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演變和國際秩序的重構】作者：*李景治*教授
來源：《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
(李景治(1943-)，男，北京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國際行為主體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係是決定當今世界格局的兩個最核心因素。“一超多強”僅僅是力量對比的現狀，而不是世界格局的準確描述。國際行為主體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相互關係才是決定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當今世界格局的準確概括應當是“一超多強，多邊共生”。應當說在這種格局下，每個“邊”的國際戰略都會影響國際秩序的構建。但真正能對國際秩序構建產生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少數的大國。當今世界，美國無疑是對構建國際秩序影響最大的國家。為了建立良好的國際秩序，中國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
隨著蘇東劇變，冷戰結束，當今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舊的國際秩序被打亂，新的國際秩序開始重構。然而，世界格局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現在是一種什麼狀態？國際秩序如何重構，各國的主張如何？中國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確立了怎樣的國際戰略？無疑是人們所關注的。
<一>
眾所周知，冷戰後世界格局由兩極轉向多極。但其具體表現形態怎樣，十幾年來是否發生變化？學術界看法並不一致。能夠達成共識的表述是“一超多強”，即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同時還存在若干世界或地區性強國。類似的表述還有“一極多元”，即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對全球事務發揮決定性影響的國家，堪稱“一極”，其他強國能夠發揮一定的影響，只能稱作“元”。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多極”提法不科學，其理由是地球只有南北兩極，用它來比喻冷戰時期美、蘇兩國，以及冷戰後的美國都沒問題，但是把其他強國也比喻為“極”就不恰當，一是地球本來不存在這麼多的“極”，二是這些國家的綜合實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都還不能同過去的美、蘇和現在的美國相比。然而，無論如何美國作為“一超”或“一極”其地位幾乎沒有爭議，對“多強”、“多元”的提法也沒有大的分歧。
格局，歸根到底是一種力量對比及其相互關係。研究當前的世界格局，僅僅定位“一極”還是“多極”、“一極多元”還是“一超多強”是不夠的，關鍵要看當今世界主要力量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因為正是當今世界主要力量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決定了世界格局基本狀況及其發展趨勢。
儘管冷戰後美國的力量並未顯著增強，但由於蘇聯自身作為一極的力量不復存在，加之世界上其他大國與美國的力量對比關係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使得美國的國際地位凸顯，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從而形成了所謂“一超多強”、“一極多元”的世界格局。
評價一個國家的實力，一般分為絕對實力和相對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絕對實力是自身縱向發展的狀況；而相對實力是與其他國家橫向比較的狀況。一個國家絕對實力上升，並不一定說明其相對實力也在增強。如果同一時間其他國家特別是利益相關國家的實力上升速度比它還快，那麼其相對實力不升反降。冷戰後美國的絕對實力總體上繼續增強，與其他大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據統計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期間，美國經濟增長27%，增速幾乎是歐洲的兩倍(15%)，日本的三倍(9%)。當時的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進入“失落的十年”，歐洲經濟則長期低迷，美國經濟一度“一枝獨秀”。“一枝獨秀”是一個力量對比概念，說明美國的相對經濟實力也在增強。其相對軍事實力增長更快，冷戰後與軍事相關的研究與發展專案幾乎為美國所壟斷，美國一家用於軍事開發的資金占了全球的80%以上。布希曾經公開提出：“我的預算要求國防開支得到20年來最大幅度的增長，這是因為，儘管自由和安全的代價高昂，但是再高昂也值得。”可見，美國軍事實力會隨著軍費開支的不斷增加而繼續增強。
儘管日歐等國經濟復蘇，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實力差距有所縮小。但在主要發達國家中，無論日、德、英、法，還是作為整體的歐盟，其實力都還不能同美國相提並論，美國的“一超”地位依舊巋然不動。但美國同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家相比，其相對實力正在下降。由於經濟發展較快，以及世界能源價格上升，俄羅斯財政收入好轉，國防開支和新武器研發經費明顯增加，實力不斷增強，縮小了同美國的差距。印度是目前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軟體生產國和輸出國。它以快速發展的經濟為後盾，大力擴展軍事力量，不僅大量購買俄羅斯等國的先進戰機和其他武器裝備，而且自主研發或同俄羅斯聯合研發核武器、航空母艦、新一代戰機。使其在南亞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正在“崛起”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已經持續了27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且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3%，同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也在穩步增強。從發展趨勢來看，中美兩國的差距會不斷縮小。然而目前和今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包括中國在內的這幾個國家還都不可能成為超級大國，世界仍然只有美國“一超”。
