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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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爭鳴、爭春秋】

春秋時代，是中華文明的根源，因為中國一半以上的姓氏都在春秋形成，一半以上的成語形成於春秋時代，我們文化的始源也在春秋…… 因為有了這段歷史，才給我們留下了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遺產。

百家爭鳴是指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 戰國（前475年—前221年）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家族流派之間爭芳鬥豔的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據《漢書 · 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後的《隋書 · 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記載“諸子百家”實有上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較為著名的不過十家而已。歸納而言只有10家被發展成學派。

西漢劉歆在《七略 · 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 九流 ”。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出自這裡。

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交相輝映；以孔子、老子、墨子為代表的三大哲學體系。至戰國時期，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但至漢武帝時，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於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統治中國思想、文化到漢朝末年。

歷史環境

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技取得較大進步。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這是百家爭鳴形成的原因。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針對社會的急劇變化，各學派熱烈爭辯，著書立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詰難，於是出現了思想領域裡“百家爭鳴”的局面。

"百家爭鳴"的出現，正是上述社會與階級關係在我國古代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反映。而這種“百家爭鳴”的出現，則又是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的。春秋晚期與戰國初期，各諸侯國先後進行了變法改革。這些都是新興地主階級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改變奴隸制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從而完成封建化的過程。到戰國時期，由於各國處於封建割據的狀態，統一的封建政權還沒有形成。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變法改革，以致於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落後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其他方面。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本身政權還不鞏固，他們的思想也還沒有形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這就為諸子百家的爭鳴局面的出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期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並不受到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排擠和束縛。而一旦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確立，封建大一統的國家形成，就很難再出現春秋戰國時期那樣的“百家爭鳴”的盛況了。

文化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文化輝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社會大變革時代為各個階級、集團的思想家們發表自己的主張、（即諸子學說和老百姓家訓）進行“百家爭鳴”提供了歷史舞台；同時，它也有賴於多種因素的契合。

1、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將原本屬於貴族最底層的士階層從沉重的宗法制羈絆中解放出來，在社會身份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而汲汲於爭霸事業的諸侯對人才的渴求，更助長了士階層的聲勢。士的崛起，意味著一個以“勞心”為務、從事精神性創造的專業文化階層形成，中華民族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們的深刻影響。

2、激烈的兼併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文化傳播的規模日盛，多因素的衝突、交織與滲透，提供了文化重組的機會。

3、創造性的精神勞動，從而為道術“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4、隨著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喪失，世守專職的宮廷文化官員紛紛走向下層或轉移到列國，直接推動私家學者集團興起。

正是如上種種條件的聚合，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創造了一種千載難逢的契機。氣象恢宏盛大的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出現原因

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像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鑒。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猛烈衝擊。在各國競相改革的風潮中，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四處遊說、講學，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促使了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社會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別的代表人物，對各種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湧現出一批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學術大師，形成了思想領域中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 士 ”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 禮壞樂崩 ”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像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脩”（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 士 ”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 養士 ”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藉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 食客三千 “，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匯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擔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既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詰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

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 “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儒家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 禮樂 ”和“仁義”，提倡“ 忠恕 ”和不偏不倚的“ 中庸 ”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 有教無類 ”，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山東曲阜）人，被後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他的理論的核心是“ 仁 ”，他主張“愛人”，要求人與人之間要相互愛護，融洽相處；實現'仁'要做到待人寬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體現仁的製度或行為的準則是“ 克己復禮 ”。孔子首創私人教學，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認為不分貧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打破了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張統治者體察民情，愛惜民力，“ 為政以德 ”，“節用而愛人”，使百姓“ 足食 ”，國家“ 足兵 ”，取得“民信”。他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這種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觀和倫理觀。重視道德教育，特別是個人修養，強調關愛別人，用社會規範約束自己的行為。

