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曇學起源於南北朝時代，以講說一切有部阿毗曇義學，其學者稱之毗曇師（阿毗達磨）。東晉以來譯出阿毗達摩論書多種，主要有前秦僧伽提婆於建元十九年（383）譯出《阿毗曇八犍度論》即《發智論》30卷，於東晉太元十六年（391）譯出《阿毗曇心論》4卷 。
阿毘達磨（梵文： Abhidharma，巴利文：Abhidhamma），舊譯阿毘曇，簡稱毘曇，意譯為「對法」、「無比法」、「大法」，佛教著作分類之一，為論書的一種，結集為論藏，收入三藏之中。它通常是針對修多羅中的觀點，進行統整與探討。在西元前三世紀開始出現阿毗達磨著作，論典屬於某些高僧大德對佛經的見解和註疏，通常將某些佛經的零散觀點進行系統、完整地深入闡述，能幫助人們對佛學觀點進行總體認識和系統研究。
中國在漢魏時期始有毘曇學典籍譯出，譯經師安世高是精通阿毘曇的學者，但所譯論典內容不盡完整。東晉時，道安、慧遠等人掀起了翻譯阿毘曇的高潮，對阿毘曇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這種翻譯研究形成中國佛教史上的毘曇學。
在中國，「毘曇學」實質上也是「禪數學」，禪數學始於安世高，即「禪學」加上「數學」，所謂「數」，又稱「事數」、「名數」、「法數」、「慧數」，也就是用「數字」標示名詞，以便於分析和記憶，例如「四諦」、「五陰」、「八正道」。所謂「禪數」，就是把「禪」與「數」結合起來，一起加以修習。南北朝時期，最出名的毘曇學家是慧集和慧嵩。阿毗達磨俱舍論在漢傳和藏傳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
早期專門介紹毗曇，並以此影響南北佛學界的主要代表就是僧提婆。僧迦提婆，梵文譯音，意為“眾天”。本姓瞿曇氏，（今尼泊爾）人。出家後，勤奮好學，遠求名師，學通佛教三藏典籍，尤其是貫通《阿毗曇心論》，能夠洞悉到本論的各部分的旨意。平時誦習《三法度論》，晝夜揣摩，體味，並認為這是進入佛學內部繼續深造的關鍵。
僧迦提婆，為人英俊開朗，思想深沉，而他的儀錶舉止，溫雅恭敬。在傳教過程中，以教人開悟為己任。勤勤懇懇，毫無懈怠。前秦建元（西元365 ——384年）年間，僧迦提婆離開他的祖國，越過蔥嶺，穿過流沙，到達長安，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宣流法化工作，尤致力於毗曇學的傳播。
毗曇學風行於這個國家但比較保守，一般不外傳。所以，漢魏時期儘管有毗曇學典譯出，但屬於一般性介紹，不完整，不系統。自苻秦在長安建國，大倡佛教，西域各國的僧人不斷東來傳教，毗曇學典在長安翻譯起來，繼而得到研究和弘傳。最突出的就是在道安的組織和宣導下，從苻秦建元十八年至太安元年（西元382——385年），僅僅三、四年時間，就譯出了很多經典。
其中有《阿含鈔解》、是東師前部（今吐魯番西）王師鳩摩羅跋提所譯；有《毗婆沙》（大毗婆沙的一部分，十四卷），是僧迦跋澄所譯；有《阿毗曇》（即《發智論》、〈阿毗曇心論〉，是僧迦提婆所譯；有〈婆須蜜經〉、〈僧伽羅刹集經〉，是僧伽跋澄所譯；有〈中阿含〉、〈僧一阿含〉，是曇摩難提所譯。總計達百余萬言。
僧伽提婆是譯經第二年到達長安的。一到長安，就積極投入到譯經活動中。參加這次活動的，還有道安的同學法和。僧伽提婆等人都很留意譯文的正確性。以當時的譯經水準看，他們對這次譯經的成績還是相當滿意的，各譯典都有道安寫的序。
道安在〈阿毗曇〉中說：“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禪也悉，其說道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時，密則二十選為賓主，悉則昧淨遍遊其門，具則利鈍各別其所。以故為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對這部經的譯論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道安又說，“凡是天竺來華的僧人，沒有不以此經為根祖，以〈毗婆婆沙〉為準則，歌詠最有餘味的，可是在八荒以外了，蔥嶺川西，要想得到這部經典，可始終沒有見到。”對這部書的譯出，是佛學界多麼渴望的一件事情呵！
