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中華民族的舉國之飲。
*中國茶的起源和茶文化的形成*
茶，是中華民族的舉國之飲。它發乎神農，聞於魯周公，興於唐朝，盛在宋代，如今已成了風靡世界的三大無酒精飲料(茶葉、咖啡和可可)之一，飲茶嗜好遍及全球。尋根溯源，世界各國最初所飲的茶葉，引種的茶種，以及飲茶方法、栽培技術、加工工藝、茶事禮俗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中國傳播去的。
茶聖——唐代陸羽於公元758年左右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葉專著《茶經》，系統而全面地論述了栽茶、制茶、飲茶、評茶的方法和經驗。根據陸羽《茶經》推論，我國發現茶樹和利用茶葉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歷史。茶葉在我國西周時期是被作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時代茶鮮葉被人們作為菜食，而戰國時期茶葉作為治病藥品，西漢時期茶葉已成為主要商品之一了。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於是在寺院廟旁的山谷間普遍種茶。飲茶推廣了佛教，而佛教又促進了茶灶的發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茶佛一味」的來源。到了唐代，茶葉才正式作為普及民間的大眾飲料。
早在秦漢以前，中國四川一帶已盛行飲茶。西漢時，茶是四川的特產，曾通過進貢傳到京城長安，原來中國古代四川東鄂西就是茶樹的發祥地，而這裡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農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領。在《史記．吳起傳》與《說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記載，這說明神農氏的部族發源在四川東部和湖北西部山區，這正是今日大神農架的地域。在這樣一個植被茂盛，至今還盛產茶葉的環境裡，神農嘗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後來這些部族不斷北移或東徙，西北才成為華夏政治中心到舜帝禪讓王位於大禹，氏族社會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帶，前幾年己在該處王城崗發掘出夏代遺址遺物，大禹接位，並非一帆風順，當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導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後又戰敗防風氏，逐漸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讓位於他。而「三苗」後裔不服，所以，《史記五帝本紀》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的記載。
大禹治水在江南，史書也有根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上會稽、祭大禹」，司馬遷20歲時，也「登會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紹興留有大禹遺蹟。禹的第六代孫夏杼時政局統一，國力強盛，他曾率部南下尋根，至浙西、駐驊金斗山東南延巒妙峰一帶，故這一帶山稱之為杼山。當時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遺蹟。夏杼之後八代而衰，履癸(桀)為契滅，契建立先商世代。從現存的歷史資料也不難看出，氏族社會「三苗氏」生息之地，產茶歷代不衰，如南北朝時，《劉琨購茶書》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陸);《桐君錄》中提到酉陽(今湖北黃風東)、巴東(四川奉節);《荊州土地記》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產茶葉。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崍等地盛產茶。
780年陸羽《茶經》中提茶葉品質不詳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見，《神農本草經》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應發生我國中原。即使從《王褒僮約》所記載的飲茶、賣茶的事實看來，中國漢代以前，川東鄂西地區生產和利用茶葉的事業已相當發達。人們不難設想從採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樹，從自給自用到「產、供、銷」的過程，需要多長年代。所以說中國祖先發現利用栽培茶葉的歷史是悠久的。
