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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2 13:30:18| 人氣1,824|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佛教禪宗與書法——禪思神融會書法表現之探討】-*蔡介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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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禪宗與書法——禪思神融會書法表現之探討-*蔡介騰*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專任教授)


摘要 

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書法的表現有其重要的角色,從經文文字的傳抄,或是佛教語錄的書寫傳遞等,都是經由書寫文字來呈現,書法自然成為傳遞佛教精神的一部份。從漢代以來的佛經翻譯開始,佛教的思想逐漸趨向與漢字文化做深度結合,所以經由漢文字的書寫而將佛教的精神傳遞,使得佛教廣佈於中土。 

而其中佛教的禪宗思想對於文人的影響更為深入,主要是教義不拘束於宗教的形式儀軌,而著重在精神義理的認識,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著重於個人內心的真正體悟,所以雖然不立文字經典,但卻也將其內心體悟的訊息,以文字來書寫傳達。在中土禪師這類書寫的論述並不多見,但是在日本的禪師確有許多的作品表現,傳達著個人體悟的境界,然而化作筆端的線條,書寫的形式會跳脫傳統技法的框架,但卻能深切的體現出禪學裡自在的精神意涵。 

文人書畫與禪學也有密切的關係,透過文人與禪師之間的交往情誼,禪宗的精神思想在文人的文化圈產生了影響,文人除了對於儒家及老莊思想的涵養之外,又多了禪宗思想的滋養。自唐代王維開始受禪學影響,尤其到了宋代文人聚會中談禪更是不可或缺的議題。因此許多文人受到禪學的影響,自然在書法上展現出禪學的意涵,在書法史當中也形成了特有的意趣表現,如蘇軾、黃庭堅等人。在受參禪影響的文人書法,還有禪師的書法、日本禪林墨迹等,都可看到這般的影響。因此,本文以禪思精神融會於創作,做為書法創作表現的探討。


一、 前言 

書法與佛教最明顯的關係,應該是佛經的抄寫,在敦煌的藏經洞中有數萬卷的寫本經文,上自東吳,下到北宋初年所留下的經卷寫本,書寫者有僧侶、寫經生等。隨著佛教經典的翻譯,僧侶、寫經生、信徒們對於佛經的抄寫,視為是佛教精神傳遞的方式,使得信徒透過經典的讀誦去感受佛的精神,同時書寫佛經也有著功德利益。

如《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說明書寫佛經有著奇妙的意義,是表達信仰的方式之一,所以不僅是文字書寫的表達,在佛教的主張中抄寫佛經有其功德的作用。更可以說佛經的抄寫反應著信仰虔誠的力量,有的是自己抄寫或是出資請他人來書寫,其目的是為自己書寫或是為親屬累積功德而書寫。

這如書寫的經書《護身命經》所云:「正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信士張阿宜寫護身命經,受持讀誦供養經。上及七世父母、下及己身,皆誠菩(口弟)提之道。」希望透過佛經的書寫,得到神佛的庇佑,祈求進入到修行的道路等,所以書寫佛經有其宗教性的意義。 


佛教的傳遞,從翻譯成漢字的佛經便開始與書法產生緊密的關係,敦煌佛經寫本部分為民間的書寫,而在唐代重視佛教,為弘揚佛法,所以唐代寫經相當興盛,唐代的寫經主要可以分為宮廷寫經和民間寫經。依據寫經人的身份,又分為書家寫經,經生、書手寫經和僧人寫經幾類。而宮廷(官方)的寫經機構所抄寫的佛經,做為宮廷皇家使用,有些則會分發到全國各州以進行佛法佈道。

而且從文獻的記載,唐代名家如歐陽詢、薛稷、柳公權等人都曾經書寫過佛經,不過佛經的抄寫大部分還都是無名的經生、書手所寫,從佛經的抄寫在信仰所發散的力量,可以明白寫經是佛教與書法最緊密的關係之一。  如果說抄寫佛經是與書法密切關係的開始,那麼從佛經抄寫,再對佛教經典義理的認識,漸漸發展出另外一種佛教與書法的關係,將佛教思想注入到書寫的文化裡。


尤其是佛教禪宗思想與書法融合的方面,也發展出一股書法的風格表現。這不只是禪林之中的書法呈現,還有佛教禪宗思想對於文人所產生的影響,隨著佛教的傳播,文人對佛教經典的逐漸認識,尤其是禪宗的教義比較不重視形式儀軌,而強調義理的了解與心靈的修煉,這也符合了文人對於思想精神的追求,對儒家思想感到匱乏不足時,禪學思想正好滋潤文人的心靈。 

自古以來有許多文人與禪學有許多的接觸,因此也觸發出禪學思想的書法表現。受到禪學思想影響的文人,書寫創作時自然從筆端散發出的禪意精神,不像抄寫佛經那麼明確的標幟與書法的關係,雖然作品的形式是抒情消遣性的創作,然而卻是將佛教精神內化在其中,感悟禪意的精神。早在南朝宋宗炳(375-443)曾經到廬山參加釋慧遠所主持的白蓮社,在其所著的《明佛論》云:「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

