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東+施展之論：“全球貿易雙迴圈結構與世界秩序”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
于向東，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藝術學博士。
施展，政治学学者，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一>從“三角貿易”到“中心----週邊”結構
施展：外交問題歸根結底是構建或適應某種國際秩序的行動過程，而這個行動過程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國際貿易活動。可以觀察到，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一種新的國際貿易結構正在形成，它將推動新的秩序的出現，這是我們思考外交哲學的一個基點。
于向東：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通常要從貿易活動及其結構的政治、法律、倫理蘊含這種層面來展開，這種知識應當是理解國際問題的基礎知識。其中，貿易與秩序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內容。
施展：我們可以在你和劉蘇裏談話中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思想框架下研究這個關係。也許我們需要再簡要介紹一下這個框架。
于向東：我是從中國“向外看”這個角度，依時間維度，對世界史作三個階段劃分。第一個階段是古典時代的西方，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它不是全球性的，與外部世界，特別是東方直接聯繫不多；第二個階段是大航海時代之後的西方擴張，開始出現全球遠洋貿易，這個世界後來擴張到中國，清代講的“睜眼看世界”指的就是這個世界；第三個階段，是剛剛開始不久的，中國以及新興國家發展引起的國際關係的重組過程，這是個新世界。
這三個階段的世界秩序是很不同的。我採用規範一些的叫法，分別稱之為“西方秩序”、“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西方秩序，主要是講它的空間特徵，即第一個世界大體上是在“西方”這個區域內的。全球秩序，有兩層含義，既是指西方秩序衝破西方這個空間，覆蓋全球；也是指它的“客體性”，即對中國而言，這個秩序是外在的，如同客觀存在的自然環境一樣。世界秩序，則是包含了中國自身主體性在其中的普遍性的秩序結構，是一種主客觀的綜合，不再是中國去簡單地適應外在秩序，而是由於中國崛起的巨大規模，使得這個外在秩序本身也會經歷深刻變化，新秩序的生成與中國的成長是一種相互內在化的關係。
施展：三個階段對應了三種秩序，但並非截然分開，其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視之為不斷進化的關係。其中推動進化的力量就是貿易技術和貿易結構的自我演化。我們可以在第二個階段上，看看全球貿易和全球秩序的關係。
大航海時代開始以後，貿易技術獲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出現了覆蓋三大洋的全球遠洋貿易。比較典型的如大西洋上的奴隸貿易、印度洋的香料貿易，以及更廣泛的中國瓷器和紡織品貿易，後來在太平洋又出現了白銀貿易，這些貿易往往都呈現“三角結構”。形形色色的三角貿易，大都來自西方海上商團的推動，有的還吸納了原來已有的區域性三角貿易，比如阿拉伯商人的非洲印度洋沿岸貿易，中國的南洋海上貿易。西方貿易商團中最為出色的是荷蘭商團。
主導著三角貿易的諸多商團，雖然彼此間存在著競爭，有時這些競爭也會動用武力，例如貿易當中的海盜行為，但總體上並沒有一個顯著的力量中心或權力體系超越于這些商團之上，持續地約束或干預貿易行為。商團之間更傾向於相互承認，尋求穩定持久的貿易關係。在此過程中，利潤和利益的分配內在于貿易的自然過程之中，沒有外在的力量強制干預利益的分配，貿易主體之間有著一種自然的平等性。中國東南沿海的很多海上貿易商埠，例如泉州，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
于向東：在工業革命以後，這一切都改變了。原先三角貿易是依各個地區自然經濟體的剩餘產品進行的，但隨著工業製成品的出現，國際貿易逐漸發展成“原料+製成品”的結構，對自然經濟帶來巨大衝擊。由於工業品在生產、價格、需求、運輸等方面，對原有貿易結構而言，具有極端的資訊不對稱，從而具有強制性貿易的行為特徵，當貿易夥伴無法接受這種強制性而訴諸非貿易對抗手段時，工業品貿易商團就尋求國家武裝力量的介入，以保護貿易，於是，原來具有相當的自然平等性的三角貿易，就讓位於新的差序格局下的貿易結構，後來經濟史家稱之為“中心--週邊”貿易結構。
