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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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及動力】　

(一)全球化的時代背景

工業文明的困境是全球化到來的一個前提，現代文明的危機中已經孕育著一個新的時代。因為各種各樣的危機把人們從現代工業文明的幻夢中驚醒，促使人們反思現有的文化模式，思考人類的未來。

以自然資源為基本要素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資源短缺和生態破壞，幾乎把人類逼到了生存的絕境，人類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必然尋求全球範圍內的合作，因為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是不分國界的，發達國家盡可以把垃圾、化學廢物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大氣圈、水圈、自然風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人類的命運真可謂“風雨同舟”，人類只有聯合起來共同解決面臨的危機，才有可能渡過難關。

以擴張為特徵的現代文明導致了極權主義，致使整個世界處於風險狀態，導致了貧富分化，第三世界各國正在越來越深地陷入到貧困、疾病、戰爭和獨裁暴政的泥潭之中。這本身就構成了對和平生活的威脅，人們不得不擔心：衝突，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

人們推測可能會爆發兩種形式的災難：一種是環境災難和生態大事故造成的全球性問題；另一種是國際衝突和地區性戰爭的後果，在這種災難當中富裕國家也不可能不受衝擊。以上兩種可能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將面臨的困境，也是發達國家不能迴避的現實，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

既然世界各地的人們認識到面臨著共同的災難，那麼他們就應該聯合起來去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這樣看來，烏·貝克的話不無道理，“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年後的今天，應當發表一篇世界公民宣言：全世界的世界公民，聯合起來!”環境問題所引發的文化危機，泰勒認為只有通過全人類的聯合才能拯救。雖然人類怎樣聯合的途徑還有待尋找，聯合起來的人類怎樣去克服危機也還需要時間，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人類面臨的文化危機必須通過全人類才能解決。

泰勒提出：“一旦圍繞環境威脅形成了一個共同理解的氛圍，情況就會發生變化。當然，局部群體和全體大眾之間的戰鬥仍會持續。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垃圾存放處，但沒有人想將其置於自己後院。不過，某些局部戰鬥要用新的眼光來看，它們被置於不同的框架中。

例如，對某些原始區域的保護、保護環境免受破壞性攻擊，業已被視為新的共同目標的一部分。事實上，只有當人們分開和分裂時，那些具有不可逃避性的機制才會起作用。當一個共同意識出現之時，困境就有了轉變。” 

總之，人類要規避各種風險現實化，要規避全球性災難的發生，要阻止文明世界的全面崩潰，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各國家的人們必須訂立契約、共同行動，積極地尋求解決措施，自覺地形成一種全世界的文化差異和平相處、彼此尊重的全球依存狀態。



(二)全球化產生的動力

全球化時代既產生於現代西方文化的危機中，也產生於促使全球化到來的各種力量中。這些力量主要是指技術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和人道主義全球化。就技術全球化來講，它加強了世界各地的相互往來和互相理解，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習俗逐漸消解，新的觀念、新的生存方式陸續出現，繼而文化全球化開始生成。

這裡我們要注意，技術不能僅被當作一種工具來看，它在執行工具這一職能時，實際上參與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雅斯貝爾斯認識到，“技術使前所未有的交往和通訊變為可能，它造成了全球的統一。人類整體的共同的歷史開始了。統一的命運控制著人類整體。全球四面八方的人都能互相理解。由於比起以前東亞對於中華帝國，或者地中海世界對於羅馬來說，現在通訊聯繫技術更容易到達世界各地，因此全球的政治統一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由於技術的發展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變成了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里共同生存的整體，這種相互依賴、風險共擔、共同生活的現實是全球文化產生的最大動力，顯示了交通技術和通訊技術與全球歷史、全球意識的關係，就是說，在自然土地上的共同生活和在時間裡的共同存在造成了人類的統一。

歐文·拉茲洛則著重分析了通訊技術與人的交往之間的關係，指出了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形成的多種多樣的文化，現在正通過技術的中介而發生了十分廣泛的密切聯繫。在這種聯繫中，多樣性的文化得到體現，普遍性的文化得以形成，而全球文化正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兩種趨勢相互作用的過程。

他說：“實現一定程度的統一性的方法不是通過文化統治來消滅文化多樣性，而是在現有文化之間創造更密切和更永久的交流和接觸。這樣做的工具是現成的：現代通訊技術不只能聯繫給定國家和文化內的人民，它們也能聯繫不同文化……以理解為基礎並由通訊產生的合作與參與可能把當代世界提高到超越共存階段而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相互依存階段。相互依存不僅意味著並肩生活和成長，而且意味著彼此合作，互相通過對方得以生存。”由此可見，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從電話到電子計算機再到因特網的發展，消除了人們之間的空間界限，加強了各地人們之間的聯繫，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人造衛星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的相互融合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的進程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改變著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改變著社會的結構和組織。

就全球化來講，不能否認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為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像今天這樣需要有世界範圍的規則，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在經濟上，隨著大型跨國企業的建立以及伴隨他們一起發展起來的金融市場興起，產生了一種新的生產力，它帶給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喚要求與新的經濟市場活動範圍相適應的遊戲規則。”

可以看出，世界範圍內的經濟交往是全球化時代的動力，也是促成人們形成全球意識的一個因素。現在，加入到共同貿易協定中的國家越來越多，貿易商品的範圍越來越廣，世界金融市場在貿易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已經是一種事實。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引起了全球性的競爭，結果是出現了資源短缺、環境惡化、金融風險等全球性問題，這些都說明了競爭的極限性，也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世界的整體性，在這個整體的世界中，發生在遙遠地區的事件可以對我們產生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作出的決定，其後果也可能是全球性的。