在佛教的經典中指出,從意而生形的觀念,由此體驗以感受境界,這也和書畫情感所提出的意境表達相似。宗炳不僅接受佛教思想,更是對老莊思想著迷,他所言「山水以形媚道」,也是對形質之上的精神觀照。所以文人不僅從儒家思想,認識經世致用的實際功能,更是從老莊思想涵養生命精神,也有人以佛教禪宗為人生的修煉。如唐代的王維,據《舊唐書》記載其隱居在輞川時「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經常與禪師為友,因此深受其薰陶,到了晚年則「長齋,不衣文采」。所以從他所作的詩,如「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可見到說禪喻空的思想在其中,詩境呈現出禪意的空靈美感,可感知他禪修所獲得心靈清淨的境地。 


除了深受佛教影響的唐代,宋代也是愛好禪學的時代,在宋代禪學思想更是深入文人的生活中,如宋代司馬光(1019-1086)曾云:「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可知當時文人士大夫談論禪學的議題相當興盛,因此在書畫創作上也自然沾染著「禪」的意味,像蘇軾、黃庭堅等人。在禪學對文人書畫的影響部份,受限於篇幅本文針對歷代幾位名家,如懷素、蘇軾、黃庭堅、中峰明本等,以及日本禪師的墨迹書法表現,做為本文論述的重點。


二、書法與禪學的相關影響

(一)禪學的發展

關於「禪」的論述有許多的角度,然而探究其淵源,禪的思想與印度古代的吠陀(印度古老的宗教文獻,是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的根本經典,約形成於公元前十幾世紀到公元前五、六世紀之間)和奧義書,在修行技巧則是與瑜珈有著關係。洪修平:「禪,梵文(Dhyana)音譯『禪那』,意譯為『靜慮』,舊譯作『棄惡』、『思維修』、『功德叢林』等,是佛教的一種修行方式,但它並不始於佛教,而是淵源於古印度的瑜伽 術。」

另外他也分析說:「奧義書(梵文為 Upanisad,原意是『近坐』,引申為『師 生對坐所傳的秘密教義』,……以思辨的方式來說明並發揮吠陀經典的思想,其內容雖然比較龐雜,有些地方甚至相互矛盾,但其中心思想還是很明確的,這就是『梵我同一』和『輪迴解脫』。」所以禪的觀念源自於印度古代的宗教,並且透過瑜珈的修練,精神的專注,還有呼吸吐納等技巧的控制,而達到梵我如一禪定的境界。佛教創立後也納入禪定修行的方法,並且賦予更多精神的意義,以做為佛教修行的方式,以獲得到無上智慧。 


在佛教經典當中對於禪宗的發展詮釋,是釋迦在靈山說法時,機緣巧合的傳遞了禪宗的法門,將它傳給迦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

所以禪宗是由世尊所傳的佛法,禪宗更是認識佛教智慧的法門,講求內心的體悟,一代一代的相傳,並且由印度傳到中土,並且在中土上開枝散葉發展出許多禪宗的派別。但是「禪」的思想必須得經過許多的體悟,才能夠獲得到真正的智慧,若是頓悟體驗,則並非任何人都能認識。因為「智慧」並非是知識上的學問道理,也不僅僅是經典文字的理解。而是一種源自於生命,在生活過程當中,對生命的體悟,所獲得的無上智慧。 


所以禪宗當時傳入到中土後,也產生了本土化的發展,因為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所以沒有嚴苛的儀軌規範,著重內心的思維探索,這與原有的老莊思想接近,所以也與老莊的學說、道家思想融合發展。洪修平在《中國禪學思想史》認為:「由於漢代社會盛行神仙方術,而安世高所傳的小乘禪學所倡導的禪定修習,許多方法與當時社會上流傳的吐納養氣等道家方術相近。」因為與神仙方術在修煉的目標接近,自然有了融合發展的契機,而神仙方術原本為民間的信仰,並且又融入老子的哲思理念,從自然中體會生命,提昇生命精神的能量,達到禪定境界。不過後來也漸 漸在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中土禪宗的發展,也符合漢文化需求的宗教門派。 

所以現今認識的「禪」與印度原有的「禪」並不完全相同,中土的「禪」可以說是移植後在中土生長成的佛門思想,藉由印度佛教傳來的種子,在漢文化環境中,吸收漢文化養份發展出成熟的果實。日本禪學者鈴木大拙說:「達摩之後,第六代祖慧能,是真正的中國禪宗祖師。因為禪之能夠拋掉從印度借來的外衣,而穿著上中國人親身裁縫的法衣的,就是他本人,及其嫡傳弟子努力的結果。」

菩提達摩為印度人,是東土禪宗的初祖,達摩在南北朝(470-478)間,乘船來到中國南越(今廣州),而後來到嵩山少林寺,主要的門徒有道育、慧可、曇林等人,傳遞的世系,為初祖達摩、二祖慧可(487-593)、三祖僧璨(?-606)、四祖道信(580-651)、五祖弘忍(602-675)、六祖慧能(638-713)。

唐代到了六祖慧能之後,分為南北兩宗。北宗是以神秀,主張「漸悟」;南宗以慧能,主張「頓悟」。唐代佛教大盛,對於佛法的傳遞昌盛,對禪宗發展有很好的環境,慧能的主張更是擺脫經典的侷限,而是從人間生活中,以簡易清楚的口吻表達佛法。在《法寶壇經》〈般若第二〉慧能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強調佛法的實證,必須是從人世間的生活開始,跳脫世間體驗要求得覺悟,是難以達到,這說明佛法未必是空泛的高高在上,人可以從世間生活周遭去覺悟。