陸羽著《茶經》，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標誌。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學雙重內容，探討了飲茶藝術，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飲茶中，首創中國茶道精神。以後又出現大量茶書、茶詩，有《茶述》、《煎茶水記》、《採茶記》、《十六湯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與禪教的興起有關，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廟崇尚飲茶，在寺院周圍植茶樹，制定茶禮、設茶堂、選茶頭，專呈茶事活動。在唐代形成的中國茶道分宮廷茶道、寺院茶禮、文人茶道。
来源：*看中國*
*大紅袍：茶融儒釋道* -閩北日報- 2019-11-27 21:29
武夷山，千載儒釋道，萬古山水茶。
賞遊武夷山，觀看《印像大紅袍》，品飲大紅袍，我不由舉盞遐想，一片茶葉如果沒有文化的內函，便是普通的樹葉；一片茗葉有了文化的賦予，才是茶中的金枝玉葉。追根溯源，給人深深感悟，發現大紅袍三個字裡，竟然聚集了“儒生、僧人、神茶”的三者和諧共榮關係，有著武夷山三教文化的融匯貫通。細品大紅袍的色香味，愈讓人感識茶裡的歷史文化底蘊，愈與人覺見茶中的豐富思想哲理。
大紅袍的美名。民間傳說明朝年間一個舉子，進京趕考路過武夷山時﹐突然發病﹐腹痛難忍﹐被附近天心禪寺的僧人及時發現，即取出採自寺旁岩石上生長的茶葉沖泡給他喝﹐病痛即止﹐不藥而愈。後來狀元及第﹐為了答謝和尚﹐專程前來拜謝﹐並將身穿的狀元袍披在那株茶樹上﹐這茶因而得名“大紅袍”，元明以來為歷代皇室貢品。
舉子，儒家學生。儒生趕考，因病被和尚以茶水相救，求得功名後回來向寺僧謝恩，披狀元紅袍於茶樹上，正是學子尊仁義之德，行禮信之智的表現。狀元公的報恩之舉，與人展示了儒生牢記“仁、義、禮、智、信”的儒學之道。這是儒家做人的道德風範，人生的倫理原則，也是我們今天構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處理人與人之間社會和諧關係的重要藉鑑。古人云，滴水之思，當湧泉相報。試想，一名學子如無知恩感謝之心，怎能“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狀元之福，紅袍之榮，成就了武夷山茶的“天人合一”神韻。
僧人，釋家弟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天心寺僧人施茶救人，正是出家弟子與樂拔苦的初心。茶，最早就源自寺廟，作為飲品，也作為藥用。僧人一邊誦經，一邊農作，禪林生活，“禪茶一味”。武夷茶宋末元初興起，明清而盛。天心寺始建於唐代，初名山心庵，是佛教八名剎之一。寺院居山藏地，猶天之極樞，如是天之中心，得以寺名。僧人善種茶焙茶，除自飲促進寂靜禪定，還用於布施給上門的香客。慈悲為懷，救人苦難，是佛家倡導的重要思想。南本《涅槃經》卷十四雲：“所有善根，慈為根本。”天心寺僧人以慈悲為萬善之德，以茶為善行，積蘊了武夷山的優秀禪茶文化。釋儒之交茶作緣。茶披紅袍佛寺旺，狀元作美禪門興。
神茶，大紅袍的譽稱。老子言，道法自然，長養萬物。這神美的茶樹在哪？生長武夷仙掌峰附近的九龍窠最後一窠岩腳下，鐘日月之精華，集山川之靈氣，蓬勃而長。南宋著名道人白玉蟾在止止庵修道時，曾作茶詩：“仙掌峰前仙子家，客來活火煮新茶。主人搖指青煙裡，瀑布懸崖剪雪花。”武夷山橫亙華東第一高峰黃崗山，屬亞熱帶氣候，四季分明，常年雨量充沛，峰環巒疊，煙霧籠罩。武夷山碧水丹岩，幽澗流泉，風光秀麗。
讀《茶考》：“武夷山土氣宜茶”。九龍窠上的四株大紅袍茶樹，所處峭壁上有一條狹長的岩罅，岩頂終年有泉水自罅隙滴落，泉水中富有各類的有機物，土壤潤澤肥沃。茶樹兩旁岩壁直立，日照較短，氣溫變化不大。正是這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仙山福地，培育了“茶中之王”的一枝獨秀。加上精湛製作技藝，方見茶的“幽谷蘭香”之韻，才有茶的“正清和雅”之道。由此，僧人以此佳茗救治了儒生，不僅顯示茶的自然功力神效，茶樹被人格化，繼而神化，彰顯了道家文化的魅力。如今，每年春天，“採茶喊山”，“祭拜茶神”，成了武夷山古典民俗傳統。
“武夷高處是蓬萊，採得靈根手自栽。”理學大儒朱熹，曾在武夷山沖佑觀任職，他好學也好茶，一邊教書育人，一邊植茶品茶，樂在其中，自稱茶中仙。“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他常到天心寺與圓悟大師煮茶論道，說茶談經，曾作詩《天心問禪》：“幾度名山去作客，半牆禪院水為僧。漱流枕石心無語，聽月煮書影自橫。”千江印月，萬淙歸海。見此，朱熹早已把儒釋道文化融合在武夷的“山水茶”中。
大紅袍茶香，大紅袍茶美，引得我多次到武夷山，上天心禪寺和澤道禪師品茶談經論道，到九龍窠觀賞這四株大紅袍茶樹。一個早春時節，只見茶樹葉芽勃發，“大紅袍”三個鮮紅大字高刻石壁上，朝陽升起，丹霞之光輝映，通樹艷紅似火，遠望宛如一件大紅袍覆蓋樹冠上……