道安又在序中敍述了譯經原委：“建元十九年，僧伽提婆來到長安，釋法和請求譯出，佛念譯傳，慧方、僧芪筆錄，法和整理。自四月二十日開始翻譯，至十月二十三日譯完。但參與的譯人中，有的混入了不同的譯詞，魚目混珠，龍蛇同淵，金鐵共櫃的情況，比比皆是，法和不滿意，我也深認為不可，以，於是就讓僧伽提婆，再行譯出。此後，晝夜不停，經過四十六天而完全校譯一過，幾乎有四卷是全重譯的。共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字。”僧伽提婆為譯這部經典，化費了多大的心血呵！說明道安等人對這次譯經是多麼的投入和認真。
但是就在譯經過程中，發生了苻秦與慕容氏之間的戰爭。長安戰亂一起，譯經工作受到嚴重影響，許多經在匆促間都沒來得及作細緻的校訂。不久，道安去世，譯經訂正工作完全停止了。因此，後人對這次譯經工作的品質很有批評，並且多數的經典都作了重譯。在後來參加重譯工作的江南沙門道慈，在他參加重譯的〈中阿含經序〉中說道安在長安譯的二經六論及部分戒律，“凡百余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稀屬詞，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對原譯的批評，也較確切。
僧伽提婆到長安時，前秦皇帝苻堅招兵買馬準備出關攻打東晉，第二年（建元十九年西元383年），苻堅率九十萬大軍南征，淝水一戰，全軍潰敗，東晉大將謝玄乘勝追擊收復洛陽。苻堅即位（西元375年），後所滅掉的北方小國趁機紛紛獨立，與苻堅對抗。原被滅亡的前燕現稱後燕的鮮卑慕容部，發兵攻打長安，秦燕交戰，關中一片戰火。就在戰火紛飛的前秦二十一年（西元385年），道安法師因病在長安去世。此時譯經工作無法進行，原譯稿本，也只好無可奈何地擱置下來。
僧伽提婆與法和商量，準備出關到洛陽，因洛陽比較安定。於是他們就率領門徒一路趕赴洛陽，安頓下來後繼續研究經論。僧伽提婆，經過數年譯經，華語的水準提高許多，這時發現原在長安的譯文，不夠確切，法和也發現了前譯的不少錯誤，慨歎不己。於是二人商量，進行重譯。在洛陽義經過五年時間，把〈阿毗曇〉、〈毗婆沙〉又重新加以譯訂，又校訂〈八犍度論〉。僧伽提婆，在洛陽譯經時，長安的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姚萇取代了前秦，建立了後秦王朝，社會比較安定。姚秦國王姚萇和姚興，都信奉佛教。所以，後秦的佛教，很快又興盛起來。在洛陽的法和得到這個消息後，決定重回長安，而僧伽提婆準備南遊，於是二人分道洛陽各奔前程。
東晉太元十六年（西元391年），僧伽提婆離開洛陽，前往江南。這時寓居廬山的慧遠法師，聽說提婆南下，十分高興，就大力搜索典籍，準備讓這位西域高僧弘傳真諦。接著慧遠把提婆接到廬山，安置在南山精舍，讓他專心譯經。提婆會見慧遠後，二人商定，先譯提婆最擅長的《阿毗曇心論》和《三法度論》。僧伽提婆這次譯經，特別鄭重，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誡懼，一章三複，去華存實，務盡本旨。因此，譯本品質超過前譯。
