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中日的關係嗎？】上
中日關係再認識（一）：中日在歷史上是仇敵嗎？
中國共產黨傳媒對中日關係的評價搖擺在兩極：一時是「一衣帶水」的好鄰居，一時是不同戴天的仇敵。這當然都是中共的宣傳需要。但總體而言，經過長期的國恥教育及民族主義宣傳，中國人普遍對日本印象負面。在很多中國人的眼裡，日本「自古以來」只幹三件事：不是臣服中國；就是與中國作對「侵略中國」；就是從中國「偷師」，學習中國文化。這種刻板的論述是否合適？
筆者認為，如何看待「中日關係的歷史」，與如何看待「中日歷史問題」（即主要牽涉雙方如何認識二戰歷史）一樣，構成雙方人民互知互信的障礙。筆者在「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系列中已經分析過後者。本系列的文章將對前者作出一個系統性的反思。
中日在歷史上是仇敵嗎？
為了論證中日歷史關係，首先要回顧中日關係的歷史。
中日兩國的歷史都源遠流長。中國在西元前16世紀就開始形成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國家——商朝。此後兩千年中經歷周朝、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在六世紀末，中國在長期動蕩之後由隋朝統一成大帝國。隋朝是一個短暫的皇朝，僅僅幾十年之後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黃金時代。唐太宗被各周邊國家尊稱為天可汗。正是從唐朝開始，中國成為了東亞地區的中心。
日本的歷史較中國短。在前三世紀到三世紀，日本進入了彌生時代，開始形成國家。傳說中，中國術士徐福帶領三百童男童女以為秦始皇煉丹為名東渡到日本。此事從來沒有得到證實。在二世紀末，日本出現了衆多的小國，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是邪馬台國。在中國《後漢書》中，首次有了「倭國」的記錄。57年和107年，分別有兩個倭國部落使者來訪中國，建立了中日之間最早的關係。
239年，邪馬台國派使者訪問中國，這時中國魏朝皇帝魏明帝曹叡冊封邪馬台國女王為「親魏倭王」。第二年，魏朝派使者梯俊造訪倭王，兩國實現了互訪。這些就是中日之間最早的接觸。之後70年間，有四位倭使出訪魏朝，一位出訪（西）晉朝。413年，倭國在中止了兩國來往近百年後，再次派出使團出訪（東）晉朝。此後六十多年間，倭國使者十次出訪（劉）宋朝，一次出訪（南）齊朝，一次出訪梁朝。以當時的交通情況來說，可謂非常頻密。
四世紀到六世紀是日本的大和時代。這時日本還在諸國林立中，大和國是各國的盟主。到了六世紀末開始的飛鳥時代（592-710），大和國實現對日本的統一，日本第一次進入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時代。
大和國的君主叫天皇，在傳說中，他是太陽神天照大神的後裔；同樣在傳說中，前660年就出現了第一位天皇。在大和國統一日本之後，天皇也成為了日本的君主。在日本歷史上，天皇是萬世一系，日本歷史從來沒有像中國一樣出現過朝代的更迭。天皇同時也是日本傳統宗教神道教的領袖。
在592年日本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登基，她重用聖德太子，推行一系列改革，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聖德太子和推古天皇去世後，權臣蘇我氏逐漸獨攬大權。到了645年，皇族發動乙巳之變，讓政權再次回到天皇手中。隨後，日本開始向中國皇帝體制學習，廢除豪強的勢力，集中皇權，同事效法中國進行經濟制度改革。該年的年號為大化，因此這一系列的改革被稱為大化革新（又稱為大化改新）。
在飛鳥時代和其後的奈良時代（710-794）和平安時代（794-1184），日本都積極推進和中國的關係，開始了中日友好交往的新篇章。60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次遣隋使訪問中國，607、608、614和618年再四次派遣隋使訪問。在隋朝滅亡後，日本自630年開始繼續派使者出使中國，這時改稱為遣唐使。終唐一代，日本總共派出了約20次遣唐使，直到唐朝覆沒前夕才告一段落。
在這幾個世紀的交往中，中國都是日本的學習對象。日本從中國輸入了大量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字、佛教和文學。這為日本文化的迅速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在回顧漢唐時期的中日關係時，有一點是需要重點提及的。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從六世紀接受中國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這點和朝鮮以及後來的越南和琉球都不同。關於這點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考王貞平的《漢唐中日關係論》。我這裡引述一下相關的內容。
「日本中心論」是「中國中心論」的一個模仿。在日本史料中，「華」、「華夏」、「華土」和「中國」，都不是指中國（中原），而是指日本朝廷直接控制，律令能夠通行的地區。這當然也和「中國」一詞在當時並不是專指「中國」這個國家，而是指一個國家的中心有關。
