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門枝葉凋零的一頁(下)
先說法藏與圓悟之間的原因。綜合有關研究和對照有關他們的史料，原因大致主要是：
A>門戶之爭。這是研究者比較一致的觀點。主要是分析圓悟爭論的目的，所得出的結論。從圓悟一方來說，他同法藏的爭論，並不是他表面上所表示的那樣是什麼宗旨之爭，而其實只不過是一種意氣、門戶之爭。因為圓悟認為，法藏傷害了他，所以就非批他一番、出口怨氣不可，甚至採取謾駡的形式惡語傷人。陳垣先生也肯定說：“不論為濟、洞，為天童、三峰，皆為門戶勢力諍也。”
圓悟認為，法藏從他“嗣法”，但不心悅誠服，有違師徒倫理之道，故要“竭力整頓他”。“自唐迄我明，中間隔五代、宋、元，漢月乃望空啟告，攀臨濟為真師。老僧要問漢月：面皮厚多少？古人道：威音王以後，無師自悟，儘是天然外道。漢月抹殺老僧，便是外道種子！所以老僧竭力整頓他。”“漢月攀高峰為得心之師，覺范為印法之師，真師則臨濟。正若世間無父之子，認三姓為父親，遺臭萬年，唾駡不盡。……是潭吉又一雜種也！”簡直象潑婦駡街，失去了理性。可怕的是，圓悟竟然上綱上線，稱法藏違背了孔孟之道，可誅可殺。“盡己為忠，推人為恕。……漢月反孔孟之道，妄談堯舜，妄擬《春秋》。殊不思孔子作《春秋》，專為亂臣賊子，孟子辟《楊墨》，專為無父無君。今漢月、潭吉等抹殺老僧所不必言，又以不堪為范抹殺先師，……如此人者，能逃孔孟賊子之筆伐、無父之口誅否耶？”簡直把法藏說為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基於中國綱常禮教的傳統，圓悟的做法是很有市場的。
他的這種心行影響不小。雍正帝的進一步加碼暫且不論，其弟子們在繼續僧諍時也發揮的淋漓盡致。道忞（1596—1674），字木陳，“得法”於圓悟，繼席天童。清順治十六年（1659）九月，被封為“弘覺禪師”。他言談行事驕橫跋扈，連雍正帝都稱他是“宗門罪人”，被陳垣先生稱為“枉作小人”。當時，法藏的弟子弘儲（1605—1672）在住金粟寺時更換一塊上書“密雲彌布”的舊匾，即被木陳謾駡、討伐“爾于先師包藏禍心，……山僧由是疏爾薄爾，不爾聞問者七年。”甚至熊魚山（曾授東閣大學士，吳江知縣，後出家，號檗庵，只比木陳年少三歲）為弘儲按摩面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緇素大嘩，真前此所希聞也。”還聲稱是“山僧聲罪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己。”隨後，與熊魚山就結下了冤仇。
熊魚山只是與錢謙益因《天童塔銘》有不同意見，觸犯了木陳。他斥責到：“汝既為靈岩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隨即，“當機一掌，斯時魚山苦笑不得，一座分紛紜，不歡而散。”他竟然自稱是“家法繩之”。對此，黃宗羲給熊魚山去信表示憤激之情：“盡翻諫草支那述，危舉僧條同室仇，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陳垣先生評價說：“魚山雖遺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夫為道而受棒喝，常也，為事而被掌，前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這種為了私守門戶，而恣意妄為的做派，圓悟師徒們一脈相承，而且青出於藍勝於藍。
當然，歷代祖師都對這種敗壞作風痛加鞭撻。五代時期，法眼宗祖師文益在《宗門十規論》裏批判“黨護門風，不通議論”的惡劣風氣：“後代宗師，建化有殊，遂相頌革。……是非峰起，人我山高。憤怒即是修羅，見解終成外道。”因此，圓悟師徒們基於門戶之見，排斥異己，是無益的。
B>宗旨之爭。不論是圓悟還是法藏，他們都說自己是為了“宗旨”、“法式”，才“不惜口業”（圓悟語）的。但是，從雙方的言辭酬答裏可以看出，法藏主要為了“五家宗旨”還是比較讓人信服的。
首先，法藏的把自己所著《五宗原》呈寄圓悟，態度是誠懇的。書中的論述平實，不能說是針對圓悟個人的，確實是想就當時不良的禪風習氣談談自己的看法，寄書去是希望與老師作些意見交換，開展民主平等的對話。否則，作為才智和聲望都不在圓悟之下的法藏，是沒有必要一再找沒趣的。這一點，法藏是有君子之風的。相反，圓悟對此不屑一顧。他在《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說緣起》開頭說：“崇禎三年春，漢月寄《五宗原》至，老僧置之不閱。複雲：‘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說破耳。此老僧逆耳之言，望漢月知非故也。’至六年春，磐山寄漢月與伊書，……老僧亦置之，但云‘各與一頓’以複磐山者也，亦望漢月改轍故也。”直到弘忍“妄作《五宗救》，益見漢月密囑之禍，不得休息，老僧豈忍坐視也。”