慧遠讀後，寶而重之，並特為此二論作撰寫了序言，盛讚其內容博大精深，其功用恢弘宇宙，其教化弦歌潛移，幾乎達到空前的程度，而對僧伽提婆的譯文品質之高亦是讚譽有加，序中說：“自昔漢興，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眾，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與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胡，善譯方言，幸複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這兩面論的譯出，使用權廬山僧團的弘佛揚教活動，達到了一個新階段。慧遠率領眾弟子道生、慧觀、道義、道慈、慧持等，深入研習，一時間形成小乘說一切有部經典的熱潮。他們全面的接受了小乘理論，並認識到這才是最深奧的最精妙的理論。僧伽提婆的譯作，代代相傳，流於後世，以至於今。而天竺和西域的原本，早己不復存在，全由漢譯一一保存下來。實在是很珍貴的，僧伽提婆的譯功永不可沒。
僧伽提婆于東晉安帝隆安元年（西元397年）離開廬山，東游建康（今南京），受到朝中名流的熱烈歡迎。衛將軍東亭侯王‘王旬’特地為他建立了一座精舍，讓他駐足講授毗曇學說。一時間名僧畢集，王公名士也多來聽講。僧伽提婆精提論旨，言簡意賅，條理分明的宣講，使來聽者興味濃厚，漸有領悟，滿載而歸。僧伽提婆曾為東亭侯王‘王旬’講說〈阿毗曇心論〉，王‘王旬’之弟王彌對它尤感興趣，他“聽之及半，便能自講”，於是，就在另一間屋舍裏給僧人們講起來。一位高僧說，王彌基本上講透了〈心論〉，而在一些細微之處，還不夠精到，這說明僧伽提婆講解〈心論〉，宗旨精到，詞義明析，闡發義理，明白曉暢，極富啟發性。所以，佛教史上流傳了這一段佳話。
僧伽提婆譯、講毗曇，江東風扉一時。那時，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出家人參與政治，發生了很多腐敗事情，引起人們不滿，從而對佛教也進行攻擊，慧遠在廬山曾多次與上層周旋，很費周折，就是因為帶有玄學性質的佛教，站不隱腳跟隨了。雖然沙門的名聲遭毀，但上層人物並未放鬆對他的利用，這就是必須採用一種新理論；思想敏銳的高僧們，看到煩瑣的毗曇，倒是一種可以替代玄學的新工具。特別是由身處山林高標清流的慧遠來提倡，從表面上看，疏遠了政治，從思想上看，適應了社會潮流。就這樣，煩瑣的毗曇，便代替了清談流行起來，以致稍後譯出更為煩瑣的〈雜心論〉。此後，還又出現了一批專門研究的毗曇師。
僧伽提婆在江南廬山譯的第二部經典，是慧遠請他重譯的〈三法度論〉。這部經典曾為道安在長安組織翻譯過，名為〈四阿含暮鈔解〉。由於譯文水準原因，譯文不易閱讀，待僧伽提婆譯出後，慧遠十分讚賞，雖稱三法，而以覺法為主導，目的在於使人生覺（智）。所以，它是初學者的階梯。慧遠受到了新譯的影響，寫了〈法性論〉，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其論文主旨主要針對舊說泥洹只談“長久”，未明“不變”，所以特為說明“不變”之義。這種思想一直貫穿到慧遠終年。
僧伽提婆承建康講經的這年冬天，東亭侯王‘王旬’因閱讀曇摩難提在長安譯的〈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深感其文義未盡，校訂不精，就召集在京城的義學沙們慧持等四十餘人，組成譯場，請僧伽提婆重譯。由僧伽提婆的同鄉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語，讓助手筆錄整理。到來年夏天才譯完〈中阿含經〉六十卷，還有〈增一阿含經〉五十卷。
僧伽提婆東渡華夏，在關、洛陽、江東譯出很多經典。總計有百余萬字。僧伽提婆歷遊華、戎地區，備悉各民族風俗，為人從容機警，善於談笑風生。與王公名士，僧俗士庶，無不熱情相待，開講宣教，誨人不倦，以聽者悅悟為目的，實屬難能可貴，所以，名盛江東。遺憾的是，僧伽提婆不詳所終。僧伽提婆為游化高僧，歷經長安、洛陽、廬山、建康等地，在這些盛傳佛教文化的重地譯經講學，專一毗曇，更得到朝臣的提倡和僧團的支持。所以，蔚為風氣。在中國佛教史上堪稱弘傳毗曇第一人。