施展：這就是沃勒斯坦等世界體系論者所勾勒出來的國際經貿秩序的發展歷程，我們從中看到“全球秩序”的形成過程。新的貿易結構穩定下來以後，有其自己的運行邏輯，使得週邊地區的經濟結構在這個貿易過程中逐漸被重塑並固化，週邊地區原有的社會秩序在此過程中逐步解體，形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殖民地國家現象，就是少數精英與絕大多數土著之間的差距，包括政治對峙、社會解體、貧困、犯罪等等。這些問題對“中心--週邊”貿易體系提出經濟、倫理、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戰。
于向東：這個貿易秩序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也是很多批判理論和左翼社會革命理論的來源。西方為了應對該秩序中經濟、倫理等方面的問題，也給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案。政治上的一個方案就是去殖民化，從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提出民族自決開始，到二戰後，殖民地的精英運動和民主覺醒運動相結合促成了普遍的去殖民化。原有體系在政治層面上有了很大的變動，但在經濟層面上卻一直沒有尋找到更合適的方案。政治獨立並未改變經濟上的“中心--週邊”結構，發展中國家仍處於困境當中。這就催生了經濟上的激進主義，最早在拉丁美洲出現。庇隆總統在1940年代宣佈“阿根廷經濟獨立宣言”，在政治覺醒的同時要有經濟獨立。但是經濟獨立的進程很快以發展中國家經濟上的混亂而告終。
施展：從政治和道德上批判“中心--週邊”結構容易，在經濟上解決它就很困難。當各種經濟激進主義的試驗在亞非拉前殖民地國家失敗以後，西方的工業發展卻達到新的高度，更加強化了“中心--週邊”的貿易結構，結果經濟激進主義的失敗又反過來強化了政治激進主義，庇隆主義的試驗及失敗就是其中的典型。失敗主義情緒支配了戰後國際關係領域中的大多數發展議題。
于向東：為了反制“中心--週邊”體系以獲得經濟獨立，亞非拉國家進行過多種多樣的努力，包括一系列模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國家主義經濟戰略等，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之後，週邊國家調整戰略，改行進口替代。它試圖去發展一個大規模的第二產業，用製造業增加就業，以此來改善社會福利分配的均勻化程度。但是進口替代戰略在經過20年左右的繁榮之後也失敗了，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產品沒有競爭力，靠財政補貼，又帶來巨額的財政赤字。
施展：這也有國際環境的因素。在進口替代欣欣向榮的階段，適逢美元疲軟乃至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貶值遂使得大量國際資本湧入收益率較高的拉美等南方國家。外來資本的推動促成了多個國家的工業化高速發展。但是到1980年代初雷根和柴契爾夫人分別上臺，貨幣主義革命扭轉了西方福利國家的經濟政策，國際資本迅速調整方向又回流到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使得南方國家無法再輕易從外部融資以推動自己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曾經的高速工業化就崩潰了。
于向東：進口替代戰略的政治前提是左翼化，就是強政府、強干預，由政府分配社會福利。進入1980年代，這些國家又出現了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調整，也就是通稱的“結構調整”。這個調整戰略走向了另外一面。但它在1990年代末期也開始遇到大問題。
施展：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成功的案例，但不多；進口替代戰略，則一個成功案例都沒有。我們大致可以說，南方國家在二戰後這幾十年裏左傾右傾地來回嘗試，一直不成功。
于向東：但也必須看到，它們表達著一種努力：在“中心--週邊”這個結構下解決所謂的週邊地區的欠發達問題和貧困問題。左翼的嘗試可以視為來自於週邊地區的反抗性力量的衝擊，右翼的嘗試可視為來自於中心國家的一些自我調適，但都失敗了。失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兩個方向的努力有一個共同思路，即認定工業化——也就是以製造業為中心的第二產業的發展——是這些國家和區域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不管你是用政府的力量來規劃工業化，還是用國際資本的力量來促進工業化。我們現在就是要對這個思路提出質疑。