(二)文人參禪 

本土化後的禪宗思想,融合了老莊及道家思想,並結合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化的禪宗,所以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也說:「禪是綜合了儒道佛三家,而用之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因為禪宗思想,沒有嚴肅的宗教約束,著重對於生活中的探索,使得文人樂於去探索,對於儒家及老莊道家思想,又是文人所熟悉的學識,因此禪宗思想的論調,能夠得到許多文人的贊同,因此許多文人與禪門有許多的互動,並且禪宗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的主張裡,將佛的位置從原本高高在上崇敬的地位,落實成為人內心的自證觀念。 

文人士大夫參禪,早在唐代已經形成了風氣,唐代的韓愈、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都與禪宗有密切的關係。宋代周必大曾云:「自唐以來,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迹夫捨父母之養,割妻子之愛,無名利爵祿之念,日夜求其所謂常空寂滅之樂於山顛水涯、人跡罕至之處,斯亦難矣。宜夫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而士大夫樂從之遊也。」 從這一段文字記錄,可知禪宗對當時士大夫的影響。

而相較於唐代,以文風為尚的宋代,宋代士大夫參禪的風氣更為興盛,與禪僧的交往更加緊密。如「文人蘇軾既得法於東林常總,又參雲居了元,相互妙句問答,詩文相酬;黃庭堅也與黃龍派的祖心、悟新和惟淨等結為方外契友,並曾『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以表對禪道的歸心。……王安石則不但參學於寶峯克文和佛印了元,而且還捨健康舊宅為報寧寺,請克文前往住持」。從這段文字可知文人與禪師的密切交往,及宋代文人參禪風氣的興盛。 


甚至連一向標榜排佛的理學家,也受到禪學的影響,並且吸收佛教禪學的思想方法。「理學家周敦頤跟黃龍山慧南與祖心等禪師參禪,在廬山與東林常總也往來甚厚,自稱『窮禪之客』。」不僅文人受到禪學的影響,禪學也同時受儒家思想的轉化,「北宋雲門宗僧人契嵩(1007-1072)在其著的《輔教篇》中『擬儒《孝經》發明佛意』,大談『窮理盡性』,『孝為戒光』……

大慧宗杲(1089-1163)則乾脆大倡『忠君孝親』、『忠義之心』,在他看來,『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在世間法也』。」因此宋代的禪 學發展,也因為跟文人士大夫的接觸密切,進而產生與儒家思想更密切融合的現象,其中像契嵩面對北宋當時儒學興盛的環境,還有理學家排佛的風氣,作〈原教篇〉、〈孝論〉等,主張儒佛一貫並且和理學更為融合接近,所以也調合成三教合一的思想架構。


(三)禪學對書法的影響 

禪學對於書法的影響,應該可分為外顯和潛化兩個部分,關於外顯的部分,最為明顯的是關於佛經的抄寫,或者是佛教及禪宗語錄的書寫等,顯著於外以具體相關的文字呈現。如敦煌藏經洞所藏的佛經,雖然有人視為是世俗的書寫,甚至有俗書的鄙夷觀念,但是有部份卻是專業的經生所作,抄寫程序有嚴謹的制度,對於規範和形式有所講究,抄寫的經文相當的精緻。

佛經的抄寫表示對佛的至高崇敬,於歷代文人書家中,也可見許多人受到寫經書法影響的跡象,如「唐代顏真卿、南宋張即之、元代柯九思、明代宋克、清代金農,乃至現代魯迅、沈雁冰、啟功等人,均受到寫經書法的影響」。由此也可知寫經書法,不僅在於宗教的形式作為,也是書法的史蹟。因著對於佛教的信仰,而生的崇敬之心,以真誠心境所寫下的書,也為書法史留下珍貴的典範書蹟。而潛化的部份,則是在文人的書法中隱然呈現,受到禪學影響的文人,因為參禪進而將禪悟心得潛化到書法,在歷代書法裡有著獨特的表現。


1. 佛經書寫 

關於寫經的表現,唐代可謂大放異彩,承接前代的經驗,由西晉粗具經卷體的規模,到南北朝時的楷法漸為完備,書寫字體趨於端整,隋代書法融合南北而完善。源於前代因此造就出唐代寫經發展的高峰,如〈唐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字形結體完美,秀勁曼妙。唐代柳國詮〈善見律〉卷,結體嚴謹,氣韻舒朗,從卷後款題應該是奉敕之作的宮廷寫經,有著精美與端詳之氣。唐代〈兜沙經〉寫本,筆法端整厚重,結體綿密,體現出唐代書寫的法度氣質。 

以唐代著重筆法結體之法度,顯現端正嚴肅的溫雅。而相較於北齊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則是拙樸厚重,在山東泰山鬥母宮東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上刻隸書《金剛經》,字徑 50 公分,遒勁古拙,篆隸兼備,是現存摩崖石刻中規模空前的巨制,被尊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歷經千餘年風雨剝蝕、洪水衝刷、遊人踐踏等,許多已殘泐磨損,現僅存經文41行、1069字。斗大的字跡氣勢磅礡,仍然是相當震撼人心。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曾云:「作榜書須筆墨雍容,以安靜簡穆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氣勢,便是傖父(南北朝時,南人譏北人粗鄙之蔑 稱)。……觀《經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有天下而不與,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韻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豈暇為金剛怒目 邪?」現今所見的字跡渾拙,已無雕琢的痕跡,隸書與楷書形態相融,並且有著篆 書圓融式的筆意,從字跡的天真自然樣貌中,有著禪學自在豁達的情懷。不同於其他佛經的書寫,《經石峪金剛經》摩崖的字跡表現,有著天真自然的韻味,不僅是對佛法的崇敬,更能體現禪的自在精神,尤其是在歷經千年歲月洗禮,依然雍容大度的環抱山川。


