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庸：我為什麼離開中國？】
一位企業經營者在2019年初離開中國之前寫下長文，對當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動盪進行了分析。文章在網路流傳。
一、尋得桃源好避秦
2018年初，我在從馬來西亞回上海過農曆春節的飛機上，用手機寫了《大洪水會再來嗎？——我的諾亞方舟》一文，百度上還能搜到。當時還沒有修憲，也還沒有貿易戰，後來的局勢發展印證了我的擔憂。貿易戰只是冰山一角，在經濟層面中美會達成暫時的和解，但天朝利益集團與普世價值觀及國際通行規則的衝突，仍將持續，根源不在一人一事，而在於權力來源於（且至今仍依賴）暴力的必然結果。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積蓄了某些制度堅決不改的本錢，後發劣勢積重難返，蘇東模式視窗期已過。西班牙智利臺灣社會能夠和平轉型，重要條件是其社會財富私有制占主體，公權力的含金量並不很高，民眾意識覺醒後其戀棧代價超過棄棧。中國公有制仍占主體，且還在“做大做強”，公權力能夠支配全民財富肆意妄為，毒性極強使人上癮欲罷不能。因此除非奇跡出現，今後中國局勢必繼續惡化。多數人混混噩噩，部分人看得清但心存僥倖，所謂歷史教訓，就是很少人能真正從中吸取到教訓。
我天性不羈，僥倖有機會選擇，危牆不立亂邦不居，今天我選擇離開中國，到馬爾他共和國居留學習一段時間，順便拿一張可在歐洲漫遊的永久通行證。許多朋友問我為何作此選擇，現在我在飛機上，再用手機寫幾行字，作為回復，也算臨別感言。
二、中國經濟滑坡已難逆轉
事關國運的首要問題還是經濟。經濟事關每一個人福祉，惰政、蠢政與惡政的不良後果，最終會通過經濟問題顯現出來。中美貿易戰雖茲事體大，但美國民眾日用品主要依賴發展中國家，目前大部分仍靠中國提供，近年內難被完全替代，美國政府得罪不起選民，中國政府目前內憂外患，手中本無多少籌碼，因此貿易戰雙方必會見好就收（關於中美貿易戰結局的分析，可參閱陳天庸、謝作詩2018年3月寫的《中美貿易戰：原因、性質及中國的應對措施》）。中國政府被迫降點關稅，相當於給本國民眾減點稅刺激消費，對國家財政影響並不大。更大麻煩在於，貿易戰平息後的中國經濟，趨勢極不樂觀。網上我還沒看到很詳細的中國未來經濟預判分析文章，在此說說我的看法。
1、產業外遷最致命
中國外資正以整個產業鏈相關企業群體外遷的規模逃離。廣東膠鞋家俱等多個行業外資企業大量搬遷出境。三星、富士康、優衣褲、無印良品大幅減少中國工廠，耐克、阿迪達斯此前已將生產工廠轉到越南。內資企業有條件的也在設法外遷。產業外遷的轉捩點並非中美貿易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政府多年來動輒打民族牌，反日反美反西方，2016年韓國薩德事件激發中國大規模排外，都已讓外資企業寒意徹骨。企業從謀劃遷移到實際搬遷，至少需兩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後三年，企業外遷潮會一年比一年猛，其後果比目前能預想到的將更嚴重。
中美貿易戰基本還只是嘴仗，美方關稅制裁尚未大規模實施，目前並未真正導致中國企業外銷成本大幅上升。川普的貿易戰只是給外資企業離開中國增加了一個理由。別以為貿易戰和解了，要遷移的外企就會留下來。導致企業外遷是因為中國的綜合成本過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國民族民粹主義氾濫，導致外企對中國未來預期不佳，安全感喪失。近來華為孟任女事件天朝昏招迭出，更增加了外資不安全感，必進一步加速外資逃離。
產業外遷對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後果是致命的。青壯勞動力無法貯存，人老了就成為社會負擔。中國其他資源稟賦遠不能與阿根廷相比，因此說中國將陷南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太樂觀了。看看委內瑞拉與辛巴威吧，那才是未來中國的映射：暴政朽而不倒，民眾苦海無邊，年輕一代看不到未來，整個社會看不到改善希望。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產業外遷，到現在幾乎沒有了製造業，目前香港金融服務業走向衰退，社會便彌漫絕望氣氛。臺灣企業外遷程度比香港稍輕，也已導致臺灣工人幾乎二十年沒加工資，年輕人起薪一直停留在台幣22K。臺灣每屆候選人都喊拚經濟，都沒有起色。中國大陸與港臺差距不可以道裏計，世界貿易一體化時代，企業隨時面對國際市場競爭，製造業企業對成本尤其敏感，民主社會政治家要用高福利討好選民，專制政體要強力維穩，制度運行成本都很難降低，因此製造業企業只能不斷地“逐水草而居”，遷到綜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才可續命。現在東南亞與印度的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綜合成本已顯著低於中國，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不走就得等死。一些內資企業如果不能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也很難熬過今後幾年。