施展：左和右都失敗以後，我們可以提問，其失敗是否是“中心--週邊”經濟結構下的一個必然，還是僅僅因為政策執行有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沃勒斯坦等世界體系論者給出答案，週邊地區的現代化，在“中心--週邊”結構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無論你是用左翼政策還是右翼政策。
于向東：列寧分析資本主義的時候講，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剩產品銷售到殖民地，延緩了宗主國的經濟危機。但在沃勒斯坦的時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原則，西方處理剩餘工業品的動機已經減弱了。因此有人提出，帝國主義的經濟擴張模式發生變化了，在“中心--週邊”結構下，前殖民地國家也能發展了。世界銀行近幾十年來的工作的重心就放在這裏。沃勒斯坦澆滅了他們的幻想。但是沃勒斯坦把原因一律歸結到了國際資本的貪婪本性，把歷史問題轉化為倫理問題，又轉化成政治批判問題。當轉化成政治批判問題的時候，左翼思想家就達到認識上的高峰，同時在政治上跌入了低谷，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方案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事實上講出了一個絕望的前景，就是“中心--週邊”的結構下，國際資本的貪婪屢屢得逞，沒有什麼力量能夠真正地克服它，那些成功的國家，都不過是自由港式的特例。所以我們必須從“中心--週邊”體系的基礎入手，考察這個體系演變的可能。
<二>雙迴圈結構與“中心----週邊”結構的裂變
施展：從“三角貿易”到“中心--週邊”結構，形成了“全球秩序”的商業基礎。全球治理機制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生成運行的。無論如何挑戰這個治理機制，如果其基礎沒有變化，那麼挑戰也只能帶來一系列無法評估的動盪和疑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使這些挑戰顯得缺乏正當性和合理性。
于向東：所以，我們一直就重視全球治理機制與商業迴圈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理論的批判雖然必要，卻遠遠不夠，除非你看到了“中心--週邊”結構發生調整的可能性。而這種調整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中，只可能內在於結構自身的運行過程中，也就是說，隨著該結構的運行而發生自我裂解。到21世紀，它確實出現了，這就是中國經濟成長帶來的全球貿易結構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全球貿易的“雙迴圈”結構。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從加入並服從全球秩序下的貿易規則開始的。在1980、1990年代，主要就是講“接軌”，即與國際貿易規則相銜接。這種“接軌”在很長一段時期裏不斷獲得正向激勵，促使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到全球貿易過程中，並在其中取得成功。這當然不僅僅是“接軌”這一個因素促成的，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和機遇，正好耦合在一起。今天回頭看，有點奇跡的味道。
施展：你和劉蘇裏在關於中國經濟成長的談話中特別提到了分散式計算技術的作用。這種技術的出現伴隨著一場管理革命，即製造業大規模外包的出現，它們結合於中國的勞動力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使中國經濟在一種特定的產業轉移節奏下“接軌”於全球貿易。在加入WTO十年之後，從這個體系的週邊位置，逐步變成一個系統性的經濟力量，從而開始改變它所孜孜以求“接軌”的這個全球貿易體系。顯然它正在改變“中心--週邊”結構，特別是，它正在大幅度地改變“中心”的貿易結構。
于向東：這個系統的改變，以中國從體系的週邊，轉化到新體系的樞紐位置為標誌。即中國一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大規模的技術、資金和產品以及服務的貿易迴圈；另一方面，上述迴圈又促使中國與不發達的亞非拉國家之間形成以製成品和原材料為主的貿易迴圈。這兩個迴圈以中國為樞軸而耦合起來所以稱之為全球貿易的“雙迴圈”結構。