因此，日本史料中的「華」和「中國」，都是指本州西南部山陽道和山陰道16府之地。而「夷」是指日本西南列島、本州北部邊遠地區、北海道蝦夷及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他們由於沒有開化之故，沒有做藩屬的資格（不足稱蕃），也在以後成為日本的教化對象。而日本史料中的「蕃」，又分為外蕃和遠蕃，外蕃是指高句麗、新羅和百濟，而遠蕃指中國（唐）。
「日本中心論」把朝鮮半島諸國和中國也視為蕃國。這在接待來使的禮儀和國書等禮節方面顯露無遺。朝鮮半島諸國及後來的渤海國，在國書上把日本君主稱為天皇或皇帝，肯定了它們臣屬國的地位。但是和中國的外交則遇到了困難。因為中國絕對不肯成為日本的藩屬，相反卻要求日本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
這種矛盾始終並沒有得到本質上的解決，相反，雙方都是在一些文字上玩弄「一種文字，兩種解讀」的文字遊戲以各自得到面子。他們雖然同用漢字，但是在各自語言中有不同的細微差別，這在日文中稱為「一字多訓」和「異字同訓」，雙方就在這些細微的差別中各自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但不論如何，這表明中國對日本的獨立和要求相稱的地位是清楚的。在《隋書》中對日本的描述為「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這裡的大國，在隋唐之際是指中心大國而言，中國的四鄰須謙稱自己為「微國」。因此，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日本和中國的對等地位。這種意識上的對等地位對以後歷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中日之間爭奪「華」體系中心的理論基礎。
在這幾個世紀中，中日處於長期友好的關係。唯一一次衝突發生於660年，戰場在朝鮮半島。六世紀後期，朝鮮半島上有三國，即北部的高句麗、西南部的百濟和東南部的新羅。此外，在朝鮮半島南端還有一塊日本領土，即「任那日本府」，其設立尚在新羅興起之前。百濟與日本友好，並向日本朝貢，高句麗最為反日，而新羅則對日時親時反。但新羅興起後，在562年搶佔了日本的任那日本府。於是日本自此和新羅交惡，而更加強化了和百濟的聯盟關係。
中國自隋朝以來就對朝鮮半島懷有野心。隋朝時曾經三征高麗（高句麗）卻無功而返。唐朝繼續推行對高句麗的征服政策，但在唐太宗時期卻仍然遭到失敗。於是在唐高宗時期，唐朝採取了聯合新羅的策略對朝鮮半島進行征服，也助長了新羅的野心。660年，唐朝派出蘇定方從海上出征登陸百濟，並聯合新羅對百濟進行滅國性的攻擊。百濟不敵，而日本因準備未足而無法救援，百濟於是被滅國，而日本使者津守連吉祥也被俘虜到唐朝。
百濟滅亡後，其餘兵還據守周留城，並趁唐軍北上侵略高句麗之際舉起復國大旗。這時日本為了幫助百濟復國，遂出兵朝鮮半島和唐新聯軍作戰。這就是歷史上第一中日之間的戰爭。663年，日本和百濟流亡政府聯軍和唐新聯軍在白江口發生海戰，最後日本戰敗退出朝鮮，百濟的復國願望也宣告破滅。唐新聯軍隨後在668年征服高句麗。唐朝原先想獨佔高句麗和百濟，可是和新羅的利益發生衝突，結果在短短幾年之後，新羅就把唐朝勢力趕出大同江以南。唐朝最終僅僅佔有朝鮮半島北方的一小部分領土。
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中國主動攻擊並滅亡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屬於不義的一方，而日本為了維護盟國利益渡海和中國作戰，是正義的一方。但戰爭的結果並不在於正義與否。最後日本沒能挽救百濟，並長期失去了在朝鮮半島上的盟友。日本勢力從此長期退出朝鮮半島，但中國也沒有能力跨海進攻日本。
儘管中國和日本在朝鮮半島上有過如此不快的衝突，但是這個衝突畢竟只是為第三國，而不是與中日直接相關，故此它並沒有阻礙中日之間的交流。日本在此後反而加快了向唐朝學習的腳步。在以後長達幾百年的歷史中，中國和日本都處於和平狀態。
中日關係再認識（二）：兩次對日戰爭，中國都是不正義的一方
因唐朝聯合新羅侵略百濟與高句麗引發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值得從世界史的角度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東北亞國際政治的焦點在所謂「中國東北」或者「滿洲地區」以及朝鮮半島。「中國東北」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在歷史上，雖然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也比較密切，它有著長期相對獨立發展的線索。廣義上說，現在屬於俄羅斯的「外滿洲」，即包括外興安嶺以南，日本海以東的地帶，也是「東北」的一部分。以下為了行文的方便，以中國視角的「東北」稱呼這個地區，但不表明筆者以這種視角出發。
東北與朝鮮半島上有三個主要的民族系統。第一是靺鞨系統，又稱肅慎，使用通古斯語族的語言，女真與滿族都屬於這個系統。他們是在東北的主體民族，分佈在東北的偏北部。第二是濊貊系統，他們同樣是東北的主體民族，分佈在東北的偏南部以及朝鮮半島北部，東北古國扶餘、高句麗以及百濟都是這個系統的民族建立的國家。第三是古朝鮮族，原先分佈在朝鮮半島南部，朝鮮語自成一個語族。最早的代表國家為朝鮮東南部的新羅。
濊貊人所用的語言，由於留下的資料極少，所以難以準確劃分。韓國學者一般認為，濊貊人所用的扶餘語，乃朝鮮語的一個分支，扶餘、高句麗、百濟的語言都屬於這個分支。據此，韓國人認為，朝鮮與濊貊人屬於同一人種，濊貊人的歷史是朝鮮歷史的一部分。但中國學者則傾向認為，扶餘語是一種已經消亡的古語，隨著歷史發展，濊貊人可能分散融入了朝鮮人、靺鞨人、甚至漢人與東胡人之中。朝鮮語中如果帶有扶餘語相似的部分，可能是吸收部分扶餘語的緣故。