如果聯繫圓悟所作《略說》是在法藏、弘忍都去世之後的事實，不能不對他的目的提出疑問。佛教提出“緣覺”、“聞思”、“禪悟”等等，就是提倡理性自覺的精神，俗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而要人敢於懷疑、積極地探索。禪宗的突出精神就在於“見性成佛”，實質是要直接破除種種禁錮，灑脫自然。比之現在，就是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禪宗“一花開五葉”，反映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魅力和意義。如果說，當時圓悟能夠與法藏進行平等、理性的對話，相互砥礪，融會貫通，新知新見，共同提高，那麼，這種宗門內部師徒之間的“僧諍”，很可能變成陶冶時弊的力量，留下一個美麗的公案、動人的佳話。可惜的是，圓悟缺乏胸懷。“漢月一日未死，猶有可望，今已也。老僧接訃音，戒諸孫雲：汝等切勿聽其密囑，從其心術。……”圓悟連最起碼的人倫禮儀也不講了，可見其門戶之見有多麼深重！
其次、法藏的想法，確實有值得認真思考的價值。明朝末年，內憂外患，社會動盪。佛教衰弱，僧眾墮落，道風敗壞。雖然有高僧們提倡禪淨結合、禪教合一，禪宗、淨土宗形式上存在，但是，已經被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宗旨和特色。法藏在《語錄》卷十四《答西空居士》中，講述了他的初衷：
法道可憐極矣。不可不救。可憐者何？蓋以文字禪，沒溺於語言；一棒一喝禪，沒溺於無言。無言，則顢頇亂統；有言，則摘句尋章。摘句尋章，但墮外而未易墮魔；顢頇亂統，易墮魔而又複墮外。嘗盡夜思之，無法可治。竊按世尊舊法，列祖真宗，用辨魔揀異、師承千古不易之格。務在磨光刮垢，滌盡奇玄，便歸一實。故不得已，只得千方百計以救末世之弊。
法藏對歷來存在的“文字禪”、“棒喝禪”的分析、批評，是中肯的。從中看出，法藏在兩者比較中，更反對“顢頇亂統”之風，它既“墮魔”又“墮外”，危害是極大的。弘忍在《五宗救》裏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先從文字禪的弊端說起：
（文字禪）及其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為機鋒、為棒喝；（棒喝禪）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於心性；而棒喝之弊也，弊於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揀、元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心性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三昧門等綱宗，曹洞、溈仰、法眼是也。
弘忍介紹了法藏基於對棒喝等的分析所定的五家宗旨，基本上符合歷史事實。其思路大概是借鑒了法眼宗文益等祖師的方法，類似《宗門十規論》裏所論述的內容。弘忍在論述的過程中，多次採用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壽的觀點，就是例證。
延壽提倡“一心為宗”，“籍教悟宗”，廣泛吸收並融會各個宗派思想，反對“狂禪”反對一味棒喝，提倡修學佛教經典，依教奉行。他在《唯心訣》裏發揮文益《宗門十規論》的思想，把當時宗門弊病總結為120多種，對“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退墮而成放逸”等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們“盡迷方便，患溺見河，障于本心”而“匍匐於升沉之路，纏綿於取捨之懷”。那些“黨護門風”“護己之短”的，大多因為是醉心于名聞利養的。因此，延壽要樹立“對病施藥，相身截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的宗風。“籍教悟宗”等方法，目的是為了整合佛教，純正信仰，把握宗旨，精進修行。法藏、弘忍的目的應該與此相通的。
不過，法藏、弘忍有不合適的言行，也是導致圓悟反感的原因之一。陳垣先生根據黃宗羲為法藏《年譜》所作《序》裏記載，分析說：“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惶，讒構間作，明天童、三峰之諍，由同學釀成之也。”也就是說，法藏為人有點恃才傲物、張惶自用，因而引起圓悟弟子們的反感，他們的挑撥也加深了圓悟與法藏之間的矛盾。法藏在《語錄》卷十六裏有《自贊》說：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煞無地，惟有者老禿奴，偏要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嗥吠！