於是人們意識到了同在一個地球的意義，開始了彼此之間的合作，認識到了相互依賴的重要性。正如湯姆林森所說：“ 資本主義在其生產、流通及商品消費的各個時期的原動力，對我們日漸增長的相互聯繫來說都是意味深長的。”

如果說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是全球化客觀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麼人道主義因素就構成了全球化動力的主觀部分，它們的存在對於全球化同樣是不可缺少的。為了解決全球性問題，人們創設了多種國際機構，包括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如聯合國、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紅十字會、野生動物基金會等等。

儘管這些機構的能力十分有限，期望它們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前景也很渺茫，但它們的初衷畢竟是針對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而建立的，如生態保護、南北關係、人權問題等等，它們發出了維護正義的聲音，提供了人類為之努力的方向。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這樣的組織越來越多，所起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它們的存在和作用，能加快全球化時代到來，是促進全球化文化產生的重要力量。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將國內問題與全球治理相聯繫就不再是烏托邦了，因為二者已經在實踐中緊密地聯繫了起來。在市場的波動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之下，在全球層面上運作的合作性機構在數量上已經有了很大增長。例如，在20世紀初，有二十個以上的國際性政府間機構，以及一百八十個跨國的非政府機構。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數目已經達到三百個，後者的數目將近五千個。全球性治理已經出現。”

綜上所述，可以說全球化時代既產生於現代文化的危機中，也產生於現代化的成就中，現代文化成就則為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如果對促成全球化時代到來的各種因素作一個綜合考察，阿爾布勞的概括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全球性至少在五個方面使我們超越了現代性的種種假設。這五個方面是：由全部人類活動造成的全球性的環境後果；由具有全球破壞性的武器導致的安全感的喪失；通訊系統的全球性；全球性經濟現象的湧現，以及全球主義的反省性——在有這種反省性的地方，人們和各種團體都以全球作為自己確定信仰的參照系。所有這些匯聚在一起，就對那種認為'現代性會不斷擴張'的觀點，並因而也對民族國家構成了極大的挑戰。”

所以說，全球化的出現既是各種客觀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人們積極參與、共同創造的一個主觀進程。

關於全球化產生的背景及其動力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時代是繼現代工業文明文化模式之後的一個新時代，這個時代既不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的起源，認為它已有5000年的歷史。因為那時雖然不同的文化有所交流，但文化傳播的規模、速度及範圍都相當有限，與今天的全球化不可能相提並論。同時，全球化也不像世界體系理論所認為的那樣起源於16世紀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

我們固然不能否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揭開了全球交往的序幕，但是它只是開闢了全球各國家、地區之間相互往來、相互作用的時代，卻沒有顯示出人類相互依存、共擔風險的特徵。確切地說，全球化是近幾十年出現的新現象、新事物。

具體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全球作為一個整體獲得了十足的重要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暴露了現代工業文明的局限性，全球通訊系統的建立標誌著人類進入了相互聯繫、共同生存的全球化時代，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人們已經達成了共識：我們生活在地球這個“太空船”上，並且只擁有一個“共同的未來”。 



                       【全球化帶來什麼】

無論我們是否處在一個空前的全球化過程裡，以往的經驗都具有啟發性。全球化的歷史經驗可以分成四大類：道義問題；收益問題；趨同與逐異問題；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問題。而以下四個全球化特徵正對應著這四個問題。

1、缺少法治道義的全球化

任何國家內部的市場化都是隨著法治環境的逐漸成熟而成熟的。國際的市場化卻不是在法治環境下進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謂國際市場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當立法、司法和執法都歸於一家，只有理想主義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從不公平中獲利的國家才去奢談國際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沒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謂“ 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體現國際公義的治理。

2、無法預知國家損益的全球化

抽象談論在全球化中獲益或受損的條件非常困難。強國、弱國、大國、小國都可能獲益，也都可能吃虧。傳統的中國是被全球化擊敗的，卻也是從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國是從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國，雖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國，卻呈現冷淡全球化的傾向，因為美國開始感受到代價。

3、刺激追求差異的全球化

全球化導致的“趨同”是淺薄的，全球化導致的“逐異”卻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時代最深刻的特徵。全球化的資本毫無人性可言，它帶來激烈的社會變遷，刺激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興起，也必然伴隨激烈的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乃至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往的全球化帶來了繁榮和進步，也帶來了大革命，帶來了國內戰爭，帶來了“世界大戰”。 

4、促進民族主義和國家疆界的全球化

毫無疑問，近代以來形形色色的國際主義都產生於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帶來了更強大的民族主義，帶來了護照和海關，帶來了人員交往的阻隔，帶來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疆界，帶來了更先進的武器和更強大的國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獲勝的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國家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在今天，我們看到了“歐洲合眾國”主義的興起，歐洲貨幣的使用，歐洲邊界的鞏固，歐洲海關的確立，歐洲防衛的統一。

是什麼刺激出這種新“西歐民族主義”？美國、日本、西歐……哪一個還在談論國際主義？當人們已經把保衛疆界安全的戰場延伸到外太空，誰還能說全球化消滅國家疆界呢？曾幾何時，為普世歡樂而設立的奧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場，國家之間的競爭，甚至成了在民族國家內部進行競爭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