毗曇學說的要點是，根據有部諸論的義旨，特別是依法勝《阿毗曇心論》及法救《雜阿毗曇心論》的綱領，以四諦組織一切法義，並闡明我空法有及法由緣生而有自性之義。我空亦作“空無我”，所謂“陰（即‘蘊’的另一種譯名——引者）非是我，名為無我；陰非我所，說之為空”。毗曇師即以此為第一義諦。所謂法有，不但指色、心一切諸法各有自性，常恒不變，且肯定三世之實有。而三世有中，過、未二世有的建立，必歸根到因的上面，因此它又用六因四緣之說，論證三世一切法有。中土毗曇師弘傳此義，在南北朝時代也有“因緣宗”之稱。但毗曇之學，始終未有一定的宗祖，沒有傳統的師承，也沒有獨自的教判，只是風行一時的義學。
慧集法師，俗姓王，梁武帝時候的吳郡富春人。法師出身貧賤，常遭執役之苦，後來逃到天台山去出家，行頭陀苦行。因為逃避官役，所以不能常在一個地方居住。聽說傅大士在東陽弘化，便到他那裡去，白天不敢走路，只有在夜間潛往。人生地不熟，也不知方向，惟自任運而行。往往走到四衢道口，不知道該向哪一條路走去才對，便閉上眼晴，隨便走向一條，冥冥中，如有人指引，就這樣沒有走錯，一直走到傅大士之所。
當慧集法師未到東陽之前，傅大士曾作了一個夢，夢見釋迦來對他說：“有一沙門來助你行道！”而後三天，慧集法師來了，大士為之迎迓，並宣谕妙法。慧集法師是“大悲”菩薩的化身，所以他與苦難眾生特別有緣。他行化所到的地方，見有生命被因厄，即想法買來放生；見有病苦的人，立刻就給他治好。他走在路上，經常唱著一首歌道：
大士兜率來，震動游諸佛；蓮花吊地生，特許迎彌勒。
普光初學道，無邊世界動；回光復轉地，並入一毛孔。
有一次，慧集法師去會稽龍華寺的路上，遇見一個跛腳的病人，手持兩只拐棍而來。法師看他可憐，於是便對他說：“我是慧集，你一心誠懇的念我的名字，你的宿疾便會好的。”那個跛子先是將信將疑地，然而念念慧集的名字那有什麼難呢？於是便誠懇恭敬的念了幾聲“慧集”的名字。奇怪，跛腳伸直了，兩只拐杖放下也能行走了。
又一次，慧集法師在市上行走，見一老叟，已患耳聾病多年，法師給他寫了幾字說：“我是慧集，你但誠心念念我的名字看！”老頭照著字誠懇的念了幾聲“慧集”以後，耳聾剎時痊愈，老頭向他拜謝而去。有一道人患心痛，有一僧久生白癞，來向慧集法師求治。法師說：“稱我名字，便可痊愈。”二僧合掌稱念，果然痊愈。
有時，來求醫病的人，法師叫他布施財物給貧人，患者也馬上痊愈。有些病人痊愈後，布施法師財物作供養，法師又轉施給貧苦的人。有時在路上行走，看見乞人的衣服破弊，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與乞人換穿，自己倒變成了個乞人模樣而去。
有一次，慧集法師到長山縣豐江村去，在路上碰到一個賣魚的人，法師向他乞求筐中的魚去放生，賣魚的人不許，法師便一直跟著他。當賣魚的人走到江邊，放下筐子去洗澡時，法師乘機把魚全部倒入江中。漁人見了大怒，拳打腳踢的把法師打得遍體是傷。法師自知無理，所以也不還手。
又有一次，在東陽市場上，法師欲買魚放生；另有一人與法師爭著買，那人買去是充家饌的。法師無法得魚，就對爭買的人說：“食放生魚，恐致腸痛！”那人不聽，把魚拿回去，與家人吃了，果然心腸疼痛不已，因而追悔，請求法師忏悔。法師叫他悔過，並誓不復作，腸痛才止。
還有一次，在會稽市中，見有兩船魚蝦將賣，法師將其買來盡履水中。在迮溪也曾遇魚四船，當時身上沒有錢，同漁人立了契券，後來把身上穿的衣服都變賣了。為供養三寶，法師先燃去兩指，接著又燒去六指，後來在靈山寺把所余二指也燒去。指燒盡了，又燒兩臂。有人要求法師燒臂之血治病，法師便欣然給他。兩臂盡了，法師也在那一天夜裡圓寂了。
當慧集法師未寂之前，曾對徒眾說：“我死後七天，當有瑞相出現。”果真，到入滅後第七日，道俗為設無遮大會。那天一早便有五色毫光遍繞剎柱，良久始散。又於寺內，大放光明一日夜，四眾感歎稀有，不可思議！時梁大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法師才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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