茶美天下，茶和天下。優美的茶文化，是一個地方茶業的特韻；優秀的茶藝術，是一個地方茶旅的盛象。時下大紅袍，走在“一帶一路”上，名揚世界，已成福建佳茗的一個品牌代表，成了美麗武夷的一個特色象徵。
*朱熹與武夷岩茶*
朱熹(1130—1200)字無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別號紫陽，晚年自稱“茶仙”，宋代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縣)，一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區居住前後達40餘年，死後葬於福建建陽，今建陽縣黃坑鄉後壙村有朱熹之墓。
朱熹與武夷茶道
武夷山是我國風景名胜山川，方圓約60里，有九曲溪、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桃園洞、流香澗，最有名的是朱熹講學的紫陽書院舊址和久享盛譽的武夷岩茶了。
武夷山“奇秀甲於東南”，而且盛產茶葉。據記載，武夷山自唐代始種茶，宋時名列貢品，范仲淹曾寫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的詩句。武夷產的岩茶乃是烏龍茶的上品，武夷山由於岩石風化後園土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和有機質，所產的茶葉具有不可言喻的山岩風韻，香氣勝幽蘭，滋味鮮滑回甘，“武夷岩茶”因此名揚天下。朱熹生活在武夷山麓九曲溪畔，武夷岩茶自然是垂手可得，他一生喜飲武夷岩茶，在武夷過著“客來莫嫌茶當酒”的清淡儉樸生活。
朱熹樂於武夷山水，更精於武夷茶道，與武夷岩茶緣分深沉。他的一生有一大半是在茶鄉武夷山度過的，“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他隱居武夷山，著述立說，以茶窮理。親朋故友來訪，則人山尋勝，品茗賦詩，互相唱和，至今遺跡猶存。武夷山六曲響聲岩留有手書岩刻，記載他與蔡元定、呂祖謙、劉子翼等文人武夷漫遊；在《武夷山志》裡還收入他與袁樞、潘友人等品茗唱和的茶詩。
朱熹在武夷講學之餘，常與同道中人、門生學子人山漫遊，或設茶宴於竹林泉邊、亭榭溪畔，臨水瀹茗挾誦。九曲溪有塊巨石“茶灶石”，“磯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幾然，可以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凹，自然為灶，可炊以瀹茗。 ”朱子常在巨石上設茶宴，鬥茶吟詠，以茶會友。他在《武夷精舍雜詠》中有首《茶灶》記述之，詩曰：
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
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這種茶趣，這種意境，傾倒多少文人墨客。此詩一出，廣為流傳，一時和者甚眾。當代著名詩人如辛棄疾、袁樞、留之綱、韓元吉、項安世等紛紛唱和，大大提高了武夷岩茶的聲譽。尤以建安學者袁樞的《雜詠十首》最引人注目，詩中還描述了武夷山中道學夫子的隱喻生涯。愛國詩人楊萬里於淳熙十六年(1189)由江西筠州赴武夷山與朱熹會晤，翌年正月也寄給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詠》，其十一《茶灶》酬唱曰：“茶灶本笠澤，飛來摘茶園，隨在武夷山，溪心化為石。”這些詩篇對朱子隱居武夷講學授徒，著述立說，所重者茶作了形象的總結。五曲溪畔、竹林泉邊，茗飲自娛，悠閒自得，清心寡欲，飄然欲仙，茶的精神與大自然的和諧，真是個“竹林泉邊架石銚，九曲溪畔瀹茗飲”。
淳熙十年(1183)朱熹寫過一首《詠茶》詩，記錄他蟄居武夷的生活，詩云：
武夷高處是蓬萊，採取靈芽手自栽。
地闢芳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
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
啜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成堆。
這首詩寫出了他在武夷的山居樂趣。他種茶採茶，以茶自娛，以茶待客，品茗吟詠。這年他在武夷山隱屏峰下構建“武夷精舍”(後名紫陽書院)，辦學講學，倡道東南，為儒家傳統繼往開來，武夷山一時學者云集，盛極一時。武夷精舍周圍置有茶圃兩處，種植茶樹百餘株，朱子每於講學之餘，行吟於茶叢。《朱熹的故事》一書曾記載過《朱熹遇茶姑》的美麗傳說。
據《崇安縣志》記載：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五曲，清康熙時，春間置茶培於此，舊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曰“文公茶”，又名臭葉香茶，香逾他樹，舊為武夷名茶之一。在崇安、建陽兩縣交界處有座雲谷山，朱熹41歲時曾在山上構築草堂。取名“幽庵”，愛其幽勝。朱子於幽庵閉門著述，並在嶺北種植茶園，親手栽培，百株茶園，枝繁葉茂，平展坦蕩，取名“茶坂”。朱子常荷鋤除草、提籃採摘其間，深得耕讀之樂趣。在《茶坂》一詩中記錄他在茶園的辛勤勞動，詩曰：