著作：《春秋》孔子整理的《詩》、《書》、《禮》、《易》、《樂》五種教本,連同《春秋》被後人稱為" 六經 "。其中《樂》後來亡佚了，現存《詩》、《書》、《禮》、《易》、《春秋》被稱為“ 五經 ”。

儒家學派在孔子以後發生分裂，至戰國中期孟子成為代表人物。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期鄒國人，是孔子的嫡孫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 亞聖 ”之稱。孟子的主張是複古倒退的，當時許多諸侯都認為不合時宜。他主張“仁政”，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的倫理觀是“性本善”。

儒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還有荀子。荀子名況，時人尊他為荀卿。在政治方面，他主張“ 仁義 ”和“ 王道 ”，“以德服人”，並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則覆舟”。也哲學方面堅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認為人生來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這就形成了人們“好利”“好聲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過學習禮儀，通過法治，可以使小人變為君子，普通人變為聖人，荀子的這種主張，被稱為“性惡論”。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綜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積極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孟子、荀子對儒家思想加以總結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學派的積極合理的成分，使儒學體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國後期的儒學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

道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又稱“道德家”。這一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於“道”的學說作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否認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政治理想是“ 無為而治 ”。老子以後，道家內部分化為不同派別，著名的有四大派：莊子學派、楊朱學派、宋尹學派和黃老學派。

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國人，約與孔子同時，出身於沒落貴族。反映他思想的書為《老子》，又名《道德經》，是戰國時期道家學派整理而成。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為普遍的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在他看來，道是凌駕於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他還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絕對權威。

老子的哲學裡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途徑是“ 守靜 ”。

老子主張以柔克剛。相傳老子曾張開嘴讓弟子們看，然後對弟子們說：“我那堅硬的牙齒早就掉了，可我那柔軟的舌頭還在！”

政治上提倡“ 無為 ”、“順應自然”。無為是指不妄為，不胡作非為，為所欲為。

道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莊子，名周，戰國時期宋國人，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曾做過宋國漆園吏的小官，後來厭惡官職，“終身不仕”。《莊子》一書，是由他和門人編成的。又名《逍遙遊》是與《道德經》齊名的道家經典。

莊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為學說為基礎而發展的，提出了齊物論。《莊子》一書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對道家學說加以解說。其中的語言形式對中國的古代小說和傳奇的文本表達有重大的影響。道家思想講究一切講究自然，不可強求，與儒家思想相反。

莊子認為，水行要乘船，陸行要乘車，治理國家也一樣，要順其自然，“ 無為而治 ”。莊子批評孔子在魯國想要恢復西周制度的做法，就像在陸地上推船，勞而無功。

代表人物：老子、莊子、列子、楊朱。



墨家

墨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創始人為墨翟。這一學派以“ 兼相愛，交相利 ”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 非命 ”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 墨辯 ”；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墨家學派創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戰國初期宋國人。

墨子的主張和儒家是針鋒相對的。反對世卿世祿制度，主張尚賢，任用官吏要重視才能，打破舊的等級觀念，使“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書，是他的弟子根據受課筆記編撰而成的。

他主張“ 兼愛 ”，消除親屬，貴賤的分別，同等的去愛所有的人。

“ 非攻 ”，譴責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 尚同 ”，“ 明鬼 ”、“節儉”、“尚賢”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願望。

墨家創始人墨翟，戰國初期宋國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別是手工業者的利益。墨子主張“兼愛”（愛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萬民”的階級差別），“非攻”（反對戰爭，在當時主要是反對不正義戰爭，反映了小生產者渴望安定生活的願望），“ 尚賢 ”（主張任人唯賢，反對王公貴族的任人唯親）。墨子創立嚴密的組織，墨者團體的領導者成為鉅子，墨者行動必須遵守鉅子的指揮。墨家思想一度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學派廣泛吸收徵用，戰國後期逐步不受重視。



法家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 法 ”、慎到的“ 勢 ”和申不害的“術”，以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 。

法家學派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後期法家韓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集大成者。