製造業企業搬遷是件傷筋動骨的事，因此產業一旦轉移就不可能回來。中國外資企業產出占中國GDP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帶動的相關產業，外資企業影響中國40%GDP，50%左右進出口額（可參照中國商務部《中國外商投資報告》，資料為2017年度統計資料）。再加上內資私營企業也已開始大量停產倒閉，今後三五年內，產業外遷將導致中國增加上億失業人口。其中能夠“回鄉創業”的主要是五十歲以上的農民工，農村無法提供與城市類似的就業、工資與生活環境，青壯農民工大多數不會忍受農村的貧窮枯燥，農民工城裏出生的二代，更是無法接受農村的生活環境。大批青壯農民工與城裏出生的農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必成社會動盪之源。
貧窮失業是培養民族與民粹主義的溫床，民粹主義是專制的最得力幫兇，經濟滑坡的後果，絕不只是節衣縮食的問題，首先必引發民粹主義氾濫，不患寡而患不均，中產以上階層都將成為民粹靶子，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唯有在經濟未嚴重惡化前立即啟動憲政民主，形成社會多元制約體系，方可制約民粹。中國如不立即開始憲政進程，民粹主義潮流今後幾年內將淹沒中國，義和團將沉渣泛起裹挾社會。
憲政民主轉型需要一定物質條件，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時，暴力是暴民唯一懂得的語言，需求層次定律決定了憲政民主制度難以在整個社會普遍貧窮的階段穩定建立與施行。憲政是君子之爭，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如待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憲政民主便是沙上建塔。
經濟搞不好，中國沒希望。中國經濟能否搞好？取決於2019年中國能不能發生顛覆性的制度改變，大幅降低民營企業綜合成本。
2、中國企業的成本高在哪里？能否降低？
找准病因才能對症下藥。多數學者說中國企業高成本來自高稅負與過高的社保，因此大力呼籲減稅與降社保繳費比例。其實不然。
中國社保占工資比例近40%，這其實就是所得稅，是企業的沉重負擔。但中國除北上廣深外的大多數地區，通常默許企業只按工人數量的30%左右交社保。
中國稅負確實高，尤其稅收結構很不合理，生產流通環節而非消費環節承擔了主要稅負，極不利於促進企業增加積累擴大投資——對不同環節徵稅的調節效應是不一樣的，稅負從生產環節傳遞分攤到消費環節，是有成本的。
流行的謬誤認為投資、出口與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其實只有私企投資才是拉動經濟的唯一動力，出口與消費是有效投資的結果，而非與投資並列的發展動力。中國高稅收嚴重影響企業增加積累擴大生產，很不利於經濟發展，減稅是必要的。
我自己經營企業，平時與企業家朋友相從較密，我總結民企老闆面臨的外部困難，普遍來說，約20%來自於重稅，20%來自於干預用工自由的勞動法規與社保負擔，還有60%左右，來自于官員以檢查、整頓、罰款、責令整改、環評標準過高、強制限產、責令停業、拆違、趕人、限制經營範圍、限制外來人口子女入學、購房等等各種限制與折騰帶來的麻煩，讓企業動輒得咎。稅收與社保雖不合理，但只要規則清晰，企業還有個明確預期，可以部分規避或提前分散風險負擔。唯有政府官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以及官吏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如蒼蠅防不勝防，最令企業經營者心力交瘁。應對這類騷擾的時間與精力，是企業經營者更大的成本。但由於這種成本難量化、難表述、難避免，學者與主政者常回避這類問題，視而不見。且政府還需養大批冗員以維穩，腐敗是專制政體運行的潤滑劑，“縱兵劫掠”也是養兵之法。因此官員權力尋租與蠻橫折騰企業帶來的負擔與損失，雖危害更甚于高稅收與高社保，現行體制下要想預防與避免，基本無望。
政府官員權力尋租與瞎折騰，比高稅收與社保更傷害企業。紀檢監察顯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官員折騰企業，名義上都有法有據。政府部門高標準立法、選擇性執法，讓企業普遍處於違法狀態，政府官員隨時可上門刁難處罰，這是中國所有民企面臨的常態。企業大油水多，上門刁難敲詐的官員越多。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古謂滅門的知縣，今有隨意封門的胥吏。更糟糕的是民企面對公權力侵害毫無救濟手段，只能束手待宰。
這幾年紀檢監察擴權的結果竟是，企業受到的刁難並未減少，不花錢絕難辦事，但如沒有熟人介紹勾兌，企業願花錢官員也不敢要，故現在找人花錢擺平官員的中間成本，常大於以前直接給官員紅包的支出。另外，財務上如何處理這些用於打點的灰色支出，以防備紀檢監察查處官員時以“涉案人員”為名帶走企業老闆長期羈押，又成為企業的另一麻煩。按刑訴法等規定，殺了人被抓捕24小時後律師便可介入會見，這幾年常有企業主被紀委監察帶走失聯幾個月，企業上下與家屬竟無從查問下落。被中國紀檢監察部門“協助調查”羈押所受的非人折磨，遠甚於監獄，這成為很多中國企業家難擺脫的夢魘。有西律師多年前寫的《中國企業家都在通往監獄的路上》一文，道出了中國企業經營者的辛酸，至今仍不斷被轉發。
中國監察法缺乏程式正義，監察機關公然自謂屬政治機關，而非司法機關，卻可以羈押公民，且不允許律師會見，明顯與現代法治相悖。廠衛濫權絕不可能帶來吏治清明。惡法非法，監察法不改，中國與現代法治逾行逾遠。
官員財產公開與輿論監督，已被全球文明國家證明是最有效的防腐敗手段，大資料時代讓官員財產公開與接受社會監督，極為容易，天朝棄而不用，非要守著糞坑打蒼蠅。當前官員權力尋租又越演越烈，我寫文分析過，茅臺酒價格可作為中國腐敗指數，今年茅臺漲價竟與監察委擴權幾乎同步。古謂養賊自肥擁匪自重，這微妙關係，誰解其味。
綜上，公權力不受制約導致的官吏尋租與隨意折騰，是中國企業最沉重的負擔。民族與民粹主義增加外資的不安全感，是外資企業的額外成本。