在原先的“中心--週邊”結構下，發達國家直接與週邊國家進行製成品與原材料的貿易，現在，其中的大部分貿易被中國替代。發達國家的貿易間接地通過中國貿易而同週邊國家發生關係，這是一個轉折性變化。目前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中，它還沒有完全改變全球貿易體系，原先的“中心--週邊”貿易迴圈也還在進行中，但無論是其中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還是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都開始受到這個中國成長所推動的“雙迴圈”結構的影響。
施展：應當講，這個“雙迴圈”本身還主要是商品貿易，其他如金融、服務貿易等等，還較少涉及。在這些非商品貿易迴圈中，還是以“中心--週邊”結構特徵為主。
于向東：“雙迴圈”目前的力量主要還是體現在商品貿易的數量規模上，但它向其他貿易領域進化的速度是很快的。例如中國對亞非拉國家的投資，增長很快，這是商品貿易拉動起來的。關於“雙迴圈”有個特點要注意，它目前包含了兩個引擎，協同推動“雙迴圈”運行。一個是美國，它推動著第一個迴圈，另一個是中國，它拉動著第二迴圈。前者是後者的條件和前提。在理想狀態下，還應當有第三個引擎，即位於非洲或拉美的區域經濟體的發展，但這個引擎尚未出現。
施展：可以把“雙迴圈”理解為一個上中下三層結構：發達經濟體在上，中國在中，欠發達經濟體在下；也可以把它理解為在平面上展開的“8”字形結構，中國居於中間結合位置上。以前者論，可以清晰看到一個差序結構，它可能暗示了貿易利益分配的某種“傳統”；以後者論，它表達了新興貿易體系的內在邏輯，包含著一個更具競爭性的、動態的貿易利益分配過程。
其例證，如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在非洲和拉美宣導的“資源--貸款--基礎設施”的合作方案。這類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國從第一個迴圈中積累大量的貿易盈餘，這個能力必須持續下去，才可以支援上述合作方案的融資結構，也就是說中國的製造業必須持續保持競爭力，第二個迴圈才能持續。
這裏可能要用上你以前與劉蘇裏的對談中提出的“全球製造業遷徙將終結於中國”那個假說。這個假說支持這種持續的競爭力。事實上，如果“中國製造”是泛指以中國為物流中心的整個東亞、東南亞製造業集聚區的話，那麼這個持續時間可能會更長。這是一個現實發生著的物質過程。“雙迴圈”內在地改變了世界體系主義者們所看到的“中心--週邊”結構，它帶來了“中心”的裂解。
過去的“中心”是提供資本秩序、法權秩序和製成品的國家，週邊提供原材料，利益分配偏向於中心國家；“雙迴圈”形成後，裂解出現了，資本和法權秩序仍由西方提供，而製成品由中國提供，原材料仍由不發達國家提供，但流向中國。“雙迴圈”結構使得傳統的“中心--週邊”結構裏面內蘊的週邊之永久性悲慘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中心地區裂解開的製造秩序和資本秩序會形成一種制衡關係，從而使得週邊有新的發展空間。或者用我們之前用過的一個詞，中心地區變為多孔化結構，它不再是緻密體。
于向東：對這個“中心--週邊”的挑戰最早是作為週邊的日本，但日本最終是將自己變成中心而告終，它並沒有撼動這個秩序，它將自己變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施展：這與日本的國家規模及經濟發展模式有關。日本不足以令西方國家工業空心化，於是“中心--週邊”的結構不會變化；中國的規模令西方工業開始空心化，於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心”便不再是一個內在緻密、均質化的結構了。類似於歷史上的三角貿易，現在又形成一個三角結構。歷史上的三角貿易內蘊著一種貿易主體之間的平等性，歷史的螺旋上升有可能重新回到這點上嗎？
于向東：這種平等性只能作為一種潛在的趨勢，它要化作現實就必須從競爭性的動態過程中浮現出來；但這是有條件的，所以也完全可能無法浮現出來。倘是後者，則“雙迴圈”結構便會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塌陷，退化為原體系的一個亞結構，非但沒有破除週邊地區的那種悲慘地位，反而以一種雙重的“中心--週邊”結構加諸其上，成為所謂新殖民主義。這個狀況，也並非沒有實例，實在值得警覺。
施展：這就提出來了一個問題，“雙迴圈”結構在什麼條件下，才可能避免這樣的塌陷呢？
<三>現代化的新路徑和中國的創新能力
