聯繫，並呼籲對中國政府向國內電信設備製造商提供的支援發起調查。
美國政府的步步緊逼，並沒有動搖中國企業進軍美國市場的決心，反而促使華為奮起採取正面競爭措施。報告發佈後不到一小時，華為立刻發表了言辭激烈的回應聲明，稱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指控，不過是詆毀中國的做法，其本質和目的是阻撓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阻礙競爭。與此同時，美國本土企業思科，被認為是美國排斥華為、中興的最大受益者。此間有媒體報導指稱，思科可能是美國審查中國電信公司的推動力量。對此，思科進行了否認。
但是，回顧華為與思科近十年的“恩怨”，不難想像在這場國會調查風波中華為與思科各自的考量。早在十年前，這兩家公司就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正面交鋒，而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這次發難，又將兩者的關係推到風口浪尖之上。在業界看來，此次事件是華為與思科之間十年戰爭的延續。
知識產權之爭－10月11日，思科在美國又再度發起指控，聲稱華為在雙方2003年的版權糾紛案中做出虛假陳述，並公開了一份之前處於密封狀態檔的部分內容。在公開的報告片段中，思科表示：“依據精確的評論和字元分隔形式，不僅表明華為接觸了思科的代碼，更意味著這些電子代碼被複製、並插入到華為的代碼中。”
思科的這個指控，與美國眾議院常設特別情報委員會調查報告的相關表述相互印證。在針對華為列出的12條指控中，其中有一條認為，華為漠視美國公司和實體的知識產權。這個被再度提起的知識產權之爭，始於2003年。當年1月23日是農曆臘月二十一，距離中國傳統的春節只有9天時間，思科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提起訴訟，指控華為及其美國子公司Future Wei盜用部分思科的IOS(互聯網作業系統)源代碼，應用在其Quidway路由器和交換機的作業系統中，對思科專利形成至少5項侵權。長達77頁的起訴書中，指控涉及專利、版權、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等8大類、21項罪名，幾乎涵蓋了知識產權訴訟的所有領域。
彼時，思科進入中國市場已近10年。自1994年在北京成立辦事處以來，思科在中國的業務發展迅猛，其客戶包括中國國家金融資料通信骨幹網、中國電信、北京市政府、中國聯通、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石化等眾多央企及政府部門，甚至還向中國軍隊供應部分通用通信設備。與此同時，思科通過一連串收購，快速形成了資料通信產品領域的全面產品系列，在全球資料通信領域市場佔有率達70%，其中路由器、交換機等資料產品更是思科的優勢領域。
然而，這家在全球互聯網設備行業雄居霸主地位的美國公司，很快就迎來了一家極具市場攻擊性的中國挑戰者。1999年，長期專注於電信設備製造的華為，第一次在中國推出了自己的資料產品接入伺服器。一年之內，華為就搶到了中國新增接入伺服器市場的70%，隨後又將觸角延伸到路由器、乙太網等主流資料產品。2002年，華為在中國路由器、交換機市場的佔有率直逼思科，成為它最大的競爭對手。
來自華為的挑戰，迫使思科中國2001年整體價格平均降低了15%，銷售額也在200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10億美元之後急轉直下。這種威脅，隨著華為國際市場的開拓，也從中國蔓延到全球，甚至直逼思科的美國大本營。2002年6月，華為美國公司Future Wei成立，已經開始與思科在企業商用市場的老對手3Com正式接觸商談成立合資公司。
同樣是這一年，華為全系列資料通信產品，在6月首次正式亮相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電信設備展。華為展示的資料產品，性能與思科產品相當，但價格卻比對手低20%到50%，甚至還在美國主流財經和專業媒體上刊登極具挑戰性的廣告：“它們唯一的不同就是價格”。廣告的背景圖案，就是三藩市的金門大橋，而思科公司的標誌也是金門大橋。
許多媒體報導了Future Wei的盛大亮相，認為這是業界的一個亮點。展覽結束後，華為的資料產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迅速打開局面，當年的美國市場銷售比上年度增長了將近70%。2002年秋，華為的資料產品在巴西舉行的招標中脫穎而出，拿到了400萬美元的訂單，導致思科負責這次招標的經理第二天就被公司開除。那一年，思科在全球網路設備市場的霸主地位仍未動搖，但其銷售額和市場佔有率卻首次出現了下滑。
一心想在北美市場站穩腳跟的華為，此時已經被思科列入重點打擊對象。在亞特蘭大展覽上，思科CEO錢伯斯不露聲色地在華為展臺上停留了十多分鐘，詳細詢問高、中、低端全系列路由器的技術情況。以為遇到潛在客戶的工作人員介紹得也格外賣力，直到錢伯斯匆匆離開，一位在場的華為主管才認出這位思科首席執行官。離開展臺後，錢伯斯立刻回到公司，在公司內成立了“打擊華為” 工作小組，並開始準備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訴訟。