此外政府壟斷土地導致高房價，壟斷上游產業控制基礎原料與燃料等價格，也是中國企業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房價是勞動者的生活成本，也即是用工企業的人工成本，員工工資起碼得能夠維持其衣食住行。稅費水電油氣排汙路費紅包上游原材料等，市場各項成本是環環相加傳遞的，成本鏈條上任何一環的成本，也都是另一環的成本。
中國政府對民企管束太緊攫取太多，當前中國民企外有東南亞印度等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對手，內有世界最昂貴政府的盤剝、行政干預與權力尋租，辦企業辛苦還不掙錢，老闆累死累活只是為政府與員工打工，不堪重負之下企業關門大吉將成燎原之勢。即使沒有貿易戰，中國經濟下滑的勢頭也已不可逆轉。
貿易戰如持續下去，將重創中國製造業。當然我認為貿易戰會暫時和解。但如不能由此帶來中國政治制度改良，則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他國的威脅，外資企業與外來訂單仍必大量轉移到他國，中國的製造業實際產出將在今後五年內萎縮近半。
（有人認為憑中國內需市場也可以大體維持現有經濟規模，稱中國即使少了對美國的出口，也只影響GDP幾個百分點。無知之論。設想一個村裏沒了外出打工收入，各戶將只能自耕自織自給自足，結果必是百業凋敝，也許只剩下一個水磨坊。打工收入是村裏其他各業興旺的前提與基礎。外貿收入是人民幣發鈔之錨，而且有了穩定的外貿收入，才能帶動配套產業與服務業等百業興旺。現代金融與服務業，通常可將外貿收入通過信用放大與服務業傳遞，將經濟GDP擴張數倍以上，中國經濟目前年80萬多億人民幣的GDP，約一半是靠每年2萬多億美元的外貿收入直接與間接拉動的。外貿收入才是推動中國經濟多米諾的第一張牌。沒有外貿收入，中國有效內需也將大幅減少——付得起錢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沒有基礎收入，哪來有效內需？如果閉關鎖國，中國會逐漸退化回到小農經濟，經濟大幅度萎縮，社會退步，被世界文明社會拋棄。）
要降低中國企業成本，首先必須大幅降低中國制度成本。要維持中國經濟規模，必須維持外貿規模，要維持外貿規模，首先必須留住外資企業。現在中國連內資都留不住，企業家人心惶惶，中國經濟還能繼續發展嗎？退一步，中國經濟還能維持現有規模嗎？
最關鍵是，2019年，中國會有制度方面的重大改變嗎？如果沒有改變，中國經濟衰退及其後果將超過一般人想像。
三、大洪水何時再來？
安邦吳小暉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安邦保險等部分被政府接管。明天系肖建華被從香港抓回，至今未獲自由。萬達王健林變賣資產。複星郭廣昌的海外投資折戟。馬雲宣佈2019年退任。馬化騰劉強東穿紅軍裝朝拜後公司股價大跌，此前劉強東稱大資料可助二十年內實現共產主義，作為人民大學畢業生他應該知道共產主義就是消滅私有制，也許他內心已預見自己將被共產？無恆產者無恒心，幾個月前強子妻女在側仍酗酒出軌，很像是無恒心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使然。
對他們來說，大洪水已經來了。
很多學者與商人已感受到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波濤洶湧。
開網店的小店主應也有風雨交加的感覺了。電商法規定要求所有網店都辦理營業執照並納稅，依我看這舉措加強社會管治控制的意圖遠大於收稅，因為向小微企業徵稅，其收益很可能低於徵稅成本。但與幾年來大城市大規模封牆關店一樣，這些任性專橫又愚蠢的管控舉措，斷了升鬥小民的生路，底層民眾自謀生路，政府不支持還處處設限，這些管控措施破壞了市場的正常運行，人為加大了市民生活成本與經濟運行成本，批量製造出更多困難群眾。
國家稅務總局2018年11月27日發佈的《重大稅收違法失信案件資訊公佈辦法》，規定欠稅超10萬元就上黑名單，經營者將被阻止出境、買房等（稱“將納稅信用評價結果通報相關部門，建議在經營、投融資、取得政府供應土地、進出口、出入境、註冊新公司、工程招投標、政府採購、獲得榮譽、安全許可、生產許可、從業任職資格、資質審核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非銀行支付機構開展大額交易報告工作有關要求的通知》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5萬元以上，或轉帳人民幣20萬元以上（含20萬元），就將被列入大額可疑交易進行監控。
大資料時代，人人都毫無隱私可言，有產者更如欄中豬羊，政府要清算處罰宰殺，易如反掌，到時誰能倖免？
多數人將會一直到自己與親友謀生無著、安全有憂時，才恍然發覺，原來自己周邊已是洪水齊肩，無處可逃了。
對2019年短期經濟形勢，許多人持審慎樂觀。我對短期也不樂觀，對長期更悲觀。前幾天央媽降准1%，據稱可釋放出15000億人民幣。經濟滑坡時中國政府必按老套路繼續大規模放水刺激經濟，繼續擴大公共投資以穩就業穩增長，但沒有效益的投資就是消滅財富，許多政府低效項目建成後收益不夠付利息，還須賠巨額運行與維護成本，成為全民負擔。
中國社會缺的不是錢，是掙錢機會。中國民企海外投資管道被外匯管制政策堵死，國內有利可圖的行業被國企壟斷，民企各項成本太高，普遍不掙錢，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病因所在。