于向東：“雙迴圈”對“中心--週邊”結構的裂解，應當帶來全球貿易利益的重新劃分，也就是貿易利益要從中心向週邊地區流動，這個流動是通過中國作為全球貿易的樞軸來實現的。如果這個利益流轉不能實現或是不能持續，那麼“雙迴圈”結構就會塌陷而被舊體制吸收。
避免這樣的塌陷取決於兩個條件，一個是中國在第一個迴圈中保持不斷改善的貿易條件，這取決於中國的創新能力；一個是中國與非洲、拉美地區可否在第二個迴圈中創造出生機勃勃的區域經濟。這是很硬的兩個條件。
在第一個迴圈中，中國過去三十年逐漸積累了大量的貿易利益，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成長，但這個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成本水準下確定的比較競爭優勢而取得的。近年來這個優勢明顯地減弱了，這就是所謂中國增長模式轉型要面對的問題。通常，在其他條件不變時，這個轉型指的就是將競爭優勢逐漸從以成本優勢為基礎轉到以創新能力為基礎。所謂創新能力很廣泛，並不限於技術創新，還包括貿易方式、交易模式上的創新，或者說是表現於整體經濟活躍程度的創新，它甚至可以是一家小飯店、小超市在社區服務上的創新。這些創新彙聚起來，才有一個靈活而生動的經濟體，在全球貿易中才可以確保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並形成激勵。
施展：創新能力的發展實際上與國家創新工程之類的東西無關。真正的創新一定是分散式計算的結果，是成千上萬的人發現新機會、進行新嘗試的結果。最後這個創新會有什麼節奏，會產生什麼內容，我們事先都是不知道的。在互聯網經濟中，中國民間企業呈現的那種整體活力就是典型。這種普遍的創新能力，必須回到民間經濟才有可能實現，它要求根本上的市場經濟改革。最近李光耀關於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有個談話，話不好聽，但有道理。他提出，包括軍事競爭力在內的國家整體競爭力，都取決於國家的創新經濟能力，而這個能力又取決自由的經濟體制，他認為中國在這方面無法同美國競爭，所以，應謹慎選擇自己的國際戰略。
于向東：當然，如何才能發展這種創新能力，是另外一個課題了，這裏且不去說。我們只要關注這種能力的作用。在創新能力基礎上，我們才能展望持續有利的利益分配 。這是中國作為樞軸，從第一迴圈向第二迴圈的週邊地區轉移貿易利益的條件，而這又成為這些地區發展的前提條件。
施展：近十年非洲經濟持續保持5%以上的增長率，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導致非洲對外貿易條件的改善，其獲得的出口利潤轉換為國內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人們把它叫做中國經濟增長紅利向非洲轉移，它是通過原材料進口價格上升來完成的。
于向東：這是例子之一，它表明貿易利益在“雙迴圈”結構下的流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利益分配是通過貿易品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來實現的。只要中國在其中能夠保持經濟活力，那麼全球貿易利益的調整就會持續下去。另一個條件，是週邊地區出現生機勃勃的區域經濟，這個條件要複雜一些。首先，我在以前提出“製造業遷移終結於中國”這個假說時，已經提到一個推論，就是那些工業化程度低於中國的週邊國家，主要是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區，它們已經不可能走“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個經典的現代化之路了，它們必須另外開闢一條非典型的現代化道路。我概括這條道路在經濟上的特徵是發達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樣的產業結構，必須依賴於一個穩定的外部貿易環境以及相對有利的貿易條件，它無法獨自運行。
施展：沒有第二產業，就意味一定要進口製成品，國民福利的水準，取決它的出口與進口的利益差。
于向東：歷史上有這樣的成功案例，就是我常說的澳大利亞模式。澳大利亞模式是在英美白人貿易體系下發展起來的，我曾細緻地分析過它的成功條件，例如澳洲與英國之間人才和知識的無障礙流通，澳洲政治體制保證原材料出口利益被善用，等等。儘管這些條件有些苛刻，但澳大利亞、新西蘭，某種程度上還有加拿大，畢竟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拉美有一些小國，實際上也是走的這條道路，例如哥斯大黎加。