2. 禪與書法 

禪學對於書法表現,不僅在於經書的抄寫,更為重要的是將禪學的認識與體驗,化為書寫的展現,這類作品不僅在禪僧的書法當中看得到,在許多受到禪學感染的文 人,其書法表現上亦有禪意的趨向,把禪悟轉向到創作表現。文人與禪僧在更進一步的層面上,會追求書寫表現與精神的融合,而取法於「禪」的精神。禪學提供的思考,人生的體驗認識,使得書寫更能反射生命情境。

李光華:「書法家的著眼點在色,禪修者的著眼點在空,但即使是著眼點不同,也不妨礙禪與書法的交涉與會通,這是由禪學的色空觀所決定的,此其一。其二,禪家的目標在於頓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顯現自家面目;而書家的目標在於寫出自己的心靈,寫出自家面目。表現自家面目是禪與書法的共同追求,也正是在這個終極目標的追求上,禪與書法得以完美結合在一起。」

就這段分析可以清楚說明禪修者或是禪僧與書法家,雖然過程不同,但是對於自性追求的目標卻是相近。因此禪門中人也會以書法作為體悟表現,而受禪學啟發的文人、書法家,開啟對自性的驗證也反應在書法作品中。所以禪與書法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因此自然產生砥礪作用,也發展出受到禪學涵養的書法表現。 


歷代有些書法家以禪悟得書法的道理,從筆法結字進而發展書寫當中顯現出精神氣質,這是追求生命寓意的思想。如黃庭堅云:「作字須筆中有畫,肥不暴肉,瘦不露骨,正如詩中有句,亦猶禪家句中有眼,須參透乃悟耳。」黃庭堅從禪學當中,參透書寫筆法的表現,如同作詩一樣,需要參透其中的道理。這也是他從自然中及禪學的道理去參悟書法所獲得。他在《跋唐道人編餘草稿》曾云:「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黃庭堅從觀察船夫蕩槳之形態,而體悟到筆法的波折起伏,或是行氣律動的跌宕變化。所以書法家所追求的書 寫表現,往往來自生活中的體驗,以本著參悟的心,留意於自身周遭的契機。因此也提到「不主故常」得之於自然,董其昌便說:「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主故常。」所以書法講求將精神與書寫作結合,抒懷心裡的想法,以禪的觀點而言,將精神自然表露,便是將形與神深刻的融合,更是真正展現書法的特質。


另外還有禪僧的書法,禪僧的書法更是講求將內在精神投射到書寫當中,是對於禪學的體悟表現。如懷素的「醉裡得真如」,真如是真實本性的意謂,懷素的狂草書法,將內在本性展現以筆墨的神態,使得精神與書寫的筆融合為一。而禪學不僅是學理的認識,禪的精神是參悟,更重要的是從生活中的體驗,因此禪僧會將自己體悟的心得,用詩句的書寫來作表達,如慧能當年在五祖門下所做禪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只不過當時請別人代為書寫,否則字迹必定能展現他體悟的形態。

禪僧的書法會更著重於將內心的體驗傳達,因此在書法的表 現上,有別於一般文人書法的風格,往往會有著超脫世俗的樣貌,因為自在的體悟下,往往不被筆法所拘束,而能自在地展現揮灑,以自在達觀的境界,體現出禪宗的精神。如懷素〈自敘帖〉表現出自在暢意的草書線條,而元代禪僧中峰明本的書法,如〈觀音偈〉,則是率真跳蕩的鋒芒,自成一格,被喻為「柳葉體」。而對於中峰明本的書法,相當遺憾的事情,是中土沒有流傳下來,反而日本有少數作品收藏。而禪門當中也有慣例,禪僧在圓寂之前會將一生體悟的心得,以書寫簡潔的字句來做詮釋──「遺偈」。這種形式在日本的禪宗相當普遍,另外以一單元來做說明。



三、禪意書法的發展

關於禪意的書法表現,在於以禪的精神所開展的書法表現,有著獨特的書寫情境,可以在禪門當中看見,還有文人因為參禪的影響,而發展的書法表現形式。如洪修平所云:「書法之道重性靈,講究『凝神靜思』、『意在筆前』,這與重妙悟而強調靜慮、無我和任心隨緣的佛理禪趣,本來就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繫。」因此透過禪的體悟傳達在書法上的表現,往往有著獨特性的表現,在書法史料當中可見到它的厚實能量。但卻經常被書法史所忽略,相關的資料留存有限,在此因篇幅有限,所以以幾位文人書法家及禪僧的書法,做為代表予以論述禪意書法。

(一)懷素

懷素(725-785),字藏真,懷素幼年出家,修習佛法,後來留心於書法。因為貧窮所以他在家鄉種植了萬餘株的芭蕉,然後用芭蕉的葉子代替紙,做為寫字使用,因此把他居住的地方叫「綠天庵」。懷素性情踈放,書法不拘於規矩,每當酒酣興發,遇到寺壁里牆、衣裳器皿,無所不書被稱為「醉僧」。