韓非是荀子的大弟子，與李斯同學，出身於韓國的貴族家庭。《韓非子》一書是他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韓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學派的長處，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韓非是戰國後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提出了系統的法治理論，主張“以法為本”“ 法不阿貴 ”（法治的對像是廣大臣民，除國君以外，不論貴賤，一律要受法德約束）。主張君主要利用權術駕馭大臣，以絕對的權威來震懾臣民（法術勢）。韓非子主張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國家大權集中在君主一人手裡，迎合了建立大一統專制國家的歷史發展趨勢。

代表人物：韓非、李斯、商鞅。

兵家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傑出的軍事家孫武。當時著名的兵書有《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是孫武寫的一部軍事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書，“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軍事名言就出自這本書。今天此書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譽，很多西方的軍事學校都把它列為教材。戰國時期，孫武的後代孫臏繼承發揚了他的軍事思想。他反對空談仁義，提出“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這與的形勢相適應。他主張：“事備而後動”，寫成了《孫臏兵法》。他們當時被稱為兵家。

代表人物：孫武、孫臏。

名家

該派萌芽於春秋末期，鄭國大夫鄧析為先驅。作為一個學派，名家並沒有共同的主張，僅限於研究對象的相同，而各說差異很大。主要有“ 合同異 ”和“ 離堅白 ”兩派。

所謂“合同異”，即認為萬物之“同”與“異”都是相對的，皆可“合”其“同”、“異”而一體視之。該派以宋國人惠施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歷物十事”，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汎愛萬物，天地一體”等十個命題。

所謂“離堅白”，即認為一塊石頭，用眼只能感覺其“白”而不覺其“堅”，用手只能感覺其“堅”而不覺其“白”。因此“堅”和“白”是分離的、彼此孤立的。該派以趙國人公孫龍為代表，“ 白馬非馬 ”、“堅白石二”等命題由其提出。

合同異強調事物的統一性，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戰國末期，後期墨家對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糾正，提出了“ 堅白相盈 ”的觀點，荀子亦強調“制名以指實 ”。

代表人物：鄧析、惠施、公孫龍、桓團。

陰陽家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歷數的統治階層，代表人物為戰國時齊人鄒衍。 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 五行 "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

到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便是以“陰陽消息，五行轉移”為理論基礎的宇宙觀。

陰陽學說認為陰陽是事物本身俱有的正反兩種對立和轉化的力量，可用以說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五行學說認為萬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種原素組成，其間有相生和相勝（葜）兩大定律，可用以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鄒衍綜合二者，根據五行相生相勝說，把五行的屬性釋為“ 五德 ”，創“五德終始說”，並以之作為歷代王朝興廢的規律，為新興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此派著作二十一種，已全部散佚。成於戰國後期的《禮記 · 月令》，有人說是陰陽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屬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 ·應同》、《淮南子·齊俗訓》 、《史記 · 秦始皇本紀》中保留一些陰陽家的材料。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列"陰陽家"為六大學派之首。

“ 諸子百家 ”之一：劉歆《漢書·藝文志 ·諸子略》中著錄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將其列為“十家九流”之一。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使“諸子百家”（先秦至漢代出現的學術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

代表人物：鄒衍。

縱橫家

縱橫即合縱連橫。縱橫家是中國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遊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列為諸子百家之一。

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縱橫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穀子。《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复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最後蘇秦失敗了，張儀勝利了。在張儀、蘇秦之後，齊國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縱橫家魯仲連，人稱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後期最後一次操縱和六國抗秦，不過還是以失敗告終！

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

雜家

雜家，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綜合學派。以博採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但略嫌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

雜家，列於諸子中，是很鮮明的一派，因為它是戰國末至漢初兼採各家之學的綜合學派。《漢書·藝文志 ·諸子略》將其列為九流之一。後有趙蕤著《反經》綜述雜家。

戰國末期，經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封建制國家紛紛出現，新興地主階級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統一。在這種呼聲下，學術思想上出現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為一的雜家，雜家的產生，大體上反映了戰國末學術文化融合的趨勢。