施展：對非洲來講，它必須將它的經濟納入到“雙迴圈”結構下才可能走上這條路。中國工業品與非洲的原材料出口部門的互補關係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于向東：南非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例子。南非經濟以前是在英美經濟迴圈當中發展起來的，黑人執政以後，經濟面臨轉型，曼德拉、姆貝基希望南非經濟融入非洲經濟，成為非洲經濟領頭羊，但這個轉型失敗了。我在兩年前和祖馬的一個顧問團隊就此問題進行過深入討論。南非經濟轉型方向並沒有錯，它確實應當引領非洲區域經濟，特別是南部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問題在於，南非及南部非洲經濟的外部貿易環境應怎麼處理？我建議他們考慮這個問題，我的答案也很明確，南部非洲經濟必須進入“雙迴圈”結構中，才可能實現南非經濟從白人經濟轉型為黑人經濟，南部非洲經濟才有可能發展。
施展：南非從白人經濟轉型為黑人經濟，其必要性在於，過去的白人經濟的結構，難以在一個黑人為主的國家提供社會福利分配的均勻性，轉型為黑人經濟才有可能提供這一點。這並不是說要放棄白人經濟，而是說要成長起一個更大的黑人經濟部類。南非因此也才有可能進一步對整個南部非洲地區的經濟形成一種拉動作用，過去的白人經濟直接聯繫于英美經濟迴圈，是難以起到這種拉動作用的。
于向東：這種所謂拉動作用，就形成我說的“生機勃勃的區域經濟”。它也有一些前提條件，包括幾個內容，一是如何發展出基於生物多樣性的農牧業經濟，二是如何發展出複雜的旅遊和服務業，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轉化為有效的國內區內投資，四是人才及知識的流動，等等，這些方面都是異常艱難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獨自能夠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它取決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改變。依我的觀察，近年來非洲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開始起作用了，這也與世行等對其所加的財政紀律有關，它改善了出口部門利潤的利用狀況。其實，中國一些關於貿易和援助不加附加條件的說法是有問題的，那並不利於非洲政治的發展，也會影響非洲經濟的基礎條件的改善。
施展：從中國的貿易利益出發，中國應當積極介入非洲國家的政治進程，去年底我們在南非時，向剛果（金）駐南非大使提出的將非洲“大湖地區”維和體制和區域發展結合起來的建議，本來就是基於區域經濟的自身要求的。聯合國和世行近期在大湖地區的安排，中國未能充當主要角色，置身事外，是很遺憾的，到頭來這會損害中國的貿易利益，而中國原本有機會參與其中。其實不僅是政治進程，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與非洲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有密切關係。非洲國家有著極好的農牧業和旅遊業資源，這些產業的特點是國民福利分配效果好，能拉動非洲國家的非典型現代化道路。但它取決於中小企業深度開發這些產業的創新能力，這恰好應當成為中國民間企業施展身手的天地。
于向東：對中國來說，如何在“雙迴圈”貿易結構中促進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逐漸納入中非經濟迴圈中，確實可能比建設中國創新能力更加具有挑戰性。近幾年，我在參與中非貿易關係領域的工作時，一直試圖引導一系列的架構性安排，以便中國經濟和非洲經濟在“雙迴圈”結構下形成相互的內在化關係。
這些工作，受到陳元先生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與亞非拉經濟發展存在內在一致性”講話的啟發。這包括剛果（金）資源開發公司的設計，設立非洲國際開發銀行，制訂剛果（金）海岸自貿區方案，泛非航空公司設計，以及圍繞中國礦產投資開展的非洲新市鎮發展規劃，等等。同時，中國的一些金融機構，也從區域發展角度，推動非洲區域基礎設施規劃，例如南部非洲電力網規劃，剛果（金）水電站規劃，等等。這些工作都試圖搭建出一個架構，以便中國商人和貿易投資能深入到區域經濟的深層，以帶動非洲產業結構的調整。
施展：“雙迴圈”結構的形成，以及非洲區域經濟融入“雙迴圈”，這些過程肯定都要靠一單一單的生意來累積完成，會是個很長的過程。挑戰在於，此過程中一定存在很多非商業性因素打斷、阻滯、扭曲這些商業迴圈。因此，就必須有一系列的制度架構性安排來克服這些非商業性阻力。去年我們和一些企業家去南部非洲幾個國家考察，對此深有體會。