在李白〈草書歌行〉詩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從懷素所寫的〈自敘帖〉,可以看筆意淋漓盡致的揮灑氣象。自謂筆法來自觀看夏雲多奇峰之態,在懷素與顏真卿論草書時嘗云:「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的 動勢的表現,是從自然的觀察與體驗所得,對書寫動態的舒展變化,所以字距與行氣相互交融為一體,大字與小字的比率差距極大,而且能展現一派的天真自然。

縱觀全卷前半部尚有依循行 氣布局,而自「戴公」開始,用筆愈來愈為豪 邁奔馳,不拘繩墨,使得行氣交迭,率真自然,如禪悟之妙,難以言喻。懷素身為方外之士的僧人,對於書法的熱愛,所謂「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由此可見他從禪學中探求其自性,並且體現在書寫上,由禪學的悟道所出,從自然的生命體驗參悟創作的表現。


(二)蘇軾

蘇軾(1037-1101),他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新舊黨爭,而且於兩黨間都受排斥,一生仕途坎坷,經常被貶於外方。然而其顛沛流離的經驗,也使得他的文學才華也愈加精進。元豐二年(1079),四十三歲時,因烏臺詩案入獄,幸得太皇太后力保,才得以免死,後來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翌年被貶至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這是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結交一些禪門人士,而其中與當時住廬山的了元佛印(1032-1098)有深厚的友情,後半生與蘇軾的交情甚篤,與其唱酬往來事跡。紹聖元年(1094)蘇軾又再度被貶到惠州,佛印還特別派人送書簡,以佛法安慰蘇軾,不要被目前的困境所苦,應以「尋取自家本來面目,……努力向前」。可見東坡文才的宏偉達觀,應是受到禪學的感染所得。 

而元豐五年(1082)代表作〈黃州寒食詩帖〉詩句沉鬱蒼勁,對於自況的感歎,極富有感染力。其書法筆力沉勁,結字以「結體短肥」的特點,起首幾句敘述自己被貶抑到黃州情況,心情緩和的敘述,但是到了中段的二首,「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字體逐漸變大,而且大字小字交錯,從筆調看得出情緒波動,到了「破竈」寫得特別的大,似乎是對自己生活處境感到淒涼,因此不自覺的加重了下筆的力道,有加強語氣的意味。而寫到了「哭塗窮」似乎也是如此,對於身處在外地,政治上的處境堪憂,還有對家鄉的思念,情緒上不自覺的激動起來。在書法上充分的體現 當下心情起伏的變化,因此後人在書法史上給予很高的評價,被譽為在〈蘭亭序〉、〈祭姪文稿〉之後,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 


蘇軾的書蹟有著個人的獨特風格,如黃庭堅的跋文所言:「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台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雖然可以了解有些是黃庭堅對他的恭維之詞,但是也得知了蘇軾的書法,是從他所追尋的名家中脫胎而出,而有自己的風格,從他人之法而轉變成自己的筆法,這似乎是他多年來因為參禪悟道,或是貶謫處境的生命體悟,其性格豁達,於筆意上自然抒發而出。

他也在《石蒼舒醉墨堂》自謂:「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信手之間自然書出,字跡看似平實,但卻藏著汪洋宏偉的心。下筆自在運行,無所羈絆的神情,應是由參禪中悟得「無法」的妙意,有法則被法所拘束,放下了法則便得見自在本心。因此禪學所啟發藝術美感的方向,在信手間拈來,自然天成。不僅在形式上,而且是透析到心理的層面,需要細細的品味才能感受。 

這也是他所啟示對書畫創作,不拘泥古法形式,由心中自發而生,自由抒發情意的觀念,也成就了文人書畫的意趣表達。這如同《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思想,從空性的觀念,觀內心而得到自證的境界。如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便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蘇軾的這篇論述也是對文人畫的精神性論調,文人畫著重於內在精神的傳達,筆法雖然率意簡潔,但卻是舒展心中的意氣與文氣所在,不被形似的標準所框架,所以清新脫俗成為其特質。因此書法也是從古人的墨跡中脫胎出自己的面貌。宋代文人重「意」的書寫,特別強調心靈精神的投射,並且許多文人又與禪學的思想結合,更加強調空與靜的想法,如蘇軾《送參寥詩》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而空靜的思想,無非也是因為參禪所獲得的精神。空所現是虛無,是清澈的心靈,是捨棄掉執著所達到的境界。所以在蘇軾的書畫及詩詞文章作品 當中,往往可以發現禪學思想的痕跡,從困厄的環境之中,因為參禪悟道淬煉出的生命韌性,成就蘇東坡許 多精彩的書畫作品。

(三)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好參禪,曾居黃龍山,參禮黃龍祖心禪師,黃庭堅將從禪學所體悟,應用在他的書畫創作,因此他也以禪入書,以禪識畫。黃庭堅在〈題趙公祐畫〉曾云:「余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功楛,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所以有參禪體悟的經驗,使得他得見圖畫的「造微入妙」的境界,所以禪的靜心觀物,使得人可以對事物有真實的認識,能夠體悟道的核心,同時也可以了解書畫微妙之處。因為參禪是從生活之中的體悟經驗而來,從自然界的觀照之中所獲得, 黃庭堅是一個善於體悟的人。

他寫給駙馬爺王詵的一首七言絕句〈花氣薰人帖〉:「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雖然是應付王詵送詩索合而寫的作品,但這詩中說明他對於禪的體悟做解析,首先也自嘲原本禪定之心,被王詵送來的花香所干擾,以參禪心境因為外在事物而受到影響,如同作詩的情況一般,像似船隻逆流而上要靠岸,這當中有其艱難的處境。從〈花氣薰人帖〉所書寫的線條筆意,多屬於中宮緊縮,聚斂的結構,僅有少數幾字是舒張形式,疏朗的行距,使得文字優遊自在,在動與靜之間掌握得宜,又自出新意的表現。是其中年的作品,筆意蒼勁,但是緊斂有所節制。 