雜家的特點是“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只是集合眾說，兼收並蓄，然而通過採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

代表人物：呂不韋。

農家

農家，是先秦在經濟生活中註重農業生產的學派。此派出自上古管理農業生產的官吏。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為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

《漢書·藝文志 ·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

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代表人物：許行

小說家

小說家，是先秦與西漢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先秦九流十家之一。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小說家指的是一類記錄民間街談巷語的人，而小說家被歸類於古中國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說家所做的事以記錄民間街談巷語，並呈報上級等為主，然而小說家雖然自成一家，但被視為不入流者，劉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列，影響甚小。然而小說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側面，卻是其它九流學派都無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說。

方技家

方技家代表人物，遠古有岐伯、俞拊，戰國有扁鵲、秦和，漢初有倉公，其中以扁鵲最為知名，寫出了《難經》。 《漢書·藝文志》錄有“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今大多亡佚，只有《黃帝內經》流傳下來，現分為《素問》、《靈樞》二書。

方技家以醫學為理論基礎，但研究範圍遠寬於醫學，當包括後世之醫家與方士。房中、神仙二家後世多歸入道家。方技家甚至還由治身及治國，《藝文志》指出其有“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的特點。後世“方技”一詞則泛指醫、卜、星、相之術。

影響

基本上形成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系，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是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階段，奠定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各家之間互相辯駁，又互相影響，互相取長補短，有力地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



諸子古書

李零在《中國方術考》對於古書的成書有精闢論述：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局限於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說”（老師之說）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繫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都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闢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託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 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範圍僅僅限於“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週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餘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余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捲、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 《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552 家，僅存44 家。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據陳國慶《漢書藝文志註釋彙編》的統計，《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至西漢的典籍614 家，12990 篇，至今存世的連同殘缺疑偽的在內也不過90 餘家，七分之一稍強。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其所謂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託也。



百家子書散佚類型

散佚之書

指某書作為獨立的文獻在歷史上曾經存在並流傳過，後只有個別篇章字句以某種形式被其他文獻轉引而保存下來。

散佚之篇

如《詩經》是一部匯集上古至春秋時代的詩歌謠諺的作品總集，然後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詩未見於《詩經》的亦復不少，這些詩篇通常被稱為“逸詩” 。對此現象，古人曾提出兩種解釋，一是說這些詩是在“采詩”過程中未被採入；一是說這些詩是由整理《詩經》的人刪除的。

脫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傳世文獻中，實際上存在著曾被其他文獻徵引卻不見於其傳本的文句。如司馬遷的《史記》據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見亦為130篇，似為完書，事實上此書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做過一次補撰，到班固撰《漢書》時又有“十篇缺，有錄無書”，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後來又有人補撰而成的。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上元張燈”條曾經提到《太平御覽》所引《史記·樂書》之文為今本所無。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經問對》、《太平御覽》等書所引《史記》之文與傳本相較，得《史記佚文》一卷，皆傳本《史記》所無。

上舉諸例，《史記》、《詩經》都是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中說：《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散佚的原因

1. 書厄說

“書厄說”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書》卷四九《牛弘傳》記載牛弘向隋文帝上書，把秦始皇下令焚書、王莽末年兵亂焚毀、董卓時吏民哄搶、五胡亂華之際文物蕩然、梁滅亡時蕭繹焚書等五件歷史上重大的書籍毀滅事件稱為“書厄”。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又補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災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及皆毀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复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歷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

當然，書籍的劫難不止於戰亂水火，還有很多人為的禁絕。如王安石主政時曾將自己寫定的《詩義》、《書義》、《周禮義》送國子監鏤版，頒行天下學官，學者爭相傳習，可謂盛極一時；後變法失敗，新學遭禁，王著三經義及《字說》均被廢棄，明代後期皆以亡佚。這是典型的“因人廢言”。如元朝禁毀道家子書、義理、史料記載等，又如清朝修《四庫全書》徵書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詆毀少數民族的書籍一律銷毀。孫殿起根據《禁書目錄》、《掌故叢編》、《文獻叢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等書考察，發現在於銷毀之例者，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liè）。這是“因言廢書”。