于向東：我把這些安排以及由此帶動的商業過程，統稱為“生機勃勃的區域經濟”，它實際上是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和商業政策的組合。這些政策組合與中國的創新能力一起，構成了前面提到的“雙迴圈”的兩個條件，也是防止“雙迴圈”塌陷為舊體制的棘輪。只是，其中涉及太多的政治過程和法律調整，以後有機會可以結合具體案例詳細說明。
<四>貿易談判與世界秩序
施展：回到我們討論的主題。我們通常所講的世界秩序，就其大部分內容而言，或者就其“活”的部分而言，是從貿易活動中發展起來的，都是貿易規則，而政治規則在相當程度上是貿易規則衍生出來的，這從國際法的奠基人如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以及格勞修斯等人的理論中即可看出。但我們可能更習慣於從政治或人類社會史的角度去觀察這些規則，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貿易規則與政治規則間的恰切關係。也許，從某種程度上講，曾經的“三角貿易”可能是一種更為純粹的狀況，是去除了政治或人類社會史偏見之後，讓政治的歸政治，生意的歸生意，是我們可能達到的“好”秩序，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看“雙迴圈”可能的歷史前景。
于向東：這個思路有價值。在“三角貿易”的那個時代，技術上、政治上也有它的問題，例如海盜行徑、屠殺“野蠻人”等等，但在本質上，它確實接近“純粹的生意”。在互利以及持續贏利的欲望推動下，一系列的規則及規則理論就炮製出來。從貿易史資料看，那時不存在更加強勢的系統性的單一貿易規則，而是呈現多樣性的妥協安排，這些安排就是那個時代的“世界秩序”，現在統統淹沒在歷史長河裏了，除少數專家，已不為世人所知。在工業力量變成遠洋貿易的主要動力之後，“中心--週邊”的世界秩序，就在一系列的政治及人類學偏見基礎上建立起來。我們觀察到，進入新世紀，從這個“世界秩序”內生地——即合乎這個“世界秩序”之生意邏輯地——產生出的“雙迴圈”貿易體系正在瓦解這個“中心--週邊”結構，我們認為，這是世界治理秩序變革或改良的基礎，在總體上，也是世界歷史的辯證發展過程。
施展：事實上，那些作為偏見的政治及人類學知識，只有在貿易規則變化之後，才可能永久地被打破或排除。讓一切都還原為或化約為生意和貿易，從貿易規則的知識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易理解也更易改變的世界。
于向東：在“大觀”小組今年於武漢召開的會議上，我提請大家注意研究TPP和各種貿易協議條款及執行案例，這些條款有很大一部分將轉為“全球秩序”的基礎結構。國內政治學界尚無研究貿易協定的習慣。交換和貿易是人類的本性，也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要形態和主要內容，因貿易需求而生的社會規則最容易被普遍接受，這是所有那些社會治理規則持續穩定的心理基礎。回到生意，可以更容易克服偏見對我們的束縛。
施展：“雙迴圈”結構從原有貿易體系中生成，這一過程所引發的變革是當前國際社會的主要議題。現在講的新興市場國家問題，很大部分其實就是這個問題，比如“二十國峰會”機制，世界銀行和IMF投票權改革，新啟動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區域貿易自由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等都是如此。這些改革旨在適應新的商業迴圈的衝擊，其中一部分是防守型條款，例如知識產權、產地認證、製造過程可追溯原則等等；一部分是開創型條款，例如幾大國際治理機構和治理機制的國際化條款。還有一些重要的條款，例如TPP中企業或個人對主權國家的民事訴訟權利的安排，則是更重要的帶有創制性的安排。
于向東：這種訴訟權利的安排在WTO已初顯端倪，在TPP以及其他貿易協定談判中已成常例。國內有些人對此疑慮很重，擔心對主權的侵擾。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條款，關注的是貿易行為本身應當排除那些強制性力量的介入，貿易合同本身要具備自我實現、自我保護的能力，不被外在力量強制；它強調的是貿易行為當事者的意願在契約中應當是最高原則。這是保證“貿易迴圈”在本質上重回平等互利的基本條件，也是破除“中心--週邊”結構下貿易利益分配不均的微觀機制。很多人都忽視了這一點。
從“三角貿易”到“中心--週邊”體系，工業力量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這個工業力量恰恰是憑藉民族國家體制下的國家主權力量，以國家主權的名義做出一系列商業安排，才構成了我們熟習的所謂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只有對這個介入到商業行為當中的國家主權進行普遍的批判和否定，才能瓦解那些被視為不平等的國際貿易規則的法律基礎。說到底，“雙迴圈”結構持續下去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它可以實現全球貿易利益的更加均衡的分配。而這個更加均衡的分配只能通過無數商人們自主加入並執行的貿易契約才能實現，它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由若干國際會議和那些雄辯滔滔的主權者們所給定。