中韓的爭議其實也是「歷史現實主義」的反映，因為韓國人認為扶餘、高句麗以及渤海國都是朝鮮歷史的一部分，中國則認為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的地方政權」，這裡不深入分析。無論如何，回到隋唐初期，古朝鮮族與濊貊還是獨立發展的民族。高句麗在這時是東北亞的大國，占據了朝鮮半島北部及東北南部的一些地區，百濟則占據朝鮮半島西南部。朝鮮人的新羅則在半島東南部。
在東北加朝鮮的外圍有三股勢力。第一是西面的東胡族，「東胡」這個名字當然是漢人中心的叫法。它屬於蒙古語族，先後出現鮮卑、契丹、蒙古等大國。很多學者傾向認為，匈奴也是東胡的一種。這些民族主要起源於東北西部的大興安嶺的西麓到蒙古草原一帶，勢力卻不時擴展到遼西、遼東乃至整個東北。在六至七世紀，與東胡人同屬游牧民族的突厥人（屬於突厥語系）崛起，一度取代了東胡人的角色。
第二是西南面的漢人，從春秋戰國的燕國開始，漢人的勢力就進入遼西、遼東，漢代漢人進一步擴展到朝鮮半島北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鮮卑人取代了漢人在遼西與遼東的統治地位。隋唐時期，鮮卑人控制的北魏政權轉變為以鮮卑－漢人聯合的「關隴集團」，其代表楊家（隋朝）與李家（唐朝）都帶有濃厚的鮮卑－漢雙重文化色彩。
第三是日本人。它的勢力主要在朝鮮半島南部。屬於日本文化的對馬島，距離朝鮮比日本更近。隋唐初期，朝鮮半島尚處於分裂狀態，日本的對馬島人已經在朝鮮南部建立據點「倭舘」（即任那日本府）。日本與百濟是同盟。
東北亞的三股本土勢力及三股外圍勢力對東北與朝鮮的爭奪，是長達兩千年的東北亞政治的主軸。直到17世紀俄羅斯從西方而來，東北亞政治才出現新玩家。
回到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現場。五世紀，濊貊族的高句麗崛起，一南一北兩個方向挑戰其他勢力。在北面，高句麗兼併所有的扶餘國家，除南方的百濟外，實現了濊貊的統一。在此過程中，把漢人－鮮卑勢力趕出朝鮮半島。在南面，高句麗先是把新羅變為自己的藩屬國，繼而聯合新羅進攻百濟與日本聯軍，最後在404年的高倭戰爭中獲勝，占據了整個朝鮮半島北部與中部。
隋朝統一中國後，隋煬帝曾三征高句麗而不果，最後賠上整個政權，由其親戚李家的唐朝取而代之。唐太宗李世民擊敗突厥，取得天可汗的頭銜，出於多種原因，再攻打高句麗。這包括霸權主義、征服領土的欲望、以及歷史原因（高句麗占領了「漢朝的故土」）。但李世民也沒有打下高句麗。於是到了唐高宗李治時，改變策略，與新羅聯合，從南北兩方夾擊高句麗。唐朝出動海軍「跨海征東」，先進攻百濟，再通過占領百濟領土從南面攻擊高句麗，最後才攻滅高句麗。
在這個過程中，百濟很不幸成為「躺著中槍」的典型。中國在南北朝時代，百濟長期與漢人的南朝交好，但與鮮卑人的北朝也沒有交惡。唐朝進攻百濟，一來是受了新羅的慫恿，作為新羅聯合進攻高句麗的報酬，二來就是通過百濟進攻高句麗。至於日本，則是為了保護盟友百濟才被捲入這場戰爭中。
於是，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誰是正義的一方很明顯。中國主動攻擊並滅亡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屬於不義的一方，而日本為了維護盟國利益渡海和中國作戰，是正義的一方。
在東北亞國際政治的意義上看，這次戰爭第一次涉及了東北亞的所有六大勢力。鮮卑－漢勢力（唐）聯合古朝鮮（新羅），擊敗濊貊加日本勢力，最後濊貊勢力（高句麗和百濟）滅亡，百濟被朝鮮人吞併，高句麗則被鮮卑－漢吞併。不久，新羅又通過反唐戰爭把唐朝趕出朝鮮半島，成為東北亞這輪大變局的最終大贏家。高句麗的殘餘勢力北逃到靺鞨人的領土，聯合靺鞨人建立了渤海國。日本勢力長期退出朝鮮半島。這種格局維持了250年左右，直到十世紀之後才改變。
但日本退出東北亞角逐則更持久。中國沒有能力跨海進攻日本。日本進入奈良、平安時代。日本轉而向唐朝派遣唐使，向唐朝學習；對外則注重征服本州島北部的蝦夷人，以及滿足與渤海國向日本的「朝貢」。在東北亞的下一次大變局，即契丹滅亡渤海國中，日本也缺席。
中國宋朝建立後不久，日本亦進入了院政、鎌倉時代（1069-1333）。這時日本和中國官方交往並不多，但民間往來卻相當頻密。雙方官方交往不多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之一就是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在國際關係中最平等的朝代，並不以世界（東亞）政治中心而自居。故宋對於朝貢式的傳統外交關係都不太重視，和海外各國的關係都是以經貿往來為主。這也是宋朝和海外各國官方交往少而民間交往多之故。於是，在宋朝300年中，中日雙方仍然處於長期和平狀態。
這種中日之間的和平狀態因為東胡系統的蒙古人崛起而被打破。蒙古在13世紀開始崛起。蒙古在1229年到1234年間滅亡女真人的金國，1232年開始攻打朝鮮人的高麗國。1260年，蒙古把朝鮮半島上的高麗變為臣屬。1264年，忽必烈稱帝，建立元朝。1276年，忽必烈滅亡宋朝而征服中國。蒙古人的征服欲望並沒有停止。在取得朝鮮之後，蒙古就計劃發動對日本的戰爭。
1274年，忽必烈組織蒙古與高麗聯軍超過三萬人向日本發動攻擊，中國史稱第一次元日戰爭，日本稱為文永之役。元軍在對馬島戰役上取得勝利，但是日本幕府調派了十萬兵力在九州島迎戰元軍。元軍儘管在大戰中取得一定勝利，但無法最終戰勝日本人。於是後援不足的元軍決定暫時撤退。可是在11月26日撤退當晚遇上颱風，元軍損失過半，無力再戰，只能退出日本。