黃庭堅對於自己書法的創作歷程自敘,在〈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所云: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雖然他轉益多師,晚年得觀懷素〈自敘帖〉,受到很大的啟發,但卻不拘於一格,終而成就自己的風格。並且自稱晚年入三峽,從舟中觀察船夫搖槳,而又更進一層體悟到筆法使用。

黃庭堅《跋唐道人編餘草稿》云:「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船夫搖槳的力量與水中激流,兩者相互的激盪,形成了動力擺盪的平衡。對於這種書法的展現,在他晚年的作品〈李白憶舊遊詩卷〉約書於北宋崇寧三年(1104),這件作品也可說是繼唐代的懷素〈自敘帖〉後,宋代狂草的代表作品。草書的線條,時而聚斂,時而舒放,一任自然,像極了是船隻在江中擺盪的樣態,在搖晃之間緩緩的前進。但是他的字能斂、能縱,斂與縱之間掌握得宜。

〈李白憶舊遊詩卷〉與懷素〈自敘帖〉的不同之處,懷素是醉意式的舒放自由,但黃庭堅在線條擺盪間,有著思緒心境的經營,也帶著一種隨性的自在,在字裡行間是參禪悟道的跡象,可以見到他對禪理的思想。所以蘇軾在〈跋魯直為王晉卿小書爾雅〉就說:「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黃庭堅的書法作品當中留著許多的矛盾與衝突,但是這一些看似矛盾的事物,但在他的作品卻又呈現出完整和統一的整體,因此也可以了解在行氣跌宕的變化當中,有從悟禪當中所體會到的韻律變化,在斂與縱、拙與巧之中,是他將人生當中體會到曲折的變化,轉而應用到書法的表現上。


(四)中峰明本禪師 

中峰明本(1263-1323),嗣法於高峰原妙(1238-1295)為臨濟宗楊岐派禪僧,一生淡泊名利,屢次謝絕當任住持,且與朝廷保持距離。他在當時是名揚海內外的禪師,許多官員士大夫或是一般民眾都慕名追隨,被譽之為「江南古佛」,可見對當時佛教的弘揚的貢獻。中峰明本與許多文人、名士有密切的交往,其中如趙孟頫,趙孟頫並且稱中峰明本為「吾師」。

更有日本僧侶前來求法,如遠溪祖雄,是最早的日本 門徒之一,還有無隱元晦(1283-1358)等,中峰明本授予他們頂相及題寫自贊之文物 (佛教肖像畫,弟子為祖師畫像,宋元之際,禪林名師往往自題讚語授予弟子)。由日本僧侶帶回到日本後,也使得中峰明本的書法對日本的書法界產生影響。

明本禪師修禪主張強調真參實悟,認為參禪要能夠明心,不求於急速,而是需要經過一番徹悟,才能明了生死。 


中峰明本的書法有著獨特的風格,從章草的書寫轉化而成,將字形結構做壓縮,筆劃線質帶有著波動感,行筆隨意自在,狀似如柳葉一般的線條,所以被稱之為「柳葉體」,濃郁的個人特色。〈觀音偈〉用筆線條如柳葉一般,像是沒有依循傳統的筆法提按頓挫,而是輕鬆自在的書寫。另外一件〈重修吳門幻住庵記〉書法,筆鋒豐鋒芒畢露,絲毫不掩飾,起初書寫時行氣較為緊密,漸漸到了中段以後字體漸漸變大,行氣間距漸為寬敞,用筆也更為隨性自在,如「新」字則是特意的拉長。

這也說明了禪意書風的初心表現,以淨心的自在觀,遂而在書寫用筆,不被傳統筆法所拘束,建立出一套自己的筆法風格,如同是悟道而自證佛性的表現。

中峰明本 在弁山修建靜修草庵,名為「幻住庵」,自述命名的原因,「澄澄水境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及也。……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這是中峰明本對於生命的本體的參悟,他一生過著隱居的生活,也曾經以船屋為家,悠遊於江湖之間,從不接受擔任住持邀聘,遊歷多方而專志於禪悟的道路。 


中峰明本的書法獨樹一格,超出文人書法作品的典型,以文人為重的美感經驗下,中國的書壇對於禪僧書法不太重視,也很少有作品被廣泛的介紹,因此更難談到受到影響。反而經由佛教傳道日本,日本的禪門相當重視禪僧的書法作品。德國學者勞悟達先生指出:在中國,禪宗藝術以粗劣而簡單受到輕視,因此未予保存收藏。

中峰明本的作品在中國迄今無一流存,而在日本則情況根本不同,在那裡,寺廟和正在興起的武士階層都對中國禪宗大師的書法懷有濃厚興趣。多虧他們的敏感趣味和美學理想,中峰明本尚存的作品大多在日本發現。


而書法的品評,對於文人書法所表現的高雅美感,給予極高的評價,而對於禪僧書法,則是以書寫粗俗之作,而少有收藏流傳。但是中峰明本的門徒將他的作品帶到日本,日本社會對於中峰明本在禪門的崇高地位,所以也對其書法產生景仰,因此其書法作品受到珍藏,遂而展開對日本書法的影響,也可以看到日本書法的特色。所以經常可見日本的書法表現,常帶有自在禪意的意象,並且極力要在書寫中表達個人的獨特風格,這些大都是受到禪意書風的影響。