與硬實力相對應的軟實力，通常又稱“軟國力”、“軟力量”，這是由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前部長助理約瑟夫•奈(Joseph•Nye)提出。據奈本人說，軟權力是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為形容美國的強大而從別處借用的一個詞，以便概括所有的非官方的影響力。我們可認為軟實力主要指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和國家形象、政府及其領導人聲望、政府的政策以及外界對其認可度等非物質因素所構成的力量。冷戰結束初期，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都處於優勢地位。後者的優勢地位主要體現：一是，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遭到巨大挫折，處於歷史發展的低潮，從而西方特別是美國取得了對社會主義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相對優勢地位。二是，由於上述原因，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的影響力迅速擴大，不僅劇變後的一些國家紛紛照搬美國模式，而且不少發展中國家也把美國的政治體制、民主模式視為“楷模”加以效法，乃至在世界範圍掀起所謂“民主第三波”。一時間甚至連美國國家形象似乎都變得“美好”，美國政府及其領導人聲望、政府的政策以及外界對其認可度急劇攀升。
然而美國過高估計並濫用這種軟實力，在國際事務中毫無顧忌地奉行單邊主義，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戰略獨斷專行。這必然招致各國和各種力量的反彈。尤其是隨著伊拉克戰爭長期拖延，情況逐漸發生變化。美國問題研究專家王緝思曾指出，美國的硬實力依然很強，甚至還在不斷增強，但其軟實力正在逐漸下降。一方面，美國政治體制和民主模式的神話破滅。在俄羅斯等國家，這種模式並沒有促進國家的發展、繁榮和穩定，反而導致經濟低迷、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混亂。那些照搬此模式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此而改變國家的命運。與此同時，拒絕照搬這一模式、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中國、越南等卻蓬勃發展、欣欣向榮。人們終於認識到美國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並非包醫百病的萬能藥方，各國應當理智而審慎地選擇自己的道路，不能盲目照搬這種模式。就此而論，美國的軟實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的國際戰略和政策自損形象。美國奉行單邊主義和“新干涉主義”，力圖按照自己的政治模式和國家利益改造世界，尤其是改造伊拉克、伊朗等伊斯蘭國家以及朝鮮等國，導致強烈反抗和極端對立，也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和伊拉克等國的社會混亂。這些國家和地區，乃至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越來越強烈，美國國家形象、政府及其領導人聲望嚴重受損，其影響力每況愈下。從這一點說，美國的軟實力也在下降。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的軟實力在不斷上升。以中國為例，隨著硬實力的增強，其軟實力也明顯提升。首先，中國的發展模式得到廣泛認可，所謂“北京共識”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遠遠超過所謂以西方發展模式為中心的“華盛頓共識”。不少發展中國家認為，中國堅持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地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在保持政治與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不斷增強國家綜合國力，是它們可以學習、借鑒的成功發展範式。其次，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於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處理國際和地區事務時，既考慮本國利益，又充分照顧相關國家的利益，努力謀求雙贏和共贏，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讚賞和支援。中國與非洲的合作不斷擴大，堪稱國際合作的典範。中國成功舉辦朝鮮問題六方會談，並推動其取得實質性、突破性進展，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及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和中亞合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東盟的合作持續、穩定、卓有成效。此外，中國的國家形象不斷改善，文化以及其他非物質因素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中亞、東南亞和整個伊斯蘭世界，民族主義和宗教作為軟實力絕對不可低估。民族主義和宗教傳統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由於美國在阿以衝突中一貫偏袒以色列，又借反恐打壓一些伊斯蘭國家，並揚言要對整個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進行“民主改造”。因此，遭遇到強烈的反抗。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影響力，政府及其領導人聲望以及政府的政策可信度等都在急劇下降。這些都表明，就這些國家和地區而言，美國的軟實力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