元朝最終在1279年剿滅了宋朝抵抗力量，忽必烈再次把入侵日本提上議程。1281年，元朝組織了超過15萬軍隊再次發動中國史稱的第二次元日戰爭（弘安之役）。這15萬軍隊由蒙古和北方漢人（指女真和契丹）約二萬人、高麗軍隊約三萬人、以及南人（前南宋軍隊）十萬人所組成。中國人在這支軍隊中佔大多數。
日本在上一次戰爭後就認真做好了防禦準備。元軍屢次登陸都遭到失敗，始終不能突破日本在九州沿海所建立的「石墻」。在7月底，無法登陸的元軍遭到了兩次颱風的襲擊，絕大部分的船隻都沉沒。海軍只得帶著4,000人撤退。而留在海灘上的三萬元軍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被日軍全部剿滅。除了南人被留下當奴隸後，其他族的軍士全部被斬首。元軍在第二次攻日中遭到了可怕的失敗，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夠逃囘中國。
忽必烈還想繼續發動第三次侵日戰爭。但是這時元朝在進攻越南和占城的戰爭中遭受巨大的失敗，元朝無力再戰，侵日戰爭之議才就此作罷。從此，元日之間再無戰事。
從全球史的角度，元日戰爭是蒙古在征服大陸之後，向海洋亞洲進攻的一系列戰爭之一，與蒙古侵略越南（大越）、占城（現在越南南部）、室利佛逝（現蘇門答臘）等動用海軍的戰役如出一轍，也都主要因為海軍失敗而告終（越南的勝利還得益於游擊戰對付從北方進攻的蒙古軍）。
這一系列戰爭，阻止了蒙古從一個大陸國家擴展為大陸－海洋國家的欲望，在東方固化了大陸－海洋勢力的分野。對全球歷史有莫大的影響。
回到中日歷史關係的主題。元日戰爭中有不少日本平民慘遭元軍殺害，更有大量的軍人在戰爭中遇難。元朝侵略日本是屬於不正義的一方，這點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元朝入侵日本算不算中國入侵日本呢？這則有很大爭議。
元朝儘管在傳統史學界被視為中國正朔，但是從實質上看，中國當時是蒙古人的征服地。其地位和俄羅斯、中亞、波斯和阿拉伯等被征服的地區別無二致。中國人在元朝的地位遠不如蒙古人、藏人和色目人（中亞），甚至還不及被稱為漢人的原遼國、金國和西夏人（包括契丹、女真、黨項以及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漢人）。蒙古人並無如後來滿洲人一樣接受中國文化和被漢化；元朝的直接繼承者是蒙古人而不是漢人，是現在的蒙古國而不是中國。
因此，把元朝侵略日本簡單地算成中國侵略日本並不完全具有説服力。但同時也要認識到，中國人（指南方漢人）在第二次侵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超過三分之二的軍隊都是中國人。因此，中國作為附從的力量侵略日本也是言之有理的。中國亦不能完全免除侵略日本的責任。
可見，從57年中日第一次接觸開始到1368年元朝覆沒為止，中日在長達13個世紀中長期處於和平狀態，僅僅發生過兩次戰爭，發生戰爭的年數不足十年。而這兩次戰爭中，中國都是屬於不正義的一方。當然，在此期閒，日本也大量地學習了中國文化。因此，以長期友好來形容中日交往的最初1,300年的交往歷史是恰如其分的。
中日關係再認識（三）：「倭寇」是日本侵略中國嗎？
在很多中國人的認識中，「倭寇」被視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例子。無他，倭寇的倭字，就是中國對日本人的稱呼之一。望文生意，發生在明朝的「倭寇」之禍，就很自然地被視為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了。倭寇之禍對中國有長久的影響，這是中國第一次面對大規模的海上騷擾，從此，中國的「邊患」不僅來自北方民族，還多了東南的海患。
在中國古代編寫的軍隊教科書中，到鴉片戰爭前夕，如何擊敗倭寇還是教導官兵如何海防的主要範例。雖然在學術界，倭寇已經不太被認為是「日本侵略中國」，但在中國民間，由於教科書大多不加分辨，傳媒又喜歡煽動反日情緒，這種錯誤的認識還在繼續流傳。本文為「倭寇」再次正名。
一三三三年，日本後醍醐天皇在足利尊氏的幫助下推翻了鐮倉幕府，但是足利尊氏在兩年後就發動戰爭驅逐天皇到南方並擁立新天皇。從此日本出現了南北對立，開始了南北朝時代（一三三三——一三九二）。最後北朝戰勝南朝。足利尊氏在室町開設幕府，日本進入室町幕府時代（一三九二——一五七三）。
一四六七年，足利義政時期的應仁之亂起，日本開始發生動亂，群雄割據，進入戰國時代。一五七三年，織田信長驅逐最後一個室町幕府，其後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依次當政，是為安土桃山時代（一五七三——一六一六）。最後由德川家康建立穩定的德川幕府，終結了戰國時代。從南北朝到戰國時代，日本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對日本各國處於混亂的狀態。流浪武士和其他國家的反政府力量相結合，成爲倭寇。從而開始長時期的倭亂。
倭亂分為前後兩期，其成分截然不同。在十四世紀初開始的倭亂，即前期倭亂，是以失業的日本浪人為主。當時中國尚在元朝。他們首先的搶掠目標是高麗，很大原因是要報復高麗對日本的侵略（高麗在元朝侵日戰爭中是幫兇）。部分倭寇也到中國沿海活動，其目的地都是山東和遼寧一帶的沿海，而且規模都不大，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元朝覆沒後，明朝朱元璋驟然感到倭寇壓力增大。僅建國頭七年，就有二十三次倭寇入侵。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來自日本方面，由於南北朝的戰爭讓大量平民（特別是南朝的居民）被迫轉移到海上尋找生計，當海盜是一個選擇。另一個原因來自中國方面，朱元璋在內戰中的對手，方國珍與張士誠的殘餘勢力都逃亡到海上，堅持對朱元璋的作戰。他們實力有限，於是和倭寇相結合在沿海騷擾，企圖「反攻大陸」。