四、日本的禪林墨迹書法表現 

日本的禪學源自於中土,但日本卻將其發揚光大,禪學對日本的影響是普遍的,日本中世紀以後禪宗成為重要的宗教局面。像神莫山所描述的:「禪宗不僅是一種宗教,也是當時日本的藝術精神,當時日本的武士道、儒家思想、俳諧,都在無形中受到影響。禪宗思想所以能深入日本人的心與生活中,並引起陣陣的風潮,主要是因為禪宗思想,掌握了追求生命的價值及深奧的精神內涵。」

所以在許多日本古代的文化與器物當中,都可以感受到禪學感染的痕跡。而其中日本禪僧「墨迹」保留著豐富內涵,體現了禪僧對於禪宗思想的探索體悟,然後以文字書寫來呈現,提供給世人閱讀,並且從墨迹當中感悟到禪僧悟道的精髓。 


德國學者勞悟達:「依照禪宗的觀點,大師的親筆手迹是其人格的直接表現,顯示出高深奧妙的精神境界。觀賞者透通過觀賞書法領略其筆勢,堪與作者進行精神交流。」所以對禪門「墨迹」欣賞閱讀,是在領略參悟禪學,感受禪師心靈的體驗。

而勞悟達研究指出:「禪僧的書法被稱為『墨迹』。這一名稱在六朝時期(221-589)已經使用,到宋代逐漸開始用於表示書法。『墨迹』用於意指禪僧的手迹,這一特殊含義是由日本僧人確立的。他們經常來中國從名師參禪。這些僧人返回日本時,隨身攜帶業師頂相或一件手迹,作為他們旅居中國和參禪的明確證據。」

因此流傳到日本的禪師「墨迹」被視為禪門中重要的文物,因此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從書寫的風格,以及「墨迹」所傳遞的精神,以禪的思維所表現出的書寫形態,還有因為傳法而到日本的禪僧,這都串聯出中土禪師對日本的禪意書法的影響。


(一) 禪僧一寧 

禪僧一寧(1247-1317)元朝臨濟宗的僧人,號一山。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奉命出使日本,在日本成為臨濟宗大師,宇多天皇還邀請一寧來京都,請他出任南禪寺住持,南禪寺是日本當時禪宗最有影響的傳教中心,受到挽留未歸中土,至今南禪寺仍然可見一寧的石墓豎立。一寧的書法〈六祖之偈〉,用筆瀟灑飄逸,有著懷素、張旭的狂草般風格,同樣不拘於成法,有從左到右書寫,行氣高低交錯,字的大小隨意運轉,一任自然而不做刻意安排。

(二)一休宗純 

一休宗純(1394-1481)日本後小松天皇皇子,因為政治因素,受命幼年出家,是室町時代禪宗著名狂僧,後來認為禁慾教條的虛偽,而開始吃肉喝酒,甚至還出入風月場所,晚年七十八歲的時候,還結識盲女藝人森,彼此相愛。所以他的書法也如同他的作為,一樣顛覆傳統的筆法。

一休宗純〈七佛通戒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用竹筆來書寫,一休喜愛用竹子所做成的筆,雖然竹的纖維沒辦法應用自如的書寫,但卻能夠顛覆一般毛筆的質感,所以這個對聯的字,如同快馬奔騰一般,由上而下果決有勁。所書寫的文字就像他想從既有的社會模式當中解放出來,不願受禪門規律的禁錮,讓自己的心能得自在。

而一休宗純在最後的〈遺偈〉,寫著「須彌南畔,誰會我禪,虛堂來也,不直半錢。東海純一休」也透露出他狂傲不羈的個性,縱使是到最後一刻,仍然是孤傲卓絕。 


所謂「遺偈」是指禪師入寂之前題寫的絕筆,禪師最後留下來的「墨迹」,對於禪宗的意義極為重要,是其一生參禪悟道的總結,用簡單幾個字句來做結語,同樣在書寫的形式上也傳達了精神的境界。這不同於文人書法的藝術形態,著重的不是對於筆墨技巧的追求,也不僅僅是對於情感與筆法線質的詮釋,這是跳脫了世俗的藝術情感,在參禪體悟的心境下,以書法反應出心的境界。

(三)圓爾 

圓爾(1202-1280)禪僧在圓寂前的〈遺偈〉,所寫的「利生不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雖然筆不成筆,粗獷的線條,不講究筆法、規則及行氣,但也自成一格。大陸學者韓天雍在《日本書法經典名帖──禪宗墨迹》說:「墨迹作為獨特的宗教形式,產生在禪林的特殊環境裡。墨迹書法重精神,輕技巧,如從正統的書法觀念來審視它,它則缺少規範和法則,常常被視為『破格』的書法,但是它又與當時的書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自在的呈現毫無修飾,因此往往能獲得「象外之意」的情境。

(四)白隱慧鶴 

白隱慧鶴禪師(1685-1768),江戶時代的臨濟宗禪師,對於書法的追求,原本是學習御家流的優美典雅書法,但是當他看到高僧所寫的書法時,對於字畫當中所流露出的禪機,以及震懾人心的氣魄。遂使得他徹頭徹尾的重新思考書法的妙意,不在著重於講究技巧,而是以求道修煉的觀念來寫字。白隱〈無〉,結體疏密有致,似靜似動,字中傳達是「禪」的精神,空與無的境界,這是禪悟的經驗。