2. 文獻傳播的技術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主要書寫材料是竹簡和絹帛，竹簡笨重，每片所載字數有限，而且書寫前必須經過裁斷、剖削、“汗青”、“殺青”等多道工序，費時費力。絹帛輕便，但價格昂貴，直到絲織業高度發達的漢代，一匹絹尚值六百餘錢，相當於六石米的價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獻傳播的早期，單位文獻傳抄的數量相對較少，而其經過漫長的歷史年代散失的風險也就更大。

而且在書籍主要以傳抄形式流傳的時代，卷帙浩繁的書流傳極不容易。如三國魏文帝曹丕時編的《皇覽》千篇，傳抄不易，至南北朝時已不見原書，只有節抄本存世，至隋朝時節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齊《四部要覽》1000卷、梁《華林通略》700卷、北齊《修文殿御覽》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頭過大傳抄不易，早已不存於世。

3. 文獻自身學術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術使用之前，書籍主要靠手抄流傳，因此人們對抄錄的書籍是有所選擇的，質量好的流傳日廣，其他的流傳日微，逐漸被淘汰成為佚書，雕版印刷術使用之後，書籍的傳播手段固然先進了很多，但是書籍的質量仍然影響到書籍的流傳。

4. 因觀念落後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獻觀念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為某些稀有文獻資料保存副本，甚至於把圖書視為奇貨、古董，不肯借人瀏覽，更不用說允許別人錄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獻都被古人當成了陪葬品。有時因為一些政治上的考慮而限製文獻的散佈。官文書是了解一代社會政治現實最直接的史料，但它們歷來不向社會流通，深藏宮中或官府，世為秘籍。這樣的文獻遇到天災人禍，最易亡佚。自漢至宋的歷朝實錄，命運莫不如此。

又如明代所修的《永樂大典》22877卷，徵引上古至明初各類圖書文獻七八千種，其中有許多是今已無傳本的宋元以前舊籍。此書編成後只抄錄了一部藏於南京文淵閣。非常不利於科學技術的傳播。如秦始皇焚書，主要是針對儒家經典、百家之書和各國史書，而兵書、農書、醫書等生活、技術之書並不在焚毀之列。但由於儒家經典有利於政治教化，史書也對當代統治者有借鑒作用，因此這些被列入焚書之列的典籍後來又大量出現流傳，相反不在焚書之列，而見於《漢書·藝文志》的農書、醫書幾乎全部失傳，成為佚書。馬端臨說：“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休；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由此可見古人觀念如此，竟至於對這些書的亡佚毫無痛惜之情。

5. 沒有宗教的護經言論

宗教的重要經書經中都有護經言論，如如有謗經者、質疑經書者下地獄，或者謗經、謗宗教神者下輩子殘疾或平窮，而諸子古書則沒有此種言論其神聖性大大降低，也就招來各種非議。

諸子百家古書演變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諸子書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

黃愛平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歷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說：

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經過歷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只有20 餘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先秦諸子之書，初時多以篇行，如《韓非子》原有《孤憤》、《五蠹》等篇，後來才被集結成書，並以韓非的名字命名。並且，諸子之書的成書過程一般較為複雜，其著者一般習稱自撰而成，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實際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論而成書，更多的是在師門傳承過程中，由其後世弟子編輯而成。總之有可能是眾手修成或者經過長時間的編纂、增補。正因為如此，諸子之書多傳聞異辭、流傳異本，有的還摻雜有他人的言論。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獻的特點。

在中國學術史上，先秦是諸子百家爭鳴、學術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諸多學人士子，或著書立說，或聚徒講學，或互相爭鳴，既給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也給後人留下了廣闊的發揮餘地和想像空間。後人應該更好的保護與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