《明史日本傳》曰：「明興，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頻海州縣。」他們以前的根據地在江浙一帶，熟悉這裡地理環境，而且當地居民多有同情者，於是這些「帶路黨」也把倭寇從華北沿岸引至華東沿岸。《明史記事本末》說：「南抵閔浙東粵。」有了這些引路人，倭寇對騷擾中國自然更加順利。於是一時間，倭寇成為中國沿海的一大禍患。
朱元璋使出三招對策。第一招是加強軍事防禦。這時湧現了一批活躍在海上的抗倭將領，他們擁有優良的水師，在沿岸抗擊倭寇，有時甚至追擊倭寇到琉球的海面（如張赫、吳幀等）。 第二招是實行海禁。朱元璋為了避免沿海居民和倭寇相勾結，頒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海禁令，規定官民不得私自出海與外國互市，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這種海禁對國家安全有好有壞，好處是確實能立竿見影地減少沿海居民和海外的聯繫，壞處是沿海居民生活大受影響，在經濟利益驅動之下轉而成為倭寇的同路人。這一點在後期倭寇中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招是外交手段。一三六九年，朱元璋派出楊載到日本訪問（就是出使琉球的那個楊載），要求日本管束倭寇。由於明朝對日本的狀況不瞭解，找到南朝的一個親王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當成是日本國王，要求他接受中國冊封並約束日本海盜。這是元朝攻日以來中日的第一次官方接觸。懷良親王一開始對明朝並不買賬，甚至還殺了五個明朝使者。明朝繼續派出使者進行溝通。終於在一三八一年令懷良親王接受冊封為「日本國王」並同意約束海盜。自然，懷良親王並無能力去約束本國的流民，因此儘管中日之間建立了關係，但是對倭寇問題並無幫助。
一三九四年，北方的足利義滿統一了日本，日本社會開始穩定。足利義滿嘗試和中國發展關係。但直到一四〇二年，朱棣奪得帝位後，中日關係才進入新的進程。在前一年來到中國京城的日本使者帶回了朱棣對足利義滿冊封的「日本國王」的頭銜，中日政府正式建立邦交。相傳在一四一四年，鄭和奉命前往日本詔諭，但此事是否屬實尚有爭議。不過中國確有使者出使日本，而足利義滿亦答應中國嚴厲管束海盜。同時，中國又與日本開展「勘合貿易」，即中國所謂的「朝貢貿易」。於是在日本穩定、足利義滿嚴格約束以及中日之間建立正常的商貿關係等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前期倭寇逐漸消亡。
到了十六世紀中期的嘉靖一朝，倭患再起。這被稱為後期倭寇，由於其規模龐大，又稱為嘉靖大倭寇。和前期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組成不同，後期倭寇中的日本人比例並不高。史上把前期倭寇稱爲真倭，把後期倭寇稱爲假倭。這是很有道理的。
後期倭寇的形成有很多原因（註六），最主要的就是在一五二〇年代，葡萄牙來到東方，開始了中日葡的三方走私貿易，到了一五三〇年代，日本也引入了新式的鑄銀方法（吹灰法），白銀產量大增，擁有龐大的購買力。於是在十六世紀中期，中日葡三國的貿易已經成型並規模龐大。商人在這種貿易中獲利甚大。但是另一方面，明朝還在繼續長期的嚴厲海禁政策，嚴重阻礙了這種貿易的進行。這使中國商人鋌而走險，以走私作爲交易的主要方式，形成以浙江的雙嶼為中心的走私交易基地。
在這個基地被明朝摧毀後（一五四八年），這些走私商人進一步變爲海盜頭子，或者兼有雙重身份，在「倭寇」中發揮最爲重要的領導作用。嘉靖大倭寇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國人，儘管他們都以日本作為基地。其中最爲出名的是王直（又名汪直）。他是當時東亞一個大型武裝海商集團的首領，並接受日本戰國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約，以九州外海屬肥前國的平戶島（屬今長崎縣）為基地，從事海上貿易和海盜生意，並兼併其他中國海盜集團。當時「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者，不得存。」可見，王直等中國人，正是倭寇的操控者。
倭寇的主要成分是中國沿海居民和日本破產農民和浪人，中國江浙閩的沿海居民在中國長期嚴厲海禁之下，他們以海爲生的生計被斷絕，於是大量參加走私。他們越走私，政府的海禁則越嚴厲。於是在螺旋式上升的矛盾中，「倭寇」越演越烈，從走私擴大到搶掠。一五四〇年代，江浙一帶發生嚴重的災荒，這更加使他們除了走私和搶掠外別無生路。
在日本方面，十六世紀中期日本處於戰國時期，由於戰亂和沒有中央政府管束之故，產生了很多破產的農民和浪人，日本的當地領主（大名）一來無法對之進行約束，二來也樂得從倭寇走私與搶掠中取利。於是這些農民和武士也加入倭寇隊伍。另外在十六世紀中期，由於北方的韃靼的崛起，中國很大精力放在了北方防禦上，東南部防守空虛，這也令東南部倭寇問題更嚴重。於是，中國走私商以日本作為基地，也雇傭了中國和日本的流民，在中國沿海亦商亦盜，釀成了長達將近一百年的倭寇之禍。