這是有點過分狂妄。另外，從圓悟的不滿和後來雍正帝的批駁裏可以看出，法藏等人可能存在譏諷圓悟知識水準低、出言不遜的錯誤。法藏在《五宗原》最後有“一追便就，莫擒是淺。丈夫當知大器晚成，切莫半途而廢。……纏綿尚有脫時，跋扈終成異路。至再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細除，人忘法滅，方可為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護持，勿令斷絕！”徒弟對師父有教訓的口氣，確實有點“尊卑倒置”的味道，是不合適的。加之，兩人原本年紀相仿，不能不讓人不快。對此，雍正在《上諭》裏說：“魔藏父子輒以不識字譏密雲，意謂不如伊等學問。若要詮理論文，自有秀才們在，何用宗徒？識字不識字，與這個有何交涉？”儘管雍正的論述不一定成立，而且別有用意，但是，衡量禪師的層次是不能完全用“文化程度”的高低，作為唯一的標準。
還有，雍正帝在《揀魔辨異錄》卷一裏講了一個“謗誣”的故事：密雲圓悟曾經患風疾，受法藏的勸誘，用川牛膝浸酒飲治，有靈驗。“漢月乃遍告諸方，斥密雲破戒，煽惑當時士大夫，以奪其外護。”而現在的弘忍又借用永明延壽所提倡的戒行來影射，“如是心行，父作之子述之。……末乃微詞刺譏密雲，以奪其宗席。”——這個故事，是雍正對弘忍《五宗救》裏批評不持五戒的行為時所“補記”的。他或許是從後世圓悟弟子們那裏聽來的（比如，木陳道忞），是不是事實，已經無從稽考。
再來看清雍正帝為什麼強力貶毀法藏一系的原因。雍正帝一生（1678—1735）信佛崇佛，自號“圓名居士”、“破塵居士”、“野僧”等，號稱已經是“悟透三關”的禪宗高人。在位期間（1722—1735）曾自稱“釋主”，任命寺院住持，賜予封號，召開宮廷法會，讓僧人參與軍機大事，擴建寺院，干預佛教事務，而且還親自著述立說，其“成就”都超過其他帝王。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干預法藏與圓悟及其法系之間的僧諍了。
他于雍正十一年（1733）春夏間，他把法藏、弘忍的觀點挑出80多條，一一批駁，寫出《揀魔辨異錄》八卷；又把包括僧肇、永嘉玄覺、寒山、拾得、溈山靈佑、仰山慧寂、趙州從撚、雲門文偃、永明延壽、紫陽真人、雪竇重顯、圓悟克勤、玉琳通琇、筇溪行森及雍正自己共15人的語錄收集成書即《御選語錄》十九卷，來證明他所主張的“佛法”。他在對法藏一系批駁之後，便利用皇權頒佈《上諭》，進行強力毀制。他認為：一、圓悟的見解“單提向上”屬“曹溪正脈”，而法藏、弘忍的都是“無知妄說”屬“亂臣賊子”；二、法藏一系在後世仍然流行，容易“啟人邪信”，“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因此：
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並《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版，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另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使後世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異。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眾，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複入祖庭。果能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禦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自謂法乳不謬、正契別傳之旨、實得臨濟之宗、不肯心悅誠服、夢覺醉醒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自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如伎倆已窮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莫貽後悔。
雍正不僅毀書逐人，剝奪信仰的權力，還要從重治罪，簡直就是要把法藏一系“毀屍滅跡”而後快。其手段，與“三武滅法”時期沒有什麼兩樣！當然，他還有其他的藉口，也與過去滅法的原因一樣：今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於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取悅士大夫，同于娼優伎倆，豈不污濁祖庭？若不剪除，則諸佛法眼、眾生慧命，所關非細。
果真是為了“法眼慧命”嗎？對此，也有人認為雍正是“真世間之金輪聖王，出世間之再來人也”。認為，禪宗發展到清代，流弊日熾，實際上已很難見到早期禪宗那種大破大立的氣象。一些無知之徒，更是只得宗師的唾涕，甚或專以喝佛罵祖為能事，與市井無賴無異，更有以教外別傳而胡作非為者。一時狂禪流蕩，野狐遍野。禪宗的真精神蕩然無存。雍正欲以帝王之尊，籍個人的影響力，振衰起微，挽回宗風，其用心可謂良苦。