硬實力和軟實力相結合，就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就綜合實力而言，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儘管美國的相對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在下降，但其硬實力還遙遙領先於其他各國，從目前可以量化的經濟、金融、軍事、科技等指標來看，美國幾乎都還排列世界第一；其軟實力，特別是在全球的影響力，還是其他國家難以並駕齊驅的。其他一些公認的強國、大國，雖然有的在經濟、軍事或軟實力等某一方面僅次於美國，處於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其綜合實力同美國還有很大差距，遠不能平起平坐。同時，它們彼此尚未拉開差距，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鶴立雞群”，被公認為超級大國。這樣從力量對比的角度看，用“一超多強”來概括當今世界格局，是可以的。
<二>
然而影響乃至決定世界格局的，除了力量對比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相互關係因素。兩極格局的形成，除了美、蘇遠超其他國家的力量外，更重要的是兩國彼此對立、相互排斥，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兩大陣營和兩大軍事組織之間的敵對關係。二戰結束初期，美蘇、東西方基本是和平共處，雙方都在努力維護和調整彼此之間的友好關係。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等一系列事態的發展，冷戰開始並日益加劇，雙方關係逐漸惡化走向對抗，逐漸導致世界兩極格局的形成。可見直接造成兩極格局的關鍵因素，是美蘇、東西方關係惡化並走向彼此對立、相互排斥，而非簡單的力量對比變化。同樣，兩極格局的瓦解也主要不是美蘇、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而是雙方關係的變化。由於蘇東各國的社會制度發生演變，雙方基本結束了彼此敵對的戰略，其關係隨之轉向緩和。由此也可以說，正是由於雙方的敵對關係緩解，世界的兩極格局才結束。試想，僅僅是蘇聯力量削弱，而無其制度演變和雙方關係的緩和，兩極格局怎麼可能如此迅速地瓦解？除此之外，美國和蘇聯在各自陣營中，無疑處於領導地位。它們與各自盟友的關係，實際是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美國、蘇聯的國際地位和世界的兩極格局。東歐劇變，華沙條約組織解散，蘇聯與東歐各國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瓦解，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兩極格局的終結。
同樣，國家間的相互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當今的世界格局。眾所周知，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國際局勢和國家間關係總體趨向緩和，互利合作、互惠共贏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首先，短期內不會出現兩極對立的世界格局。由於世界力量對比是“一超多強”，缺少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所以不太可能形成新的兩極格局。更重要的是，大國之間雖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矛盾和分歧，但是相互合作還是主要的，不存在、短期內也不會出現冷戰時期那種彼此對立、相互排斥的敵對關係。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在一定的條件下，由於特殊因素的驅動，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關係的演變，也有可能朝著兩極的方向發展。例如，如果美國繼續頑固堅持單邊主義，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等組織進一步推行“新干涉主義”，直接威脅到一些國家的核心利益和安全，促使雙方關係急劇惡化，就有可能迫使這些國家通過某種形式的合作共同進行反抗，也不是絕對不可能導致新的兩極格局和新的冷戰。
其次，單極格局也難以形成。單極格局形成不僅需要存在一個唯一超級大國，而且其他多數國家尤其是主要大國還必須承認它具有中心地位，服從其“領導”。否則不能說單極格局。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這沒有人否認。但是其他多數國家尤其是主要大國，既不承認它具有中心地位，也並不服從其“領導”。中、俄、法等大國，公開表示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主張世界多極化，並奉行多邊主義外交。德國在伊拉克戰爭、歐洲事務等問題上，始終堅持獨立立場。法、德等歐洲國家一直主張由歐洲人主導歐洲事務，反對美國干預。日本雖然在不少方面支持美國，但主要還是替自己打算。只有英國被視為美國的堅定盟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都緊跟美國。但是隨著伊拉克戰爭變成越戰式泥潭，布雷爾政府面臨的國內壓力越來越大，於2007年初迫不得已宣佈將從伊拉克分階段撤軍。從而使美國在伊拉克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由此可見，美國與其傳統盟國之間已不存在冷戰時期那種“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而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之間，以及與其他多數國家之間，更不存在這種關係。這樣就不可能形成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和單極格局。筆者以為，當今世界既非兩極，也非單極，而應當是多邊共生的格局。“邊”可以理解為在國際事務或重要地區事務中，某一個能夠獨立發揮決定性或較大作用的國際力量、國際行為主體。一般來說，“邊”的概念不具有霸權的含義，這同冷戰時期專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極”的概念不一樣。“多邊”是指當今世界有眾多在國際或地區重要事務中，能夠發揮決定性或較大作用的國際力量、國際行為主體。其中至少包括人們公認的所謂“一超多強”，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歐盟、東盟等地區組織。但顯然也不能將“多邊”理解為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它是一個相對的、不宜簡單量化的概念。“多邊共生”，指多邊之間是一種平等獨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關係。
