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虞的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五言詩的最早形態是以一句兩句雜在四言詩之中出現的。所指就是《詩經·召南·行露》，該詩如下：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這首詩共三章，首章三句，全是四言，二、三章每章六句，都是前四句五言，後兩句四言。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詩經·小雅·北山》之中。但是，整部《詩經》中沒有一首通篇五言的作品。這說明迄於春秋時期，只有零星的五言詩句，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篇。
晚于摯虞的南朝著名學者劉勰，同樣高度關注五言詩起源，他指出：“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劉勰也是先考察《詩經》，找到的五言詩句的例子正與摯虞相同。但他接下來卻以《滄浪》作為“全曲”，將其視作完整的五言詩篇。《滄浪》一詩見於兩書，一為《楚辭·漁父》，一為《孟子·離婁》，《漁父》的真偽，後世爭論很大。以《孟子》所引為據，則《滄浪》當產生于戰國時代。其辭如下：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詩的一、三句都是六言，對此，劉勰認為其中的兮字“乃語助餘聲”，“無益文義”，故欲刪去，從而視作五言，漢字一字一音，字字獨立，不能視“語助”為無物。《詩經》中有許多“語助”一類的虛字，如“薄言采之”的“薄言”，怎能刪去？況且“兮”字在楚聲詩歌中關係到體格特徵，不可忽視，更不能刪削。《漢書》中的《郊祀歌·天門》，其詩曰：
蟠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
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
讀後茫然，不知所云。再檢王先謙《漢書補注》，發現原詩應是：
蟠比翄兮回集，貳雙飛兮常羊。
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
假清風兮軋忽，激長至兮重觴。
可見刪削兮字以成五言，將乖違辭意，全不可通。
到了秦代，也沒有出現完整的五言詩篇。秦代甚至沒有任何詩歌作品流傳下來。秦朝存世極為短暫，僅十四年，猶如一顆流星劃過歷史的蒼穹。但是，秦王朝連年征伐，徭役繁苛，人民苦不堪言，在這種情形下，人民自會唱出心聲，然而想必數量不會太少的民間歌謠卻一首也沒有流傳下來，這是秦始皇和李斯實行“燔滅文章”的文化滅絕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到了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時，引用了三國末期吳人楊泉《物理論》中的一首民謠，其辭曰：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撐拄。
這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詩。它寫的是秦朝徵發大批民工修築長城，百姓死亡無數的事。漢初七十餘年間，有戚夫人《舂歌》、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等作品，其中五言詩句明顯增多，但仍不是全篇五言。直到漢武帝末期，才出現了民歌五言詩。《漢書·貢禹傳》中記載：
何以孝悌為？多財而光榮。
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
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到了漢成帝時，五言民歌漸漸多了起來，民間文學總是新的文學，也是文學中新體式的源泉。它們猶如深山清泉，石澗春水，潺潺流來，靜靜地、無窮無已地賦予各個時代文學以新的生命。在民間五言詩的滋養之下，文人五言詩才開始產生。東漢班固《詠史詩》楬櫫之後，經張衡、蔡邕、秦嘉的不斷發展而到《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體式才完全成熟和定型 ── 一個“五言騰踴”的詩歌時代來臨了。
五言詩之後，詩體發展的正格是七言詩，六言詩則是這一發展進程中的變格。由此可見詩歌體式之變也與其他事物的發展變化一樣，充滿了複雜性。六言詩句在《詩經》《楚辭》中已出現，而尤以《楚辭》中為多。這一現象正如劉勰所言：“六言七言，雜出詩騷。”《離騷》中的多數詩句是六言、七言。漢代五言詩出現之後，至漢末開始出現了完整的六言詩篇，如孔融的《六言詩》：
郭李紛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
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這是今天見到的詩歌史上最早的完整的六言詩，具有開創性意義。與孔融同時代但比他晚二十多年的曹丕，也寫有六言詩，如《令詩》和《黎陽作詩》。此後，六言詩時有詩人創作，零星出現。如南北朝集大成的詩人庾信有《怨歌行》：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
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
為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這是極為成熟的著名六言作品。即使到了詩體句式已經定型為五言、七言的唐代以及以後各個朝代，六言詩創作也不絕如縷。如盛唐王維的《田園樂之六》：
桃紅複合宿雨，柳綠更帶朝煙。
花落家童未歸，鶯啼山客猶眠。
到了北宋，王安石寫下了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
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這樣的六言詩，南宋陸遊有《感事六言》，其中有最能體現他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的詩句：“雙鬢多年作雪，寸心至死成丹”。
五言詩之後詩體變遷的主流方向是七言詩。自《詩經》《離騷》中的七言詩句之後，漢代的楚聲歌在句式上已是完整的七言詩，只不過句中帶有典型的楚風虛詞“兮”字，如劉邦的《大風歌》、項羽的《垓下歌》和劉徹的《秋風辭》等等。到漢武帝時，出現了一首很特別的詩──《柏梁台詩》。
據《東方朔別傳》記載，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於是聯句而成《柏梁台詩》。全詩共二十六句，句句不帶“兮”字，已是標準的七言句式。直到建安末期的西元220年前後，曹丕寫出了中國詩史上最早、最成熟的完整七言詩《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
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是一首創作於一千八百年前的文人樂府七言詩，今天讀起來仍明白如話，而它又具有“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的藝術感染力，它音調和婉，“開千古妙境”，實在難得。《燕歌行》使七言詩從此登上詩壇，並佔據重要地位。到了唐代，七言詩後來居上，成為格律詩的兩種基本詩體之一。
歷時三百八十多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歷史發生大轉折的時期，又是一個思想發生大變化的時期。文學思想在這一時期顯現出不同於此前也不同於此後的獨有而鮮明的特徵。
西元196年，充滿征伐動盪的建安時代開始。中國進入新一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轉折期。曹操經過南征北討，力挫群雄，最終成為黃河流域和中原大地的霸主。漢獻帝建安時期的二十五年間，曹操是全國範圍內真正的發號施令者。至西元220年，曹丕稱帝，建立魏國，獻帝退位，漢朝終結，繼而劉備帝蜀、孫權帝吳，鼎足而三的歷史局面形成。