如果根據當時的社會把佛儒道作為主體信仰和雍正的祖父輩都信仰佛教的事實，以及雍正對佛教情況的熟知，把他的行為看作是出於匡正佛教的信仰表現，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同意這樣的觀點：“雍正帝之所以不惜以帝王之威干預圓悟、法藏之爭，且必欲將法藏一系盡剷除之而後快，其真正原因，決不象雍正帝本人所說的，為了什麼‘諸佛法眼’、‘眾生慧命’，而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47]“雍正身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統治者；又以佛教宗旨的權威解釋人自居，大量干預佛教事務，有類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與法王的地位，使他的統治成為政權與神權的高度結合物。……這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發展。”
1.法藏、弘忍一系在清朝初期的弟子們中，多有反對清朝統治的明朝遺民，他們的活動是不利於清王朝的統治。這是雍正帝貶制法藏一系的最直接原因。
明末清初，逃亡到南方的士大夫們，普遍具有強烈的抗清扶明的民族意識。其中也有不少人成為逃禪的“遺民僧”。特別是一部分明朝舊臣和官僚子弟、甚至皇室成員剃度出家，著名的就有戒顯、函可、澹歸、藥地、檗庵、擔當、大錯、石濤、八大山人、石溪、漸江等。這種情況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注意。他們或為僧人或為施主，扶持佛教，促進了江南禪宗的發展，也增強了禪宗信徒不滿清王朝統治的政治傾向。一些禪師曾為挽救明朝而奔走呼號，與明朝遺民保持密切的關係。而法藏、弘忍的後世弟子中，表現的很突出。
當時，法藏一系以弟子眾多、門葉繁榮著稱。其中，具得弘禮（1600—1667）、繼起弘儲（1605—1672）等都很著名。弘禮常住杭州靈隱寺，坐下常逾萬人，有不少明朝遺老及其子弟從其出家，如戒顯、原志等。弘儲常住蘇州靈岩山崇報寺，江浙有很多南明和福王的臣屬，其中也有在湖南等地頗有影響的作弟子。其勢力發展很迅速。陳垣先生在引黃宗羲《張仁庵墓誌》後，對法藏系弟子仁庵評價說：“仁庵國變後為僧，名濟義，雍正而知《五宗救》出於仁庵也，必將斥之為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為不喜者生嗔，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所以，在雍正批駁法藏、弘忍時，總是提到“士大夫”們，斥責法藏後世弟子們是“媚悅士大夫”。雍正在《揀魔辨異錄》裏用力最大的，是對弘忍“仲尼之仕魯”的一段議論所展開批駁。可以從下面的一段引文裏看出其原因之所在：
弘忍：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做人情，古德自誓語也。……夫仲尼之仕魯、孟軻之游梁，非求售也，將欲闡明堯舜之道而已耳。……古者臣有不得於君、子有不得于父，道亦窮矣。或著書以明志，或賦詩以寫哀愁，《小弁》、《離騷》之類是也。三峰先師正百代之宗旨，揚古抑今，辭氣慷慨，實所以明上下之道，使不墮於地而已也。獨無觸諱乎孔子，嘗作《春秋》矣。
雍正：夫《小弁》、《離騷》在世間法已非中正之道，若周公、孔子當之，必不如是，況可以此論出世間法耶？……至於源流授受之間，引孔孟事梁魯之君以為解，其悖道傷義，豈特佛法之所不容，且為王法之所必戮！夫君臣之義，猶父子然，天定之也。孔子為魯之臣，豈孔子所得擇哉。孔子即不相魯，豈得曰：‘非魯臣’，孔子安得議魯君非堯舜而不為之臣？且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唯以君臣之義，自堯舜而益明，萬萬世蒙其福。故孔孟言必稱堯舜，豈有包藏鄙菲君父之心，而口述堯舜之道以檢點之？若是者，正堯舜孔子之所必誅。……至於春秋戰國之時天下橫分，君臣之義不墮如線。……忠孝一心，君父一理，曾聞孟子以堯舜之道檢點孟母耶？……乃掠取村塾學究不通時文之講解，矯誣聖賢，污濁佛祖，以玄惑一時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其與左道妖言曾何以異？……在佛法曰魔民，在世法曰妖人，其安可以不誅！