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民主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趨勢。經濟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使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空前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特別是多邊國家和國際經濟行為主體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關係。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促進共同發展。美國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其經濟狀況、發展趨勢和政策調整都對世界經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但是反過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狀況、發展趨勢和政策調整也會影響到美國。日本、歐洲自不必說，即使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以及中印俄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或中東、中亞產油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美國經濟的發展變化。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全球表明各國之間只有合作，才能應對危機，促進共同發展。
能源問題特別是石油緊缺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競爭。能源出口國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與日俱增。俄羅斯以能源為杠杆強化了對歐洲國家的立場。能源進口國首先是美日歐各國對石油、天然氣的依賴進一步加大，大大加強同能源出口國的關係。同時，它們對中印等能源消耗快速增長的國家，提高戒備和防範，竭力阻撓這些國家擴大能源進口。尤其對中國擴大能源進口更是採取對抗的態度，甚至據此散佈中國“威脅”論。日本與中國同為東亞能源進口大國，在進口俄羅斯、中亞石油問題上存在競爭，這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日本卻採取了惡性競爭的辦法，給兩國關係帶來陰影。事實證明，這往往無濟於事，為了共同的能源安全，利益相關各方還必須通過協商、合作解決問題。
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重要的發達國家，經濟上有很強互補性，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這種互補性進一步增強。儘管在貿易逆差、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關係，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增強。雙方只有合作，才能共同發展。中國的股市才剛剛起步，但是已經同世界股市尤其是美國股市密切聯繫在一起。中國股市的起伏震盪已直接或間接影響後者。對此，英國《星期日電訊報》發表的評論文章，甚至使用了世界股市閃現“中美國”概念的提法。文章說，中國豐富的廉價勞動力促使美國公司利潤從2001年的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升至2006年的12%。同時，中國大量存款進入全球資本市場，使全球實際長期實際利率從7年前的約5%下降至2006年的2.8%。文章認為，中美關係不一定是平衡的，而是“共生的”，“互補的”。
國際關係民主化，即通過彼此的協調對話來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任何國家不得獨斷專行。在政治、外交和國際安全領域，各國特別是多邊之間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只有平等協商、相互合作，才能化解矛盾和危機、防止衝突、協調各方的利益，確保地區的穩定與安全，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毋庸諱言，當今世界任何重大地區和國際問題只有美國的參與才能解決。但與此同時，美國要解決任何重大地區和國際問題也離不開其他國家尤其是大國的支援與合作。“9•11”後，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正是在各相關國家的支援與合作下才取得決定性勝利。而它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之所以長期拖延，而阿富汗的政局一直動盪不安，原因之一是它缺少這種支持與合作，“失道寡助”。朝鮮問題六方會談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並取得突破性進展，首先是各方具有合作誠意，能夠做出必要的妥協以穩步推進談判。其次，中國作為主辦國和東道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否則，即便美國再強大，也難以獨自解決此問題。
綜上所述，國際行為主體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係是決定當今世界格局的兩個最核心因素。“一超多強”僅僅是力量對比的現狀，而不是世界格局的準確描述。國際行為主體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相互關係才是決定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當今世界格局的準確概括應當是，“一超多強，多邊共生”。