神莫山引敘說:「白隱在信州的深山寺廟中,深夜坐禪,當時天降大雪,天氣酷寒,……大地是 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寂靜無聲。白隱作了一首短歌:『靜靜的聽,篠田森林古寺中;子夜更盡,雪在飛舞。』」在白隱的作品當中,所要表達是「無」的靜寂境界,而在這空寂裡,淨白的雪花,卻是生命的耀動。


(五)良寬 

良寬(1758-1831),號大愚,是江戶時代的曹洞宗禪師,一生充滿傳奇性。他能寫漢詩也能寫和歌,書法作品有極高的獨特性,是他從艱苦的生活當中,禪道的修煉所發展出來。神莫山認為:「在他的書法中,痛快淋漓地表現他的自負,以及對自己的哲理,行為的自信,筆觸高潔,流露出敏銳的氣魄。」他過著托缽苦行的日子,在艱困的孤獨生活中,面對物資的匱乏,泰然處之作為修行的途徑。

良寬的〈要白雪糕的書信〉,他可能因為需要一些點心,所以寫信向山田杜皐老索取一些白雪糕,他對食物有明確需求,所以不要其他的菓子,想必他對生活有自己的堅持。書法的線條雖然細瘦,但確是遒勁。他在書法上可能學習過二王或是懷素的作品,所以線質的表現流暢自然。另一件作品〈般若波羅蜜心經〉瘦細的線條,則給予人很深的孤寂感,或許這就是良寬所體驗的禪境,如同釋迦牟尼佛悟道的心境,內心空寂無物之境。 


日本對於禪宗的推展,影響到各種文化層面上,並且對禪門文物的敬重,使得禪師的書法得到更高的關注。而禪僧將書法做為禪悟表現的一種形式,在書寫的時候表達內心的心境,而對於書法的表現強調自我精神的詮釋,透過這種精神的表現,去感染閱讀觀賞書法的人。所以「墨迹」書法的表現往往超脫傳統筆法、行氣、結構的要求,形成了所謂「破格」的風尚,禪師將豁達的的心境,表露在書寫的自由暢意上,不假思索的運筆,如同在禪修經驗當中的行住坐臥,一切都追求無住於心,自在無疑的筆墨上。

日本禪宗的藝術發展如日本學者久松真一所云:「禪宗藝術的七種特徵: (1)不均齊;(2)簡索;(3)枯高;(4)自然;(5)幽玄;(6)脫俗;(7)靜寂。」而日本禪林墨迹書法表現,也體現了這一些特點,並且將這書寫特色,影響到往後的書法表現,使得日本書法藝術有著濃厚的禪意思想,在觀看時不經意會去探索,在文字墨迹背後的意涵。



五、小結 

禪宗作為佛教修行的一種法門,禪宗所強調的體驗哲學,帶領了對於「禪」的思考探尋,黃河濤所云:「對於封建士大夫說來,禪宗主要不是以一種宗教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一種哲學和生活方式去追求。」所以在生活上文人和禪師,將禪與書法藝術自然作結合,形成了禪思有形的表現。 

禪意書法的表現不同於繪畫,以佛教或禪的故事為主題,有很多的作品在題材上沒有鮮明的禪學意味,往往是蘊藏在書寫的情境之中,或是融入到文人的內涵意蘊中。除了佛經和禪語的文字以外,在文人的書寫當中,則是展現對筆法、行氣、結構的領悟,文人書法的經驗從參禪悟道裡,體現在書寫的境界上。禪意書法的表現不僅是禪師的專有,雖然文人與禪師對於禪悟所著重的不同,但是對參禪的基本思想一致,因為人的思維形成對禪的體悟不同,所以自然有不同的表現。

西方學者約翰.史蒂文斯:「把目標對準書法與禪宗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禪宗書法不僅出自僧人之手,也包括 像蘇軾和黃庭堅這樣的儒士,在其著作某章的標題中,他斷言:『書法乃人』(Calligraphy is the person)。」

書法為人所書寫,因此書法傳遞著人的特質在其中。文人書法家從參禪悟道發展對書法的表現,有著獨特性、風格性,因為書寫是一項生命經驗回饋,在字裡行間中傳達著書寫者的精神意念。在虛靜的禪境之中,文人以原有的儒家教養與禪意融合,合成一項有調合式的生命探討。 


自古以來書法表現著重於性靈的抒發,歷代的佳作多著墨於此,這點與佛教禪宗對於心靈體悟的想法相似,因此自然融會成為表現的「形」與「思」。而書法與禪學的結合也有許多形式,形成了禪意書法豐富的表現,在禪意書法閱讀到共同的特質。

就如同西方學者約翰.史蒂文斯認為禪宗精神以書法表現,其特徵是:「靈動,充滿氣韻,神聖……(具有)立體感……(而且)好像剛寫就似的清新飽滿。……極為簡潔……不拘常規、不拘規則、平淡樸實……天性純淨。」

所以在當代書法的實用性功能減弱下,書法的藝術創作意識高揚,因此對於書法藝術內涵的思考性必須更加強調,所以書法不僅是形式美感的展現,更是造形思想結合內涵精神的表現,而這種想法正是禪意書法的特質,因此用禪意書法的經驗,來作為現代書法藝術創作的思考方式,應該可為書法藝術創造更多豐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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