攜蔬北嶺西，採擷供茗飲，
一啜夜窗寒，跏跌謝衾枕。
簇(yng)系竹製的箱籠。“跏躍”本為佛家語，意謂盤腿而坐，原指參禪，這裡指的是飲茶而不思睡，故言“謝衾枕”。這一時期朱子常同友人舉行茶宴。《朱文公全集》載：朱子青年時代便戒酒，喜歡茶宴，以茶修身。他在給友人信中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之酒冽，戒而絕之，似覺省事。”茶宴本是古代文人作為一種清儉的生活風尚和廉素的道德風尚，作為風氣流傳下來，宋代茶宴多見於上層社會與禪林僧侶之間。在上層社會中，文人墨客茶宴重於“情”，選擇在風景秀麗、環境宜人的場所進行。朱熹在武夷講學期間，四方學者云集，朱子常與他們相聚於茶宴間，品茗論學，賦詩填詞。宋淳熙五年(1178)，朱子赴東四涪村參加其表兄邱子野茶宴上，賦詩論茗，詩曰：
茗飲瀹甘寒，抖擻神氣增。
頓生塵慮空，豁然阮心目。
朱文公常在茶宴席間詠茶，有時妙語連篇。在與張敬天、林澤木等友人唱和應酬曾作詩曰：
小園茶樹數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嘗。
雖無山頂煙崗潤，亦有靈源一派香。
宋代寺院“茶宴”流行，當代文人雅士常慕名參與。朱熹亦樂於此行，當時五夫開普寺住持圓悟常辦茶宴，朱子慕名經常赴宴，品茗唱和，他們結識於茶宴間，其後竟成“忘年交”。當圓悟圓寂時，朱子賦詩弔唁，詩曰：
一別人間萬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
不須更活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三峰。
在雲谷山麓有座“休庵”封廟，住持是位茶人，喜植茶樹，朱子常往返其間談經論道、品茗吟詩，交往甚密，他曾賦詩記之，詩曰： 別嶺有休廬，林巒亦幽絕。 無事一往來，茶瓜不須投。
末句典出《詩經》：“投之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表示他與休庵住持之間意趣相投，不須互贈，只求共飲的茶趣。 在武夷山水簾洞三賢祠前有楹聯一副：“山居偏隅竹為鄰，客來莫嫌茶當酒。”表現朱熹隱居武夷時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宋代文人在款待賓客時，一改唐人的飲酒，以茶當酒。宋代流行“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禮法。朱子這副楹聯曾留下過一則《水簾洞三賢品茗》的茶苑佳話。
朱熹一生沉迷於武夷岩茶，廣結茶緣。他在外任時曾撰寫《勸農文》，念念不忘推廣茶葉的種植栽培。朱子知漳州時年已花甲，尚在州府的百草亭園圃種植武夷岩茶，並在漳州推廣武夷茶葉，漳州一度成為武夷茶的經營市場。朱熹在回江西婺源祖籍老家掃墓，他也不忘把武夷岩茶苗帶回去，在祖居庭院植十餘株，還把老屋更名為“茶院”。他把隨身帶去的武夷茶葉招待家鄉父老，廣為介紹其栽培和焙烤的方法。
道南理窟——武夷山
武夷山不僅是道教名山，佛教名山，也是儒教（理學）名山。
公元1081年和公元1093年，楊時與遊酢先後兩次前往河南洛陽，向理學開山祖師程顥、程頤兄弟拜師求學。當遊、楊二人冒雪來到程家時，正逢程頤閉目靜坐於書堂，二人恭敬地侍立在門外靜候，程頤發覺時，門外已雪深一尺，由此留下了“程門立雪”的千古佳話。遊酢、楊時後來長期講學著述於武夷山，使武夷山成為理學南傳的第一驛站，理學在武夷山植根繁衍。
朱熹是程氏兄弟四代弟子，著有《四書集注》、《書集傳》、《詩集傳》等，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
1181年朱熹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學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朱熹的學術成就和理學名山武夷山聯繫在一起，為萬古傳頌。
朱熹之後，被稱為集宋明理學史上“心學”之大成、創立“陽明學”的王陽明（王守仁）兩度到武夷山。他在山中流連數月，瞻仰紫陽書院，研讀朱熹著作，留下“山中又遇武夷君”的詩句。王陽明認為正是在武夷山西溪源頭的靈峰下，才初步形成了他的哲學體系。武夷山中歷史上兩度為其建祠堂常年祭祀。
此外，一批理學家相繼在武夷山中、九曲溪畔創建書院，如宋代的蔡沈的南山書堂、元代熊禾的洪源書堂、明代李材的見羅書院等。僅有記載的就達30多處。這些書院奉武夷精舍為圭臬，使武夷山進入文化鼎盛時期，成為一座理學名山，被後人譽為“理學名邦”、“道南理窟”。
武夷岩茶與儒釋道三教並存 武夷茶文化歷史悠久、底蘊厚重，它的發展與武夷山的儒、釋、道三教文化有著不解的生命情緣。