施展：從商業行為中排除主權者的侵擾，而不是相反，這應當成為“雙迴圈”結構的國際法原則。“中心--週邊”結構的國際法基礎是主權者淩駕于商人及商業契約。它一方面在“戰爭與和平”的張力下將主權者進行差序安排，並把相似的商業結構作為自己的物質基礎；在另一方面，那些週邊國家的統治者們很容易發現，在這個差序結構下，統治者同時也去參與商業行為，會帶來巨大的個人利益，他們因此會積極地加入到這個結構中去。週邊國家的統治者既頂著主權者的帽子，同時又作為商人直接參與經貿活動，這種身份衝突引發了無數的革命。但沒有一次革命曾經靠近過革命者宣稱的目標，到頭來，又複製了這個結構。
于向東：所以，在新的全球貿易談判中，必須對國家主權在商業領域的作用進行普遍的批判和否定，不是要用很多空想家們設想的新的主權差序結構替代舊的結構，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主權者在國際商業領域中的合法性，並且使商人們可以自我實現這樣的保護。這需要幾十年的過程，重要的是，它已經啟動。
施展：從商業領域中否定並排除主權者的侵擾，作為一種新的國際法原則，是偉大的歷史進步，可以媲美幾百年前從宗教戰爭中誕生主權國家的那段歷史，只不過這是個相反的進程。它在兩個方面，加強促進“雙迴圈”的發展。一方面，它可以提供一個正當而又自然的過程，使那些期望遮罩主權者對商業活動的干擾的商人們，能夠更加積極自由地參與商業創新活動；另一方面，該一國際法原則作為外在約束力量，又可以使那些兼具商人和主權者雙重身份的國家治理者們從主權領域撤出，放棄主權者地位，因為這會損害他作為商人的利益，從而為產生出有效的國家治理者提供條件。也就是說在新貿易協定下，主權者將無法或是無意于謀取商人利益，他們更傾向於推動並維護一個由全球貿易引發的有持續性的商業過程。
于向東：這是“雙迴圈”結構引發的又一個方面的變革，即它會不斷地提出並創制新的國際規則，在政治、法律和貿易活動方面，都是如此。
施展：“雙迴圈”結構最終所對應的那個世界秩序當是一個超國家體系。我們前面描述了從“三角貿易”到“中心--週邊”再到“雙迴圈”這樣一個遞進歷程，貿易關係經歷了從自然平等到差序格局再到更高層次的自然平等這樣一個可能性。而從這種經貿關係的歷史進程衍生出的國家--國際法權原則很可能也會經歷這樣一種變遷過程。大革命後的民族主義時代，集體觀念的敍事結構以內在均質化的民族這一集體身份，以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絕對異質性為基礎，這是集體敍事對於自然事實的深層整合，後者單向地適應前者，對應於工業時代相對單中心結構的國際貿易秩序，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中心。
到了今天，以生產流程國際化為基本特徵的“雙迴圈”結構，呼喚著再度出現集體敍事與自然事實的相互適應關係，呼喚著多引擎國家的推動，從而再次是一種相對多中心結構的國際貿易秩序。於是政治必須從生意領域退出，集體觀念應當超越民族主義而被還原為憲法愛國主義，國家作為一個財政單位和安全單位存在，不再作為一個經濟單位和價值單位存在。由商人們的微觀行為引導的超國家之國際法權秩序的變遷，再度進入個體的心理動力與集體敍事並存、集體敍事與自然事實相互適應的狀態。
于向東：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努力帶來了另外的東西，這個東西是我們真正的戰略機遇期。我們終於有我們參與驅動的過程，與全球的脈動終於合拍了。這時就需要有一種精神上的解放，來真正地配合上這種合拍。這第二步更加重要，能不能趕到？如果趕不到，很有可能就會像當年德國與歐洲的衝突一樣，會形成一系列非常嚴酷的世界秩序崩潰的過程。如果能趕到並且能夠處理好，那我們很可能讓全球治理達到一個新階段。這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那個第三個世界才真正浮現出來，它是由中國加入的過程所定義的，同時，這個過程也會反過來重新定義中國。
施展：討論中國精神的解放，這需要在對中國近代以來歷史加以梳理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歷史哲學的構造，留待下次談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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