雖然「倭寇」中既有中國人，又有日本人，但中國人是主體。《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類似的情況在也發生在朝鮮倭寇中，比如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記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 既然是中國人爲主，那麽怎麽會被叫做倭寇呢？事實上，當時「倭寇」和明軍都願意把自己和對方稱爲倭寇。從「倭寇」的角度看，自稱爲「倭寇」有助於增強恐嚇力。從明軍的角度來看，稱之爲倭寇有助於增加戰功。於是明明是中國人爲主的走私海盜集團，就這樣一直沿用倭寇的稱呼。
倭寇為患使明朝需要下大力清剿，胡宗憲、戚繼光與俞大猷等名將應運而生。到了嘉靖末年，東南沿岸的倭寇基本被肅清。抗倭戰爭的具體過程不在這裡詳細討論。只是要說一下在抗倭戰爭的同時，中國也希望用外交方法解決。這就有了1556年鄭舜功前往日本一事。鄭舜功並沒有見到日本天皇，也沒有見到幕府，他只是到了豐後國（九州東北部），被豐後國守源義鎮、源義長兄弟接待。
他後來又派從事沈孟綱、胡福寧等人往本州謁見日本「國王」源知仁（指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他希望通過談判，讓日本約束倭寇。除了讓日本釋放一些被擄劫的中國人之外，他的出使並沒有太大效果，倒是留下了《日本一鑒》這本描述日本的書籍，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外交解決無效的原因在於：第一，日本人並不是倭寇的主體和主導力量；第二，日本當時處於分裂狀態，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難以約束各諸侯；第三，戰亂讓部分日本人除了從事海寇並無出路。這些因素都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
因此，明軍的打擊才是倭寇受挫的主要原因，在明軍打擊之下，東南沿海的倭寇轉而在廣東沿岸活動，但勢力已經大不如前。倭寇式微的另一原因是明朝在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部分地開放海禁，准許中國民間船隻前往南洋，惟仍然禁止船隻前往日本。故此，倭寇雖然大減，但仍有一定的活動。
於是，在「嘉靖大倭寇」被剿後，以隆慶改元為界，在隆慶萬曆期間，倭寇進入第三階段（雖然通常把他們歸在後期倭寇中），即所謂「殘倭」。 「殘倭」與嘉靖倭寇相比，有兩個特點。第一，主戰場從江浙為主、福建為次、廣東最少，轉變為廣東為主、福建為次、江浙最少。第二，在隆慶與萬曆初年，倭寇一開始以「真倭」為主導。這是因為海禁放鬆後，江浙人已經不需要走私了，於是從倭寇中退出來，剩下的日本人還需要謀生，所以轉移到廣東福建一帶，與當地的本土海盜相勾結。但不久，本土的漳潮海寇就在競爭中崛起，這些以潮州、惠州、瓊州人為主的海盜，取代日本人成為隆慶到萬曆初年的主要勢力，出現了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大海寇，成為「前期殘倭」的主體。
到了豐臣秀吉在一五八八年統一日本之後。統一的日本中央政府執行力大大加強，豐臣秀吉頒發了《海賊禁令》，禁止日本人從事海盜業，同時豐臣秀吉又積極準備侵略戰爭，無業浪人都有了出路，於是日本人參加倭寇大為減少。於是在十六世紀末，真倭基本不復存在。相反，到了天啟崇禎年間（一六二〇年起），中國的本土海盜再次興起，成為「後期殘倭」。
後期殘倭危害與基地分佈很廣，從山東到廣東都有，台灣就是在這時成為中國海盜的基地。後期殘倭從首領到普通海寇幾乎全是中國人，雖然有的國際性的大海寇還有以日本為基地。比如後期殘倭中最有名的鄭芝龍，就和日本人結婚生下了國姓爺鄭成功。此外，這時不少海寇引入了西洋人的兵力，如荷蘭，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倭寇」了。最後，到一六四二年，在被明朝招撫的鄭芝龍的打擊下，倭寇被最後肅清——成為鄭芝龍龐大的海上私人軍隊的一部份。
從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倭寇並不是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戰爭。這是因爲：第一，倭寇中大部分都是中國人；第二，倭寇的組織者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日本人只是當了中國商人的僱佣兵；第三，日本倭寇主要是失業的流民，是自發被雇傭的；第四，一些日本領主確有縱容倭寇甚至以此圖利的行爲，由於日本當時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無法管束這些領主，但這並不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相反一旦日本統一，中央政府很快就推出約束政策，前後兩次倭寇的終結都得益於日本中央政府的這種取締態度。
中日關係再認識（四）：萬曆朝鮮之役，豐臣秀吉的權慾
上文論述到，中日在15至16世紀曾有過三次「倭寇」（早期倭寇、晚期倭寇、殘倭），但它們都不能被定義為「中日之間的戰爭」。但在倭寇之禍平息下來不久，中日之間的第三次戰爭（1592-1598）就爆發了。在中國，這叫萬曆朝鮮之役。在朝鮮，這叫壬辰倭亂。在日本，當時叫做「唐入」、「朝鮮陣」、或「高麗陣」，現在一般叫文祿・慶長之役。
在中國歷史書中，這場戰爭往往被視為日本以朝鮮為跳板，企圖侵略中國的開始。在19世紀末到二戰結束，日本對朝鮮乃至中國的侵略也往往被與此相聯繫。這樣就此建立起來了，日本「自古以來」就想通過朝鮮侵略中國的邏輯。這種看法是否成立？還是要通過還原歷史再分析。