武夷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它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氣度，同時接納了儒、釋、道三大教派，形成了三教同山、三花並蒂的獨特文化構築，展示了武夷山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內蘊。武夷茶文化的產生、發展和繁榮，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贏得了全面的舒展。三教飲茶論道，感悟人生，共贊武夷茶，把各自的教派宗旨融進茶道的精神，為武夷茶文化的發展注入了一泓生命的清泉，也打開了一扇精神世界的窗口。
武夷山的儒教理學鼎盛於南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推朱熹，儒家們倡導的人生處世原則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從某種意義上說，朱子理學這一思想體係正是源於武夷茶道的真傳。因為，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講學、著書、立說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吸納了武夷茶道所倡導的修身養性的生命理念，與理學思想形成了精神層面的高度融合與統一。無論是朱熹親手植茶的生動故事，還是朱熹吟詠武夷茶的眾多詩文，抑或是朱熹品茗論道的靈感火花及茶事逸聞，均都透出了濃濃的文化色澤，鋪展出武夷茶獨具的神奇魅力。
朱熹的《詠武夷茶》：“武夷高處是蓬萊，採取靈芽於自栽。地僻芬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咀罷醒心何處所，近山重疊翠成堆”。這是一幅何等寧靜且充滿濃郁生活氣息的採茶景象！透過這和美閒淡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朱熹心靈深處的淡定從容，感悟到朱熹精神世界的情感意蘊。這就是朱熹與武夷茶的一種心靈默契和情感溝通。
武夷禪茶也是武夷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唐代以來，武夷山的寺廟遍布山中，清越的梵音禪語與“六六三三疑道語”遙相呼應。“千萬峰中梵室開”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詞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詩句，形像地反映了唐宋時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寺廟林立的景象。武夷僧人遠離塵世、歸隱山中，他們在這得天獨厚的環境中，伴著晨鐘暮鼓與繚繞的香火，把修身養性作為生命的最高境界來推崇。
種茶、製茶和品茶已成為他們修行的一個重要載體，許許多多的頓悟都是在這茶事活動和品茗意蘊中獲取靈魂的啟迪。武夷山的名僧翁藻光對武夷茶也是情有獨鍾，曾寫下許多讚美和感悟武夷茶的著名詩文。“扣冰沐浴，以冰烹茗”幾乎成了他人生的經典故事。他在荊棘荒蠻中坐禪靜悟“喫茶去”的佛理，最終獲取了“茶禪一味”的真諦。在武夷佛教的歷史上，幾乎沒有不與武夷茶結緣的寺廟，寺廟周遭的茶園幾乎與寺廟一樣悠久。
這根源就在於武夷佛教所推崇的宗旨，與武夷茶的“蘊和寓靜”的禀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許多僧人就是通過品飲武夷茶，才悟出生命的真諦和世間萬象的玄機，最終修成正果，實現生命意蘊的飛躍。
武夷山道教與武夷茶也有著割捨不斷的生命情緣。武夷山的道教可追溯到漢武帝封禪武夷君這一歷史時期，以“清心寡欲為修道之本，以為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為修身宗旨，推崇的是天人合一、羽化成仙的生命理念。其所蘊含和營造的恬淡靜美的高遠意境，正好吻合了武夷道教所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靜美的思想意念，那“心靜則神安，神安則百病不生”的修道意念，正是從品飲武夷茶的意境中派生而出的。
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白玉蟾。他在武夷山大王峰麓的止止庵修行多年，留下大量的詩文著作。其中不少是描寫讚美武夷茶的。他把對武夷茶的理解和感悟，深深地溶進了自己的血脈裡，便融會貫通地嫁接到道教的教義中去，形成了自己獨具的生命悟性。
武夷山三大教派能夠友好相處、共求發展，形成三花並蒂的繁榮局面，其一要歸功於這座千古文化名山的博大胸襟，其二要得益於武夷茶的鏈接。因為武夷茶“蘊和寓靜”的禀性，與三教文化所推崇的宗旨完全達成心靈的共鳴，三大教派正是通過品飲武夷茶，讓靈魂在博大的意境中得以清洗過濾，最終贏得生命的昇華。所以說正是三大教派的鼎力推崇和讚美，武夷茶的發展才有了文化的底蘊，才有了生命的光芒。
来源：*大紅袍*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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