從弘忍的論述可以瞭解，當時忠於明朝的人們不願為清王朝服務，不甘心做清王朝的順民，不少士大夫們與僧人們一起效法古代聖賢，保持著“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屈原語）的卓然不群、人格自守的精神品格。顯然，他們把佛法和孔孟之理都看作是不能與異族統治者共用的“家法”，家法是有傳承的，血脈是相連的，這正如法藏所主張要分清五家宗旨、保持家風的道理一樣。——這種道理正是當時抗清扶明的精神旗幟，在明朝遺民中間是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因為如此，在清王朝統治時期，一直高度戒備，不信任漢族士大夫，羅織文字獄，鉗制他們的思想。同時，清朝統治者採取崇奉漢民族傳統的儒釋道信仰，達到文化融合以至有利於封建統治。特別是雍正帝對孔子的尊崇，以及對三教的控制利用都超過了他的前輩帝王。他在《清世宗聖訓》卷四《聖學》裏講：“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啟迪萬世之人心，而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禦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序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幹名犯分，越禮悖義，……。”他的最終目的，就是“至君澤民”。
雍正在《御選語錄》裏對佛教歷史上高僧們的不同態度，也無不表現出其政治目的。他稱丹霞禪師“實為狂參妄作。……若此，則子孫焚燒祖先牌，臣工毀棄帝王位，可乎？”所以，雍正帝對弘忍的批駁，主要就是強調法藏、弘忍及其後世子孫們敢於批駁圓悟他們，有違于“君父之理”，有違於“綱常禮教”，因而，“安可以不誅”！
2.雍正帝的“揀魔辨異”，是一種禦世之道。清王朝對佛教上層採取爭取拉攏與打擊的兩面政策，而在不同時期情況側重點又是不同的。該王朝定鼎燕京以後，為鞏固政權，籠絡各族人民，主要是漢族人民，故能隱忍而採取對佛教上層爭取安撫的政策，待政權鞏固，則毫不猶豫地排斥打擊那些想與朝廷保持距離的派別。順治帝、康熙帝都極力拉攏“南方名宿”。到了雍正時期，清王朝已經完全鞏固，開始對那些不能與本朝同心同德的佛教僧人進行整治。在順治帝、康熙帝時期被尊崇的“名宿”中，除了憨璞性聰（1610—1666）、玉琳通琇（1614—1675）等外，圓悟的弟子木陳道忞（1596—1674）也在其中，他的先尊後卑，從被順治帝恩寵到被雍正帝貶斥，以資明證，讓人思考。
順治十六年（1659）九月，木陳應詔進京，受賜“弘覺禪師”號。十月十五日，奉詔說法時講：遇川廣人與他說川廣底話，遇閩浙人與他說閩浙底話，遇江淮人與他說江淮底話，遇長安人與他說長安底話，方可謂之我為法王，于法自在。何故？人居大國方為貴，水到滄溟徹底清。
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識時務，投依新主，才能“我為法王，于法自在”，實在是巧言令色、嘩眾取寵。雖然于君子所不齒，但是這種人可以博得為王者所歡心。木陳在得寵後，飛揚跋扈，仗勢欺人，不僅肆意謾駡法藏、弘忍一系的具德弘禮、繼起弘儲、魚山等僧俗弟子們，還與推薦他的性聰、玉琳等所謂“新朝派”爭鬥不已，遭到僧俗鄙棄。品質惡劣之人是不足於為人師表的。所以，雍正五年十二月朱批李衛奏摺，謂：“木陳系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足為貴。”雍正帝曾經有意扶持親近朝廷的佛教派系，但是，他們的恣意妄行，讓人不可容忍。
乾隆帝曾評價那些派系僧人說：“不過俗情塵狀，以帝王外護為榮，如此污濁心行，可惜皇考當年一番眉毛拖地。夫以帝王宰官之隆重，為佛法之興，是何佛法耶？”對此，陳垣先生說：“法嗣不昌，帝為立嗣，其結果如此，帝力果足續慧命乎？續慧命果賴於帝力乎？則前所諍皆幻也。”——這種評價是很有道理、令人信服的。舉觀佛教的興衰歷史，分化也好，整合也好，如果不能破除我執、法執，保持心靈深處的“涅槃寂靜”，都無法回避“生老病死”的命運。
特別是，那些缺乏理性的僧諍，不僅無法保護其法脈的延續，而且，還會導致唇亡齒寒，讓人竭澤而漁。禪宗從活潑爛漫到野狐亂統到默照枯坐漸失天真淳樸，不能不說與門戶相爭、不求實際、虛妄執著等偏邪之風有關。不知，明末的禪門僧諍以及清雍正帝的“揀魔辨異”之舉，是否能夠成為我們提供觀察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衰亡的一個視角呢？
(作者--劉元春居士--明末禪門僧諍與清雍正帝“揀魔辨異”評析)
劉元春 居士簡介：上海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秘書長，宗教所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菩提道》季刊執行主編、無錫靈山三期建設佛教文化顧問、河南佛教學院建設總策劃等職。曾經在北京中國佛學院、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所、鄭州大學現代管理學院求學、工作。一直探討佛教義理的社會倫理價值與現代意義，注重佛教與中國社會、尤其是當代佛教現實問題的研究，已經出版《共生共榮：佛教生態觀》、《化導與反思：佛教入世之道》等專著，發表論文百餘篇。
上海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秘書長 劉元春 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