放在東北亞政治史的框架下看，這時的局面是：東北亞原三大本土民族中的濊貊系統已經消失（或併入朝鮮系統中），只剩下中國東北（滿洲地區）的通古斯人的靺鞨系統，和朝鮮半島上的朝鮮系統。靺鞨系統（女真）仍然處於部落林立狀態，北部的野人女真（又稱東海女真）、中部的海西女真（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四部）、與南部的建州女真等三大部以下都各有分立的部落。其中，建州女真臣服於明朝。
朝鮮人從10世紀建立的高麗王朝到當時的李朝，一直主要奉行「事大主義」，先後奉遼（契丹）、金（女真）、蒙古、明朝等為正朔。
三大外圍民族中，東胡系統的蒙古人勢力已經退出滿洲。漢人在滿洲的勢力也已消退，與15世紀初，明成祖時代勢力到達外滿洲的鼎盛狀態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建州女真所在的遼東仍然臣服於大明，明朝在當地建立了建州衛、建州左衛、建州右衛，委任建州女真部落首領管轄，由遼東總兵與遼東巡撫節制。日本在白江口戰役之後，除了有倭寇騷擾朝鮮，未有以政府力量對朝鮮的征戰。
15世紀中葉到16世紀後半葉，日本處於大名割據的戰國時代。16世紀後期，織田信長與其繼任人豐臣秀吉相繼平定各地大名。1591年實現自15世紀以來首次日本統一。前文已經提到，日本統一後，倭寇問題漸漸平息。但這時中日之間的矛盾反而從民間的倭寇轉變為國家之間的對立。
中日史上第三次戰爭，首度由日方挑起
1592年（天正二十年或文祿元年），日本剛統一後的第二年，豐臣秀吉就決定舉兵侵略朝鮮，而朝鮮當時是中國屬國，在朝鮮請求下，中國出兵援朝。這是有史以來中日政府之間的第三次戰爭，也是首次由日本挑起的戰爭。
戰爭的經過不是本文的重點。簡而言之，戰爭分兩階段。第一次在1591年，日本派出20萬軍隊進攻朝鮮，很快就攻陷首都漢城、開城與平壤。朝鮮宣祖向明朝求救。明神宗派遼東總兵李如松帶領五萬明兵入朝，與朝鮮三道水師提督李舜臣一道反擊日軍。1593年，日本與明朝和談，日軍退守釜山。雙方繼續議和。
1596年，明朝使者楊方亨到日本議和，準備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認為貶低自己，大怒。於是在1597年（慶長二年），再派16萬大軍進攻朝鮮，這是第二次戰爭。明朝再次派出八萬援軍援朝，並派出兵部侍郎邢玠為統帥。中日雙方都不斷增援，戰爭規模比第一次更大，日軍進攻受挫。1598年8月，豐臣秀吉突然去世。日本決定撤軍。在最後1598年底的蔚山、泗川、露梁海戰等三大戰役中，日軍被重挫，失去朝鮮半島的一切基地。
古代戰爭有辦法區分誰是正義的一方？
本文最感興趣的不是過程，而是戰爭的起因與意義，以及剖析戰爭性質及正義與否。為此，有必要再作一理論分析。
首先，古代戰爭有沒有正義與否的問題呢？毫無疑問是有的。雖然要承認很多現代國家的觀念，比如民族國家甚至嚴格的劃界等，要到近代才出現，但這不能否認在古代國家之間的攻伐，也有正義與否的觀念。事實上，幾個主要的古代文明都在遠古就有戰爭爭議與否的思辨。
以中國為例，《孟子・盡心上》就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這不是說古代戰爭沒有正義與否之分，而是指春秋戰爭時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在孟子看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才是符合正義的方式。墨子認為戰爭是對人民都是不好的，但並非反對一切戰爭。《墨子・非攻》認為：「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這就是不義的戰爭。相反，「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等都是正義之戰。
墨子的理論，已經與現代哲學家沃爾澤（Michael Walzer）的正義戰爭理論，暗暗有所契合，比如戰爭是否正義，要包括開戰正義（是否無罪之國）、交戰正義（是否摧毀莊稼，屠殺搶掠）與戰後正義（是否恢復秩序）。古代大臣勸諫皇帝不要出兵，也都用正義與否來論證。
無可否認，現代的戰爭正義理論遠比古代細緻，有的方面也和古代不同。有時古代（一方）認為是正義的，在現在看來就非常不正義。但一來無法否認兩者還是有很多共同點，比如在文明社會（包括古代文明社會），屠城一直被認為是不正義的；二來，這也不妨礙我們用現代的正義理論，在適當結合當時的情景的前提下，去判斷戰爭的正義性。
判斷正義與否，為的不一定是從法律上糾正其後果，比如很難因為古代某國吞併了某國，現在認為戰爭不正義，就可以讓某國恢復獨立。對於法律問題有其適用的期限，但對評判正義與否，卻要與時共進。因為大多數情況下，進行戰爭的雙方都會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但實際是否如此，應以哪方的標準為準，這就要有現代的判斷。比如，就算屠城，進行屠城的蒙古人也肯定認為自己是正義的，這時我們既不能單純以蒙古的標準，也不能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說兩邊都有理。
我們必須結合現代的正義理論與當時的實際情形綜合分析後判斷。否則，所謂「轉型正義」一說就無從談起了。比如在殖民時代，西方殖民者認為把原住民從土地上趕走是正義的，但現在不少西方國家（包括台灣）都因驅趕原住民而道歉。