不除病因，只靠政府繼續印鈔放水擴大公共投資拉動經濟，相當於進一步將社會財富向政府手中轉移，稀釋民眾手中的財富。這樣做的結果是進一步加強了政府掌控經濟集中度，政府掌控的經濟運行效率顯然遠低於民企效率，現行政策還在不斷降低中國經濟運行效率。這是飲鴆止渴挖肉補瘡，放任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大印鈔大通脹，是現行政策的最終必然結局。城市房產將成有產者最後保值工具，但同時不動產也將凍結有產者的財富，坐等官府清算盤剝。中國樓市的結局，我在《中國樓市何時跌》一文裏預測過了。現在的中國經濟就是一艘正開往深淵的太平輪。如果沒有根本性改變，船毀人亡的結局誰也逃不過。
四、社會動盪臨界點：維穩者成為被維穩對象
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轉折臨界點，中國社會穩定與否，首先取決於經濟能否穩步增長，至少不倒退。國際競爭激烈，各國經濟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經濟失速必使產業大量外遷，導致大量失業，引發社會動盪失序。
問：中國社會全面動盪失序的臨界點在哪？
答：財政養不起龐大的吃公糧群體，大批維穩者成為被維穩對象之時。
當前5600萬退伍軍人已成維穩對象，此前他們曾是維穩者。3000多萬事業編制人員將是第二批被維穩對象，財政已無力長期供養他們，但他們中許多人已喪失自食其力的能力。
待到經濟下滑導致政府財政汲取嚴重不足時，協警與城管等部門中大批臨時工將首先被裁，僥倖保住泥飯碗的，也只能拿微薄工資幹髒活苦活，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從秦朝下級軍官陳勝吳廣到明朝官營驛站下崗驛卒李自成，捕快張獻忠，一直到辛亥革命，社會鼎革首倡者主要是失意的體制內人員。所以一味擴充維穩隊伍很可能是養虎為患，維穩需要政府財力支撐，一旦財政汲取不足，最有可能成為社會動盪主力的，往往正是原來的維穩者。不改良制度，只靠暴力維穩，一定是越維越不穩。
中國資源貧乏人口老化，歷年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累積，社會原子化，缺乏士紳階層，缺乏宗教信仰，社會一旦亂起來，必如負載過重的大貨車坡道後滑，卻沒有刹車。中國須多少年才能走出亂治迴圈？大清後期幸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名將勉力維持，太平天國也亂了十四年，死人一億多，現在體制內持續逆淘汰，恐怕難覓曾左李了。
亂世社會動盪失序，人人都是受害者。興亡皆是百姓苦，別指望社會動盪後一定會出現一個更好的社會。
經濟衰退社會動盪的中國，會回到叢林社會。手中有一點點權力與武力者，都將變本加厲盤剝民眾，敲骨吸髓。同時自己也朝不保夕，時刻可能成為他人獵物。商人成為權力食物鏈的終端食物，各種變相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將明目張膽，甚至獲得大眾歡呼喝彩。目前幾個商界大佬已成籠中獵物。影視明星們粉絲無數，平時看似神通廣大，但近半年來他們面對公權力各種關門打狗式的查稅清算盤剝，噤若寒蟬束手無策，一些民眾還拍手稱快。如輪到你我，誰比商界大佬與影視明星們更有自保能力？
經濟下滑也將導致中國最大的中產階層——幹部階層的生活水準全面下降，靠山吃山，到時候權力尋租現象將更加失控。中國紀委與現監察委，多年來以非法治的嚴厲手段管控幹部，一方面對幹部有相當的威懾作用，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公權力尋租的效果；另一方面污染了法治的源頭——現在幹部是對法治最沒有信仰敬畏的群體，做事消極怠工，對監察委畏而不敬，工作動力全靠高福利與灰色收入撐著。一旦幹部的現有收入與高福利難以為繼，鐵飯碗成為雞肋，那時官員將對紀委監察部門不敬也不畏，而政權維穩還需要他們，其權力尋租必更肆虐，法不責眾，監察部門明知普遍貪腐也只能掙只眼閉只眼，且監察人員一樣會利用權力尋租，既敲詐“肥鴨子”幹部，也可能貓鼠合流，合謀敲詐關聯的企業主，共同分贓。
理論上，中國挾其經濟體量與產業鏈完整，閉關鎖國也可象康乾時代一樣自給自足，只是那樣的話，民眾生活品質會退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其中受影響最大的自然是中產階層——而中國幹部就是當前最大的中產階層，到時必群體性抗命，對上陽逢陰違，對下縱容劫掠。非民選的官僚階層，歷來具有單向棘輪效應：有利於其擴權尋租的政令，如擴大投資、增加行業限制、加強對企業與民眾管治，必變本加厲迅速落實，與此相反的事，必一拖二推三對抗，三令五申，仍難落實。
官僚階層有其自己利益與相對獨立性，當前官僚階層對鄧式“改革開放”有共識，正明裏暗裏頑強抵抗極左派開倒車，在努力將倒開的車子拽住，往胡溫時代的方向推。近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政策，就是激烈博弈的體現。但他們只是希望中國政局回到胡溫時代，那個較現在相對自由寬容的年代——包括對官員腐敗的寬容。而世界憲政民主潮流已浩蕩向前，中國內外的環境也已發生重大變化，互聯網加速了世界一體化，社會停滯即是倒退。
“保衛改革開放”如被曲解為回到江胡時代，絕對解決不了上文所說的降低企業綜合成本的問題。穩定壓倒一切的維穩思維，解決不了執政黨自身惡性膨脹的問題。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這種維穩思維的結果。執政者拿刀砍百姓容易，砍自己就下不了手，所以天朝多年口喊精兵簡政，越減機構越臃腫，已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有學者提出“告別改革開放”，可以理解，但如何做到？保衛派與告別派的目標並無區別，應該怎麼樣，認識都一致。能夠怎麼樣？不是越激進者就越高尚，不是越激烈就效果越好。動機不重要，行為客觀效果更重要。能夠一步飛躍當然好，如何做到？如不能一步飛躍，那麼日拱一卒，積跬步致千里的漸進改良，不該被嘲諷。真正的改革開放是包括執政階層在內的中國人共同利益所在，需要“咸與維新”。