到西元265年，魏亡，西晉建立，這同樣是一個動盪不定的時代。北方五個少數民族戰亂不已，史稱“五胡亂華”。西晉五十年後又亡，東晉渡江而立。中原大地經歷了少數民族政權頻繁更迭的“五胡十六國”的大動盪。南朝繼東晉之後，也是宋、齊、梁、陳四個朝代你爭我奪，繼相更迭。至西元589年隋朝統一，這一分化、割據的時代才告結束。這個大轉變的歷史時代，對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其深刻巨大的影響。對於詩歌而言，最突出的特徵是逐步淡化了它與政治及教化的關係。
自周秦兩漢以來，我國的思想傳統中形成了兩個基本元素──儒家與道家。儒家對於文學詩歌的態度是將其納入政治教化的軌道，使之承擔起工具性的使命。這樣的態度在儒家創始人孔子那裏體現得非常鮮明，他有一段極其經典的話語：
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
這段話強調了對詩歌的事功性要求。漢儒《詩大序》出現之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思想更為明確，對詩歌工具性的要求更為強烈。而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則不同，他們對於文學詩歌的態度和影響是讓其回歸於人的自身，讓詩歌回歸人的心靈。以老莊學說為核心的玄學，在魏晉時得以創立，成為最具系統性和影響力的哲學體系。
從文學思想上看，魏晉南北朝詩歌變遷包含了抒情、風骨、辭采、駢麗、事典、聲律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從詩歌題材上看，唐詩中的各個題材種類，此時詩歌中均已涵蓋；從詩人主體文學自覺意識，他們的文學與非文學意識都已完全具備，對詩的藝術美的追求也已經達到成熟的高度。經過這個時期的孕育，中國詩歌發展的巔峰──唐詩的出現。
南朝經濟發達，帶來文藝繁榮。統治者在綺幕珠簾、笙歌鼓樂的氛圍中採集樂府民歌，有三個特點：一是女性情愛。這些民歌大都出自歌伎或商婦之口，且多以女子口吻來抒情或敍事。典範之作為長篇歌曲《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
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
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
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
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
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杆頭。
欄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捲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
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這種女性口吻的歌辭多寫兒女私情，情調樸素，晉、宋以後流入宮廷，為帝王貴族所模擬，變成了南朝宮廷的豔情文學，素樸之風便不復存在。
在陶淵明四言詩中，最主要的風格特點應是清淳淡遠，他曾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又在《與子儼等書》中說：“少好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更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複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如《停雲》《時運》等篇，就被清人沈德潛《說詩晬語》稱為“清典簡遠，別成一格”的佳作，試看《時運》一詩：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
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餘。
詩中雖有“黃唐莫逮”之歎，但整首詩的“清閒淡遠”的風格是極其明顯的。其中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花藥分列，林竹翳如”等句子，不僅狀物工肖，而且能透過這些清新自然之景流露出無窮的韻味。其他的四言詩風格也是如此，如“冬曝其日，夏灌其泉。勤靡余榮，心有常閑”等等。
陶淵明四言詩的清閒淡遠的藝術風格，讀陶淵明四言詩自有一種清和婉約之氣在筆墨外。
從詩體發展的內部因素來看，詩歌篇制長短與對偶技法的發展有關。東漢章帝至東晉末（約76－419）為發展期，前後約三百四十多年。其間，東漢張衡的《四愁詩》或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被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完整的、成熟的文人七言詩。東漢章帝以前的“七言”，均為單句短篇，張衡的《四愁詩》出現後，文人七言詩的創作才開創了一個新局面。原詩為：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
美人賜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賜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賜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賜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張衡做河間王相時，鬱鬱不得志，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全詩四章，寫懷人愁思，所以名“四愁”。從結構看，一章一地，顯示漢大賦的鋪敍痕跡。詩歌把楚辭的語言及表現方式融入民歌形式，使七言詩抒情意味更濃，逐漸文人化。它是文人第一次創作的完整七言詩，在詩體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張衡《思玄賦》後的《系辭》一首共十二句，是完整的七言之作：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
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超逾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
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
松喬高峙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回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張衡之後半個多世紀，曹丕的七言樂府《燕歌行》二首出現。亡國之君陳後主叔寶的藝術修養很高，他的《玉樹後庭花》：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
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
嬌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花開花落不長久，落紅滿地歸寂中。
輕蕩靡麗，雖了無新意，但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仿效，隋煬帝亦有同題樂府。魏晉南北朝各種七言詩形式的發展是不均衡的。七言樂府自鮑照開始大量創作並開創了轉韻之後，漸漸演變出隔句押韻、句句押韻的純七言詩。
建業一帶，文物之盛，衣冠宮柳相屬，秦淮商女聲歌不輟，“吳歌”遂蓬勃發展。而西曲流行的地區，為荊郢樊鄧一帶，是長江中游、漢水流域之重要城市，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商旅往來於建業及江陵、襄陽間，旅途勞頓，頗需歌舞聲色以娛樂，歌伎倡女應時而生矣，西曲遂成商旅遊宦之歌。吳歌西曲，或是寄人籬下的女子所作，或是唱自歌伎之口，作者都已難考，但無疑反映了市民的色彩和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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