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之利弊與新舊黨爭及歷代評價】
熙寧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動的、並由宋神宗推行的新政，旨在消除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一場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舊黨的激烈反對，造成了新舊黨爭。新法最終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還是保留了下來，直至宋亡。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員數目持續膨脹：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內外官已達一萬多人，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3年）達兩萬多人，「十倍於國初」，導致冗官、冗費激增。執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而「班僅庶僚，非有殊跡，亦被橫賜」，保守主義盛行，不得不與豪強地主妥協，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土地兼併令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
北宋初年給予軍、公人員極大優惠和特權，可免除差役和賦稅。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軍隊人數是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使得軍事費用增加，「養兵之費，在天下據七八」。將不專兵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遊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歲入達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之巨，官費、軍費等支出卻達一億二千零三十四萬，很明顯是入不敷出；使得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順、張余等領導益州賊亂，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亂，「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神宗，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司馬光：「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司馬光與王安石完全決裂，司馬光辭官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新舊黨爭
新舊黨爭是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圍繞在王安石變法的執行上所引發的一場黨爭。
宋神宗力圖改革宋仁宗慶曆新政以來遺下的弊端，拜王安石為宰相，開以新政，是為王安石變法。新政雖切中時弊，實行上頗有問題，且得罪朝中保守派大臣的既得利益，遭到舊黨極力反對。舊黨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王安石唯有晉用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人，予以抗衡。
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新黨支持王安石的新政，舊黨反對新政。兩派官吏互相攻擊，一得勢就貶斥另一派士大夫，最終新黨因皇帝的支持推行而獲勝，但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穩定，也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先後持續五十多年，最終導致北宋滅亡。
最初爭論只是書生意氣之爭，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當政，曾輕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后主導下，以司馬光專權，因帶有個人情緒的報復，致力於盡罷新法，所謂「元祐更化」，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迫害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今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與司馬光相繼病逝，守舊派繼續掌握大權，黨爭仍無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兩黨，得勢舊黨又分成三派：
(1)元祐黨人-得勢-反對變法
a.朔黨（朔學）-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
b.洛黨（洛學）-二程、朱光庭、賈易
c.蜀黨（蜀學）-蘇軾、蘇轍、呂陶、上官均
(2)熙豐黨人-失勢-支持變法
洛黨朱光庭、賈易等攻擊蘇軾誣衊宋仁宗不如漢文帝，宋神宗不如漢宣帝，以為是對先皇不敬。這時呂陶、上官均挺身而出為蘇軾辯護，史稱蜀洛黨爭。至此黨爭僅淪為意氣之爭，終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
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入汴京，拜尚書省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恢復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意為繼承父業，除曾布為翰林學士，晉張商英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對元祐諸臣大肆清洗，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的贈官諡號，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流放或罷黜，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宣仁太后，為哲宗所止。但在公家事務上，章惇甚為正派，未曾以官爵私其親信。
宋徽宗即位後，臨朝聽政的欽聖太后將章惇則以罪貶逐於外，改用韓忠彥、曾布為宰相，試圖化解新黨爭，但黨爭已是無可化解。徽宗親政後，起用蔡京，恢復新法，但蔡京奸險不堪，與宦官童貫等勾結，立「元祐黨人碑」，將司馬光等309人定為奸黨，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名單上諸臣後代通婚；結果忠良盡去，國事不堪聞問，加速北宋覆亡。
影響
余英時說：「黨爭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又說「在熙寧變法以前，皇帝是超越於黨爭之上的；但在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歷代評價