需明白當前中國只有兩項選擇：或前進過渡到民主憲政，和平轉型；或退回到極權專政，最終走向崩潰。
五、維穩四策
我的許多朋友在國內建言抗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對他們深懷敬意。2019年元旦前，我們近百位朋友以《中國百位公共知識份子“改革開放”四十年感言》為題，各人說了一句話。我只是小商人，不算知識份子，但與他們同氣相求，也忝列其中說了句：有利於私有產權保護與自由市場經濟的才是改革，改革方向應該是增加人的自由。
中國如能避免動盪和平轉型，是國人之幸。社會變革要以人為本，興亡皆是百姓苦，什麼主義不重要，民眾福祉為重。從這個角度說，我是堅定的維穩改良派。位卑未敢忘憂國，在此我提出四點施政建議：
1、實行憲政，接受普世價值
2019年內召開政改會議，有序推進憲政民主。憲政即是限權，對政府限權，才能落實政府部門精兵簡政。政府簡政減人，才能對企業與民眾減負。對民企大幅減負，才能穩經濟。
中國實行民主憲政，接受普世價值，才能真正融入世界，中國的發展才不會被視為對文明世界的威脅。中國才能發揮比較優勢，在世界貿易分工體系中保持現有份額。如此執政者才是真正執政為民，造福全體國人。
憲政是人類世界共同文明成果，沒有什麼地域性與特殊國情不能適應問題。二戰後麥克亞瑟將幾個美國年輕人關在一處密室裏九天，完全按美國人思維搗鼓出一部日本憲法，七十多年來一字未改，助日本發展成了國民幸福指數居世界前列的現代國家。
接受憲政首先是接受政治多元，明智的執政者要主動培養溫和的反對派，促進社會和平轉型，這樣才能避免社會血腥衝突。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掌權時加於他人身上的，最終都會回到自身或後代身上。種瓜得瓜，與暴力統治相隨的是血酬定律。
思想自由與信仰自由，是憲政民主的基礎。當前封號刪貼壓制言論自由，打壓迫害基督徒與部分少數族群，嚴重侵犯人權，應當立即停止。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宗教是良善社會的穩定因素。
拒絕普世價值，放著大路不走，非要“艱難探索”，非蠢即壞。如以一己之私綁架整個執政階層一同走向深淵，終會被覺醒者拋棄剷除。從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紮菲，獨裁者的下場前車可鑒。中國體制內彙集了中國大部分精英，變革也是他們的迫切需要。有朋友預言，上如不主動改行憲政，二年之內，必有巨變。我不敢如此樂觀，但我知道，現狀絕不可能持續。如無良性巨變，開倒車結果大概率是車毀人亡，那時候所有人，要麼成為施暴者，要麼成為暴力的對象，一些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一切中產者，包括幹部群體、白領與企業主，都將是暴民暴力指向的物件，現在的左中右，其實都屬中產，到時統統玉石俱焚。
實行憲政是兼顧利益受損者，保全既得利益者的萬全之策。
2、放開除軍事工業之外的所有行業壟斷。
全面放開對銀行、石油、通訊、移動、互聯網、電力、鐵路、高速公路、航空、煤、氣、水、礦產、冶金、化工、醫療、教育、保險等所有行業的國有壟斷，能釋放巨大經濟活力。
中國實際有四大徵稅系統：國稅地稅社保已合併，算一家。國企其實是第二徵稅系統，國企壟斷了民眾躲不開的“國計民生”行業，國企壟斷溢價具備稅收特徵：固定、強制、無償。國企低效浪費，只會消滅財富，主政者應也很清楚，但國企是黨產，是利益集團的小金庫，國企虧損相當於徵稅成本，利益集團絕不會輕易交出的。土地財政是政府第三徵稅系統，現在地方政府賣地所得一年達五萬多億，少了土地財政，許多地方政府得停擺。四是可隨意印鈔發債的中央銀行與財政系統。印鈔通脹稀釋民眾存款購買力，掠奪升鬥小民財富于無形，印鈔是收鑄幣稅，富人還可通過購房換匯抵禦通脹，通脹最大受害者是窮人。
去產能與環保風暴，去的是民營企業產能，保的是相對低效的國企，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現在面對經濟滑坡，苛政略有緩和，但許多民企已元氣大傷，肆虐不受節制的公權力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民企頭項，隨時可讓民企老闆人財兩空，何況政府從未承認做錯，很多企業仍永遠處於半違法狀態，戰戰兢兢信心不再。
只要仍堅持做大做強國有經濟，民企就沒有發展空間。裁判員堅持要下場踢球，那麼遊戲就無法繼續。只有放開國企對上游行業的壟斷，讓利於民，中國經濟才能恢復活力。
3、放開對土地利用的過多限制，對土地功能鬆綁。
土地是國民最重要財富，中國土地壟斷為公有，已成為限制土地財富效應發揮的桎梏。土地私有是大方向，目前急需政府首先放鬆對土地利用的過多限制，以市場手段調節土地需求，放開對土地功能、容積率等等的過多限制，允許土地使用權由民企與民眾個人自由交易，這樣便可極大釋放土地作為最重要財富的潛在價值，減少土地閒置浪費，為國民創造更多財富。
2018年12月23日至29日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確定集體建設用地可以不經過徵收，直接進入市場。為打破政府土地壟斷開了一個口子。但這必與土地財政產生衝突，地方政府既是利益主體又是裁判員，豈會允許“農民集體”口中奪食？如廢除土地財政，中國大多數地區的地方政府將立即停擺。如何才能讓地方政府對這與己爭利的法律讓步，不會以公權力橫加限制，使該法條規定的權利永遠停留在紙面上？ ——必須大幅減少地方政府的事權，為地方政府減負。