2002年12月中旬，思科的全球副總裁從美國來到中國深圳，正式提出了華為侵犯思科知識產權的問題，並於2003年初提起訴訟。思科請求法庭下令，禁止華為出售這些侵權產品，禁止華為使用與思科操作軟體類似的命令行程式，並要求華為給予經濟賠償。
美國時間2004年7月28日上午，雙方達成最終和解協定，終止各自提出的訴訟及反訴訟請求。法院據此簽發法令，終止思科公司對華為公司的訴訟，思科今後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訴訟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訴訟，並且各方的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及相關其他費用都由各方自行承擔。
企業市場攻防戰－和解18個月後，2005年12月的某一天，華為創始人、總裁任正非接待了來訪的思科 CEO錢伯斯。對於這位競爭對手，華為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接待，一向著裝隨意的任正非當天穿戴規整。在深圳阪田的華為總部會議室裏，兩個人縱聲大笑著，第一次把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在這次破冰之旅中，雙方就IT產業的發展前景進行了深度探討。此間，對於華為與3Com 的合資公司華三，是否有可能出售給思科的死敵——全球第二大路由器製造商Juniper，以及華為與思科未來是否可能進行更深層次的合作等多個話題，這兩個曾經對簿公堂的夙敵也認真地交換了意見。彼時，華為與3Com 的合資公司華三，已經對思科產生了切實的衝擊，這也是華為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企業網。
資料通信產品市場，分為企業市場和運營商市場。幾乎所有的企業都需要建立企業內部的通信網路，這個市場的容量甚至高於運營商的採購量，從運營商走向企業市場是華為發展的必然趨勢。而2000年後全球電信寒冬降臨時，思科和IBM受到的影響最小，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產品和服務不僅面向全球市場，而且還是面向所有企業的市場。這讓已經意識到華為客戶群單一的任正非決定，繼續拓展國際電信市場的同時，也開始加大企業級產品市場的開拓。2003年3月，華為成立了企業網事業部，任命當時負責宏觀產權的常務副總裁鄭寶用負責企業網路市場開拓。
與運營商市場的高度集中不同，企業市場用戶多而分散，華為開始嘗試與著名企業合作的方式來迅速獲得分銷優勢。早在2003年3月20日，思科訴華為案即將開庭前夕，華為與昔日企業設備巨頭美國3Com就共同宣佈將組建合資企業。當年11月，合資公司華為3Com(華為內部員工稱之為“華三”)正式成立，華為幾乎將全部面向企業的產品和資產都注入進去，並將企業市場全部讓給 3Com 在全球去運作，而華為自己的重點仍放在運營商市場。
根據協定，在中國和日本市場上將以合資企業的品牌銷售產品，而在中國和日本之外的市場以3Com的品牌銷售合資企業的產品。合資企業既可以銷售華為以前開發的並且已經轉入合資企業的網路產品，也可以依據合資企業與3Com達成的OEM協定銷售3Com現行產品線中的產品。
合資公司華三，在總裁鄭樹生、全球行銷總裁吳敬傳等“老華為人”的率領下，成為思科在中國市場上的勁敵。2005年華三在國內資料通信新建市場上的佔有率已經躍居第一，而2006年在整體市場上的份額也已經逼近思科，直接導致業績不佳的思科中國區總裁杜家濱“下課”，這也使得思科無法集中精力于華為更看重的電信運營商市場。
華三的成功使得股東之一美國3Com公司欲罷不能，最終在2007年3月以8.82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華為持有的49%股份，華為3Com也正式更名為華三通信(H3C)，這也使得華為失去了在企業網市場上最關鍵的棋子。此後，華為試圖聯合私募基金反過來收購3Com，以便重新將H3C納入旗下，但是遭到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反對。
對於已經在電信運營商市場上排名第二、佔據了20%以上份額的華為來說，下一個重量級的市場只能是企業網。2008年6月，收購3Com失敗的華為，又將自己的存儲和安全產品線拆出來，與賽門鐵克成立了合資公司華為賽門鐵克科技有限公司(“華賽”)，再次進軍企業網市場。
與此同時，華為內部始終沒有放棄企業網產品的研發，研發團隊開發了一些能夠用在企業網的資料通信產品，運營商試用之後反響不錯。2009年年初，華為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項目部，專門研究進軍企業市場的戰略，並決定由華為人自己做。(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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