在分辨了古代戰爭是否正義的問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戰爭的起因，是出於一個國家的長期策略，還僅為某個元首的私欲。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正義與否的下一個層次上，區分出國家責任。一些國家，長期是和平之國，但由於某個元首的野心，發動不義之戰，這需要與一個長期就習慣侵略或者把侵略作為長期國策的國家相區分。後者的「罪惡度」顯然在前者之上。
中日之前的兩次戰爭，白江口之戰其實是中國攻打高句麗的副產物。中國的目標原不是日本的盟軍百濟，攻打百濟只是為了滿足盟友新羅的慾望，以及從南路方便攻打高句麗。滅亡高句麗是隋唐長期以來國策，因此，可以說第一次中日戰爭，唐朝是國家利益驅動，而非個人利益驅動。
蒙元戰爭，蒙古無疑也是侵略的、非正義的一方。而且不必多論證，蒙古人的擴展侵略是長期的國策：在侵略日本之前，蒙古擴張已經幾十年了。當然，如前文所論述，簡單地把蒙古（元朝）當做中國也是不對的。
征服中國是一統天下不得不為的手段
回到中日朝鮮戰爭，正如前述，日本是侵略的，不正義的一方，但這種侵略是日本的長期國策，還是純粹出於個人的野心？從歷史看，後者更有理據。
如前所述，日本從中國的隋唐時代開始就有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態度。在隋之前，日本或有接受中國「冊封」之舉，但從日本從六世紀開始接受中華文化開始，日本就自視為一個中心，而非中國的藩國。在日本給隋朝的信函中，日本自稱「日出處天子」，而把隋煬帝稱為「日沒處天子」，這就已經說明瞭日本要求和中國平起平坐的態度。這點和朝鮮、越南、琉球都不同，日本甚至有「日本中心論」。
不過，「日本中心論」雖然把朝鮮半島諸國和中國也視為蕃國，但至少對中國，「日本中心」只存在想象中；日本此前毫無進攻中國的舉動，豐臣秀吉前的日本歷史文獻中也找不到要征服中國的思想。如果不算現在成為日本本土的蝦夷人，日本在行動上最多試圖迫使朝鮮和渤海成為屬國。
可以說，征服中國的思想，是豐臣秀吉自創的。其實，日本戰國之後，民力疲敝，其他大名也還擁有相當實力，本來並非對外戰爭的合適時機。豐臣秀吉為何要征服中國？歷史上有多種解釋，比如兒子死後煩躁、要消耗其他大名的軍隊（其實主要用的是自己的嫡系軍隊）、打開貿易往來、以及征服新土地分封手下功臣等，除了「分封」有一定道理外，其他都難以與他自己的由來已久的慾望所起到的作用相提並論。
根據《日本外史》，在1577年（天正五年），豐臣秀吉就對織田信長提及「渡海入朝鮮……用朝鮮之兵以入明……席捲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宿志。」織田信長的反應是「秀吉又復大言。」可見，織田信長也覺得這是異想天開。天正十三年之後，豐臣秀吉的書信與文件中，更多次出現「唐國迄」、「唐入」（征服中國之意）等文字，更有「余生存中必加唐土於我版圖」的文句。
豐臣秀吉認為日本是「神國」，宣稱自己為「日輪之子」（母親懷孕時夢見日輪入懷中）。他以此奇瑞論證統一日本是其天命，更進一步推廣到異國與異域，認為自己有治天下之命。這一套理論，都是在豐臣秀吉時代才發展出來的，也基本上是豐臣秀吉自己的對外思維。
其實，豐臣秀吉的目標還不只中國，還有整個「天下」，即亞洲。
他遣使往琉球國、呂宋（時為西班牙殖民地）、高砂國（台灣大肚王國）、暹羅、南掌、大越、廣南、占城、莫臥兒帝國、葡屬印度（今印度果阿）及葡屬澳門等地，要求各國俯首稱臣。這和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後，四處派人「招撫」，要求各國臣服，一模一樣。可以說，豐臣秀吉與朱元璋一樣，企圖開創一個「萬邦來朝」的帝國景象。這種認為天下只能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毫無疑問與「華夷秩序」思想同出一轍。但明朝當時在東亞國際關係中的處於主導地位，要成為亞洲的中心，就必須擊敗中國。於是，先征服朝鮮，再假道朝鮮征服中國，就是其擁有「天下」不得不為的手段了。
可以認為，如果光是征服朝鮮，還有一定的日本歷史傳統，也有某種現實意義（比如打下朝鮮可以分封群臣），那麽豐臣秀吉要借道朝鮮攻打明朝，要把首都搬到北京，這只能歸咎於豐臣秀吉自己的野心（或妄想了）。
豐臣的計劃當時雖然受其一部分親信的支持，因為覺得可以在朝鮮獲得封地，但反對者更多，包括他異父弟秀長也勸諫不要出兵。根據傳教士佛洛伊斯（Luis Frois）記敍，當時人人厭惡此戰爭，仍為此去送死，日本國内充滿不安和慨嘆。
在第一次戰爭受挫後，中日本來可以議和，日本各大名也戰意不高。之所以有第二次戰爭，完全是因為中國要「冊封」豐臣為日本國王。這不但與豐臣成為天下中心的理想差距極大，就連「平等」的關係也未能做到；而朝鮮也不肯派王子赴日和談，更對日本「不敬」，不肯臣服。這當然激起豐臣的怒火。可以說，第二次戰爭，更是豐臣的一意孤行的為面子的行為。
豐臣去世後，日本各大名無一願意繼續他發動的戰爭，立即安排退兵。可見如果不是豐臣力主開仗，日本侵略朝鮮的行為根本難以發生，更不用說征服中國了。
豐臣秀吉最重大遺產：亞洲征服論
朝鮮戰爭的影響巨大。明朝雖然取得勝利，但損失巨大，滿洲乘機崛起建國，成為明朝的勁敵。幾十年後，滿洲征服中國，建立清朝。日本一方，豐臣去世，德川家康乘機攻滅豐臣政權，建立德川幕府，直到明治維新。德川幕府完全沒有豐臣的野心，中日在此後二百多年和平共處。
這再次證明中日之間的第三次戰爭乃個人慾望多於國家意志。
但豐臣建立起的亞洲征服論，從此在日本扎根。19世紀，豐臣的理論被重新翻出來，成為中日第四次戰爭的理論基礎之一。這留待以後篇章分析。
(來源：國際新聞網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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