中國地方政府間的主動競爭，曾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這前提是土地既然已經被強制公有，那麼通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競相開發工業區，將農地轉變為工業用途，釋放土地級差收益，客觀上也有助於初步明晰產權，地方政府與官員獲利的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在這方面各地方政府就是一家家公司，公司間競爭降低了投資者的初始進入成本。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建設方面，“體制優勢”是很明顯的，中國城市建設的效率確實世界第一。但到現在，這個土地公有制基礎上地方政府競爭的特殊紅利，已經窮盡，土地成了政府攫取民眾財富的重要工具，高房價透支了普通民眾大半輩子的收益，企業員工的居住成本，就是企業用工的工資成本，高房價已成為民眾與企業不可承受之重，公有制土地資源的配置低效浪費又顯失公平，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了。
釋放土地利用方面的制度紅利，對各方都是帕累托改進，目前地方政府與企業都有極大積極性，需要改變的是中央對土地利用的僵死控制，所謂18億畝耕地紅線，純是拍腦袋決策，新的遙感資料顯示，實際中國現有耕地超過23億畝，拿出5%便足以滿足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需要，可大幅降低民眾生活成本，降低企業綜合成本，提高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
4.取消戶口限制，取消附加於戶口上的特權。
城市化趨勢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大大提高經濟與創新效率。中國嚴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發展，逆大城市化，嚴重損害經濟效率與創新效率。中國控制特大城市發展出於政治考量，擔心經濟滑坡後大量失業人員集聚于大城市，成為動亂之源。但人是活的，大規模回鄉創業顯然是騙人，農業勞動低效低收益，且中國農村勞動力一直嚴重過剩。
取消大城市戶口限制，允許國人自由在大城市購房、居住、就業、就學，取消附加於戶口上的種種福利，讓人力資源自由流動，便能極大釋放經濟活力。目前驅趕“低端人口”的種種做法，侵犯人權，損害經濟，也不可能真正利於社會穩定。民以食為天，經濟好社會自然穩定，經濟不好，再嚴苛的限制也無法將農民禁錮于土地上，無法阻止農民為生存的各種抗爭。
以上這四條建議合起來就四個字：增加自由。
經濟發展、企業創新，都是私營企業自身的本能需求，本不需要政府太費力引導，真正保護好私有產權，放鬆土地利用限制，給民眾更多自由，經濟發展與創新都是必然的結果。而要真正保護私有產權，須先對政府限權，政府解除國企行業壟斷與資本管制，把言論自由還給民眾，這是產權保護的基礎條件。貿易戰與很多國際衝突，根源皆是價值觀衝突，中國執政黨如實行憲政，退一步便海闊天空。
目前中國社會變革需要體制內外有遠見的精英誠意合作。和平轉型應當是體制內外精英協作的結果。憲政限權需要精英間相互尊重，充分榷商，求同存異。
中國精英目前仍大多在體制內，體制內外的社會精英們，更清楚社會問題所在，更容易接受憲政。消滅了精英的社會，必定只剩下愚昧魯莽無序。憲政的本義是接受多元利益主體和平榷商，體制內精英也是重要利益主體之一。社會和解需要博大胸懷，我們的祖輩父輩已流了太多的血，不要再流血，不要再使用暴力，靠暴力建立不起憲政民主——革命者付出的代價越高，越不可能放棄到手的權力，那時革命者又會成為另一專制者，屠龍者又會變成惡龍。任何權力都需要制衡，憲政不是奪權，需要的只是對公權力限權。
如何讓拿刀的手放下刀？當他們感受到沒有威脅的時候。和平而堅韌的憲政民主改良主義者，是中國僅存的和平轉型希望所在。如仍然簡單粗暴地打壓他們，則會錯失中國的和平改良機會。執政階層長期暴戾的施政過程，累積了太多的仇恨，如何平和主動地轉型，解決權力和平交接的問題，是執政階層的最大利益所在。臺灣當年二二八的血腥記憶猶新，38年戒嚴白色恐怖，也不乏血債民怨，最終和平轉型，四百萬外省來的“統治階層”，與本省籍民眾和睦相處，臺灣華人用憲政民主解決了歷史清算問題，已為社會和解與平穩轉型作了很好的示範。
（我以後有時間再寫一篇《和解與轉型正義》，詳細說說這個話題）。
中國新的歷史轉折已經開始，我們都有幸親歷歷史。是順應潮流，推動社會和解與憲政轉型，還是任性妄為，玉石俱焚？在中國這艘大船上的所有人，為了你的家人與親人，為你自己與子孫後代，請擔當起歷史使命，從自己做起，拒絕倒退，踐行憲政。釋放善意，促成社會和解與良性轉型。
為政者，請放棄鬥爭思維，與世界和解，讓民眾自由。
以上四條建議，任何一條都能釋放巨大的發展潛能。如能在今後三五年內全部做到以上四條，中國仍大有希望。中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內外壓力，如2019年天朝在這四個關鍵問題上仍逆流而動一條也不改，委內瑞拉與辛巴威就是我們不遠的未來。
那麼朋友們，自求多福，能離開的，及早安排。
六、結語：地中海畔，春暖花開
仍放不下家國情懷，倏忽間我已年過半百，世界還有多少未知值得探索，遠方有多少風景值得擁抱。造物主創造了我們，是為了讓我們享受生命、愛與安寧，不是為了讓我們互相仇視怨恨互害。如果你在故國不能舒心如意，只能嘗試去遷徙，去尋找，人類的歷史就是遷徙史，天涯何處無芳草。
我已能從飛機上俯瞰地中海的粼粼波光，我知道此刻中原大地正白雪皚皚寒風凜冽，而此時地中海沿岸恰是暖風和煦花開正妍。歐羅巴是上帝垂顧的地方，地理位置上，馬爾他恰是地中海的“海心”，地中海數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凝結成馬爾他這個天主教小國的祥和安寧，這裏是基督教從中東傳播到歐洲的第一站，僅半個新加坡大的歐洲小島國，七千年文明歷史賦予她建築豐富內涵，藍色海洋文明孕育了她的智慧與文化，英吉利帝國150多年的殖民統治帶給她憲政法治與悅耳英語，地中海的蔚藍襯映著馬爾他當地特有石材砌成的歷史建築，色彩明亮而柔和。我正要降落到她的懷裏。