<三>
世界格局，是客觀進程的結果。當然，也不排除主觀運作的因素。而國際秩序則首先是主觀意願、戰略目標，以及對國際行為的規範。國際秩序往往呈現有序、無序或二者並存的狀態。冷戰時期，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反而造就了兩極格局下相對有序的國際秩序。冷戰結束初期，舊的國際秩序瓦解，新的國際秩序沒有建立，世界呈現相對無序的狀態。經過十幾年的調整，當今國際秩序總體上是有序與無序並存，也是從無序向有序轉化的一種狀態。這種並存狀態，一方面反映為地區差別，即一些地區有序，而一些地區無序。一體化進程中的歐洲、東盟協調下的東南亞、以上海合作組織為合作平臺的中亞，以及世界多數地區總體是有序的。而中東、西亞則處於無序狀態。另一方面反映為問題差別。即一些問題正在有序解決，或者已經找到解決的辦法，例如雙邊和多邊貿易衝突、朝鮮核危機；而另一些問題，不僅尚未解決，而且至今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例如國際恐怖襲擊、巴以衝突、伊拉克戰後局勢的穩定、伊朗核危機。
國際秩序，包括全球秩序，以及地區和周邊秩序，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和平、穩定、有序的國際秩序，將會為一國提供健康良好的國際環境，進而有利於一國的利益維護和發展，相反則會對一國國家利益構成威脅。因此，各國尤其是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構建的國家，都把構建有利於自身利益和發展的國際秩序，作為最重要的國際戰略目標。而它們的國際戰略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向著國際秩序的構建。應當說在“一超多強，多邊共生”的世界格局下，每個“邊”的國際戰略都會影響國際秩序的構建。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真正能對國際秩序構建產生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少數的大國。當今世界，美國無疑是對構建國際秩序影響最大的國家。
冷戰後美國的國際戰略始終圍繞一個中心、一個目標，即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它具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要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二是，要由美國充當秩序的建立者、維護者和領導者。以“9•11”為界，這一戰略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冷戰結束至“9•11”前，是第一階段，以冷戰思維為理論基礎，以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前冷戰對手俄羅斯為主要戰略目標。美國認為，前者是其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最大威脅，後者仍然是戰略競爭對手。中國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是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有可能會成為前蘇聯那樣的“敵人”。因此，遏制中國就成為美國戰略的一個重點。這一戰略導致美國單邊主義膨脹，國際行為獨斷專行。由於推動北約東擴，發動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使俄美關係惡化。因轟炸我駐前南大使館和“4•1撞機事件”又使中美關係處於低潮。尤其是美國在巴以衝突中偏袒以色列，激怒了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當時的國際秩序呈現無序狀態。這一時期美國戰略犯了致命的錯誤，忽略了兩個重要的戰略因素。一是，忽略了冷戰後新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尤其是國際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的崛起及其對美國的威脅。二是，只顧爭奪海外戰略要地，忽略了本土防衛。
“9•11”事件之後，美國的戰略進入第二階段。美國清醒地認識到，它的主要威脅來自國際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因此，美國的國際戰略出現明顯的轉折：把集中全力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全方位加強本土防衛作為“國家戰略核心”。為此，它積極組建國際反恐聯盟，出兵阿富汗，打擊塔利班政權，剷除基地組織，並在全球開展或支持開展反恐怖主義鬥爭。國際秩序開始向有序的方向發展。
但美國似乎被勝利衝昏頭腦，在阿富汗局勢尚未穩定、國際反恐任務依然繁重的情況下，急於把戰略重點轉向剷除“無賴國家”的異己政權、通過軍事打擊“民主改造”阿拉伯國家乃至全世界。它不顧多數國家包括重要盟國的反對發動伊拉克戰爭。反恐戰爭從此被“異化”、變味。儘管美國取得了戰場的勝利，但產生了消極的後果。一是，戰爭長期拖延，伊拉克政局動盪不安，恐怖襲擊、部族衝突此起彼伏，社會秩序混亂。二是，全球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調查顯示，“9•11”事件後至伊拉克戰爭前，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僅為729人。而伊拉克戰爭後至2007年2月，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高達5420人。因此，英國《獨立報》說，“世界各地的無辜者現在正在為‘伊拉克效應’付出代價，成百上千的人因為美英軍隊攻打和佔領伊拉克而失去生命。”三是，國際反恐聯盟因此而分裂。很多支持在阿富汗反恐的國家都反對伊拉克戰爭。四是，美國與其重要盟國之間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產生了冷戰以來最嚴重的分歧。就連美國國內朝野之間、兩大政黨之間以及政府內部看法都不一致。從某種程度上講，國際秩序又出現向無序的方向逆轉。由此可見，美國目前的戰略不可能造就一個良好的國際秩序。