(1)明代楊慎的《丹鉛總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贄評價：「（王）安石欲益反損，使（宋）神宗大有為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此胡為者哉？是非生財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財之罪也！」
(2)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3)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4)鄧廣銘、漆俠皆肯定王安石變法。王曾瑜則以聚斂為由，否定王安石變法。
(5)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結束後接受記者訪問時，曾引用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來表明他實行改革的決心。
◎“神宗”不是好諡號，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在民間評價並不高◎
*無風起念* 2018-06-18
我國古代有一種制度， 是針對在人死之後， 讓後人給予這個人評價， 也就是諡號制度， 始自西周時期。 但是評價一個人物的是非功過， 往往不是隻言片語就能敘述清楚， 古人為了方便對歷史人物蓋棺定論， 就選擇用諡號來進行概括。
這個諡號往往也是後人對這個皇帝的稱呼， 後來， 也有皇帝採用廟號和年號。 而通常意義的諡號， 用來高度概括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 像以“文”為諡號的漢文帝， 以“武”為諡號的周武王， 以“惠”為諡號的“明惠帝”等等。
其實， 往深處了看， 這些諡號有著不同的含義：慈惠愛民曰文， 克定禍亂曰武， 愛民好與曰惠， 溫文敦厚曰仁， 慈惠愛親曰孝， 死于原野曰莊， 追悔前過曰思， 早孤短折曰哀， 去禮遠眾曰煬。
而這裡我們要一起來看看北宋皇帝宋神宗。 他的這個諡號“神”， 在我們字面看來， 這個皇帝定是有著很偉大的功績， 是一代賢明君主。 但實際上， 這個諡號並不代表著這個意思。 “民無能名曰神”， 也就是說， 老百姓不知道怎麼進行評價的成為“神”， 因為說你好， 又覺得你不是完全配得上， 說你不好， 又不忍心。
那宋神宗為何會有這樣的諡號呢？宋神宗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支持王安石變法。 這一場變法， 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增強對外防禦， 對內彈壓的能力， 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 而且確實， 在王安石實施變法之後，
北宋的社會經濟發展， 人民負擔減輕， 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改善了積弱局面， 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可是， 這個變法雖然皇帝支持， 但朝廷上的很多大臣是不支持的， 遭到保守派的反對。 法令頒行不足一年， 圍繞變法， 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 朝廷上沒有形成統一意見的法令自然也持續不久， 因此在變法過程中， 也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後果， 國家雖然富了， 但是老百姓卻貧窮了。
王安石的變法重於謀求開闢財源， 獲取盡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稅收， 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 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 且實行過於激進， 有些商人更是以死相爭交稅錢開店。 在徵兵方面， 很多百姓為了不去， 更是自殘。
所以， 王安石的變法並沒讓百姓看好， 當然， 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也並沒有獲得很好的民間評價。(參考文獻：《宋史》、《續資治通鑒》)
(宋神宗)
趙頊於西元1048年5月25日(慶曆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宮邸睦親宅出生。初名趙仲鋮,是宋英宗趙曙和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所生長子。
西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國公;後又加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受封淮陽郡王。西元1064年(治平元年),進封潁王。西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為皇太子。
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
西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次年改元熙寧。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西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余萬。
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困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年輕的趙頊有理想,勇於打破傳統,他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緩和階級矛盾,挽救封建統治的危機,他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廢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變法。
在王安石的輔助下,開始了一場兩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變法,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改革,對趙宋王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西元1068年(熙甯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持有著密切關係。
在見面後,兩人一拍即合,開始了壯烈而艱難的變法之路,史稱"王安石變法"。但是變法一開始就遇到各方面勢力的阻礙,大官僚、商人、甚至是宋神宗的妻子、母親,他們認為老祖宗的法不可變,這是在逆天,其實只是變法動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感到恐慌了,所以才會群起反抗。但因為變革本身也並不全面,存在很多缺陷,一些正派的大臣也逐漸反對起新法來,那麼宋神宗是明君嗎?
從宋神宗努力以壯大國家這方面來看,他確實是一位明君,但是面對那麼多壓力,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宋神宗屈服了,很多時候都不再聽從王安石的建議,最後王安石無奈離開,沒有了王安石的支持,變革也就進行不下去。而宋神宗也在打敗西夏的進攻和變革夢想難以實現的雙重打擊下,鬱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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