朋友們，以後歡迎你來馬爾他找我遊玩，地中海是維納斯的故鄉，永遠波光瀲灩風姿綽約，地中海美食與宜人氣候世界聞名。人生幾何，歡迎你抽空來地中海，與我把酒臨風，縱論天下………。
陳天庸曾是一名很有前途的青年法官，擁有法學碩士學位；他曾在人們不解的目光中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成為一名年薪超百萬元的知名律師；4年後，他又一次轉身，帶著他的精英團隊移師滬上，創建了一家置業公司，開始了另一場創業征途——
“資訊時代的本質是知識的時代，創業不但要資本，更需‘知本’。”上海京都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天庸給人的第一印象：身材高大，溫文爾雅，笑容自信而不失謙和。談及他的創業史，陳天庸先生用一口地道的里安話向記者娓娓道來。
從青年法官到知名律師
陳天庸1965年出生于馬嶼，身為民辦教師的父親言傳身教，向幼年的陳天庸灌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
13歲的陳天庸離家到里安中學念高中，15歲畢業(當時學制短)，兩年間給他印象較深的有3件事，一是剛入學時沒有蚊帳，每天被蚊蟲叮得睡不好；二是週六回馬嶼經常捨不得花四毛五分錢坐車，就從城關步行回家，有次與一個女同學同行，幾十裏路一起走下來，相互不敢說一句話；三是當時沒課外書看，每當看到地上有碎紙片，他總是習慣地彎腰撿起來看。
“那時大學很難考，儘管我的學習成績較好，但就是不敢考大學，怕萬一考不上了就要回家種田放牛。”陳天庸調侃道。最終，他還是選擇考到溫州機械工業學校讀高中專，畢業後，被分配到市人民法院，先當法警、後任法官。期間，他一直堅持邊勤奮工作，邊半脫產讀書，從復旦大學的法律本科一直讀到杭大的法學研究生，成為當時法院最年輕的法官之一。
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1996年，剛過而立之年的陳天庸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親任一線律師，打起了經濟官司。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他放棄法官這個地位崇高而又有政治前途的公職不幹，偏偏去選擇律師這個辛苦的自由職業。但陳天庸決定要幹的事，誰也攔不住。由於他能力突出，勤奮敬業，個人業績年年名列溫州市同行前茅，年收入超過百萬元，成為當時溫州收入最高的律師之一，曾先後擔任浙江民成律師事務所主任、浙江玉海律師事務所律師會議主席。
談及辭職下海的真實想法，陳天庸說：“當時正值里安經濟案件大幅增長，金融業清理多年累積不良資產的高峰期。我放棄法官職業從事律師工作時，並沒有確定每年能有幾百萬元收入的目標，只是覺得自己狂熱地埋頭學了十幾年法律，沒經任何準備就考取律師資格，精力嚴重過剩，想換一種活法而已。”就是這種在一些人看來很傻的想法，讓他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潛能，順利掘得寶貴的“第一桶金”。
移師上海尋找“臨界點”
“尋找臨界點”，這是陳天庸的口頭禪，他把這個普通的物理名詞代替“機遇”，一直在不斷地追尋著，把握著。
2000年，時逢房地產業升溫，此時的陳天庸已在里安初步完成原始資本積累，視野逐步開擴，開始有了新的目標。2000年上半年，他帶著律師事務所的幾個小夥子一起開輛普桑轎車來到上海，用了兩個晚上轉遍了市區，熟悉了基本路況。不到3個月時間就開了4萬公里，徹底熟悉了上海的周邊郊區，同時也把那輛陪伴多年的普桑給開報廢了。經過一番艱辛的調查摸底後，他決定投資上海郊區——松江區。
如今的松江新城樓高路寬，擁有7所高校的大學校區，極具現代化氣息，其綠化更是堪稱大手筆，去年榮獲國際花園城市稱號。但7年前，陳天庸來到剛被上海確認為市郊“一城九鎮”戰略重點的松江時，感覺一點都不好，魚塘水田，道路是黑泥地，綠化基本沒有。聰明的商人，就是能預測並及時滿足社會需求。陳天庸和同伴們在松江買地、蓋房，創辦了上海京都置業有限公司。2001年8月，松江新城正式全面啟動，陳天庸無疑搶得了發展的先機。
“有人說我是溫州炒房團，其實我沒在上海炒過房，只是陸續買過一些不動產，現在還一直持有。房地產公司與置業公司概念應該是種與屬的關係，置業公司的名稱是從香港泊來的，內涵上比內地房地產概念要廣一些。”陳天庸說。
在松江新城，有個家喻戶曉的溫州人五金電器城，這是陳天庸下屬公司投資開發的大型建材工業品綜合市場，又稱上海滬松銷售中心，占地面積320畝，預計今年銷售額可超8億元。記者看到，這個中心共有56幢紅洋房，設施完善，沿街一字排開，頗具氣勢，目前已有正泰、德力西等溫州著名企業入駐。這個“城”顯然已不再是之前讓上海人“驚慌失色”的溫州人炒房地產，也不是簡單的商鋪，陳天庸說，這是集商貿，彙聚展會、協會、資訊、人才和辦理出口等多功能的CBD概念的商務中心，並以投資管理公司和物業公司配套的一個投資專案。
律師出身的陳天庸，幹事特別謹慎細緻，講究精細化操作。7年來，陳天庸的事業一直在穩健發展，除了在上海松江，蘇州、南通等地也有投資項目。現在他主要是讓這幾個項目發揮區位優勢，與業主一道挖掘與分享更大的升值空間。像五金電器城溫州人投資比較多，目前是上海同業中最成功的項目之一，被當地政府評為松江區模範市場。今年松江軌道交通9號線將通車，陳天庸說，這還會給五金電器城帶來一個飛躍。
虛實結合反哺家鄉
陳天庸的選擇總是出乎眾人的意料，比如從法官到律師，從律師到商人。京都置業的成功並沒有讓陳天庸停住前進的步伐，他的目光又投向了飛速發展的網路。