良好國際秩序至少應當包含和平、安全、穩定，有利於各國和世界的發展。建立良好國際秩序，有賴於正確的方法和途徑。如前所述，國際秩序也是主觀建構的產物，因此各國尤其是大國有關國際秩序的做法和構想將會對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些做法和構想最明顯的體現就是一國的外交戰略和主張。構建良好的國際秩序的正確途徑應當是樹立國無大小強弱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國際關係新風；完善以聯合國為主要平臺的多邊民主協商機制；健全全球和地區預防及化解衝突機制。不難看出，美國的戰略恰恰與其背道而馳。為了建立良好國際秩序，不少國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提出的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
和諧世界思想綜合了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對於和平、繁榮、公正、平等、自由等普遍價值的共同嚮往和追求，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可以說，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人民願望，同時也是構建和提升我國軟實力的重要平臺，有助於糾正西方對我外交政策的誤讀，為我國的發展排除不必要的麻煩和障礙。
構建和諧世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早期我國領導人對世界秩序的認識和評價。早在1988年9月，鄧小平就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黨的“十六大”報告全面闡述了中國在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方面的立場：政治上，各國應相互尊重，共同協商，而不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文化上，應相互借鑒，共同繁榮；安全上，要樹立新安全觀，即各國之間要相互信任，共同維護國際安全；通過對話和合作解決國際爭端，而不能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目標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日益提高，在地區事務和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引起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人們越來越多的談論到中國的“崛起”，也擔心中國的“崛起”會不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為此，以胡錦濤總書記為中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中國和平發展新道路的主張。在此基礎上，胡錦濤主席進一步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指出“面對當今紛繁複雜的世界，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和諧，強調和諧，促進和諧，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他特別強調，“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建設和諧世界是經過深思熟慮並逐漸明確了的一個戰略方針，它同中國一貫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脈相繼，又是中國國際戰略，特別是建立國際新秩序主張的進一步發展。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要建設和諧世界”，這表明和諧世界已經從一般的口號和主張上升到了大政方針的高度，是新階段中國對外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與美國的國際戰略相比，它是一種嶄新的國際戰略理念和戰略文化。它繼承了博大的中華文明當中“和為貴”的戰略精髓，又代表了當代人類最高層次的戰略思想境界。因為它所追尋的是世界各國的友好相處，國際環境的和平與穩定，在這種和平與穩定中實現中國自身的發展；它不僅僅謀求中國自身的利益，而且也謀求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使各國人民在一個和諧的世界中都能夠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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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的冷戰拉開帷幕
2018年12月1日，美國和中國官員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了暫時性共識。同一天，加拿大當局逮捕了中國通信巨頭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由於孟晚舟涉嫌在伊朗幫助華為回避美國對該國的制裁，目前正面臨被引渡到美國的危機。
雖然孟晚舟被逮捕的時間可能只是巧合，但在中方看來，這進一步證明了美國試圖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之前的數屆美國政府認為，中美兩國的關係會在日益緊密的經濟紐帶中逐漸穩定，並以此為基礎制定了其對中國的政策。然而，特朗普政府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中國的發展是以犧牲他國主權為代價的。”
除了使美中兩國貿易談判的未來走向更加撲朔迷離外，孟晚舟事件也讓人們開始擔憂美中兩國是否正在開始新一輪的冷戰。這場冷戰主要關乎經濟優勢和技術創新，但也延伸到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美中競爭與美蘇爭霸有何異同呢？這兩個國家到底競爭的是什麼？假如新冷戰真的正在醞釀之中，那麼其中一國的“勝出”又會意味著什麼呢？ — Ali W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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