“房地產其實是一個階段性的行業，我們現在同時在探索線上線下同步進行的網購零售業，把實體市場和虛擬網路結合起來，這樣就可以做全球貿易，這在業界是個創新。”陳天庸說。
2006年，陳天庸團隊創辦了到家網——意為“送貨到家，服務到家”。它和現在比較流行的淘寶網有本質的區別：淘寶網上有上百萬家小賣家，而到家網只有一個大賣家。陳天庸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可以滿足人們絕大部分需求的網上城市，通過現代資訊工具及現代物流等與現實生活結合。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陳天庸團隊從建立垂直專業門戶網站“尚網服飾”開始，計畫利用遍佈世界的溫州人網路進行線下服務，與遍佈各地的溫州人進行雙贏合作。“相信我們能夠勝出。憑什麼？憑我們頑強的草根精神及與傳統商業模式緊密結合的改良主義。”陳天庸對此極具信心。
中國聯安眼鏡股份有限公司，這是陳天庸反哺家鄉里安的一個嘗試。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里安眼鏡商觸角遍及全國各地，全國有近十萬的從業人員，其銷售網路、市場份額、資金及資訊資源，成為里安眼鏡的最大優勢。但是從單個企業來看，里安眼鏡普遍存在規模較小、品牌知名度低、市場影響力弱等不足。
“我們希望能夠聯合里安數千家在外的眼鏡零售商，聯成一個強大的零售網路。”陳天庸向記者描述了聯安眼鏡的藍圖：共同品牌的培養，將極大地增加商品的附加值；資源的整合，將減少銷售環節，降低銷售成本，提升服務品質；資訊、人脈的共用，將獲得更多的商機。目前他們已聯絡收集了2000多家有合作意向的全國眼鏡店資料。
“一等老闆用團隊，二等老闆用人才。”陳天庸可謂深諳此道。談及成功經驗，他說除了勤奮和機遇之外，還有個秘密武器，就是身後有一個平均年齡僅為30歲的精英團隊。
2000年，陳天庸決定到上海發展時，與他一起工作多年的幾名律師同事也紛紛跟隨他移師滬上。憑藉著團隊多年一起工作的默契和信任，很快就打開了局面，站穩了腳跟，陳天庸也順利地完成了從律師事務所主任到置業公司董事長的轉變，而那批年輕人現已成為京都置業公司的中堅力量。有意思的是，公司裏的年輕人私下裏還是喜歡稱呼陳天庸為“陳律師”。
“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後，擁有一個默契、勤奮、專業、朝氣的團隊，每個老闆都會感到幸福。”陳天庸銳意進取的創業精神，同樣給年輕的新一代團隊成員樹立了創業的雄心。
現在陳天庸不僅擔任上海京都置業公司、中國聯安眼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聯安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到家網總裁，還擔任上海松江溫州商會執行會長，上海溫州商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陳天庸喜歡爬山，和朋友聊天，分享經驗，更注重自身學習，晚上只要沒有應酬就會在家裏“充電”。“我似乎已經十餘年沒看電視劇了，一個晚上至少節約兩個小時。我希望公司將來能夠不依賴某一個人而能良性迴圈，那我個人就可以周遊世界了。”陳天庸說。
現年53歲的陳天庸在2013年初決定，需要開始考慮去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了。導火索是一條被稱為“七不准”的黨的指令，敦促對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和價值觀發起攻擊。“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信號，”他說。
陳天庸他最初在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獲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但在2014年，北京對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做出激烈回應後，他對香港自治地位的擔憂加劇。他接著申請了美國的投資簽證，但是等待時間太長了。
隨後，他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玻購買了十多套公寓，並動員他的親戚和好友也這樣做。他稱之為諾亞方舟計畫，為中國可能遭遇的毀滅性洪水做準備。但他的馬來西亞簽證有效期只有10年。
陳天庸說，他最終選擇了馬爾他，因為那裏溫暖、美麗，而且是歐盟成員國，這意味著他可以去歐盟的其他國家旅行。
他說，對於企業家階層來說，離開中國是對抗共產黨統治的最佳方式。儘管政府近年來實施了嚴格的資本管制，但一旦離開，他們至少會設法帶走一些資產。陳天庸說，當情況發生變化時，他們可以回來，就像很多海外華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
陳天庸正在學習英語，並探索自己對宗教的興趣。他在中國還有一些業務，但不需要親自打理。他說，他從未真正考慮過改變自己的國籍，因為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一般都很難。他說，他只是想為家人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以防最壞的情況發生。他認為這種局面會成為現實，除非出現奇跡。
“我沒想到我的文章會流傳這麼廣，”他說。“目前我最好還是不回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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