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滄桑行】
滾滾東逝水 幾載春秋夢
眼眸底淚痕 訴不清源緣
灑盡紅塵情 誰真得償願
*幻羽*題
炎黃子孫，也稱黃炎子孫，中國術語，意指追認炎帝與黃帝為先祖的族群。
黃帝、炎帝爲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人物，儘管尚未有考古學證據，華夏民族的血緣先祖常被認為是黃帝和炎帝的後代。傳統中國帝王爲天下思想，所謂天子「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天子不僅是中國的首領，也是四夷的首領，《史記》記載「黃帝居中，四夷賓服」。後來，不論是虞夏商周的華夏族，還是夷蠻戎狄的「四夷」族，都視黃帝爲「高祖」，自稱爲「黃炎之後」、「炎黃後裔」。除了漢族，中原以外的其他許多族群也都以炎帝、黃帝爲祖先。
部份中國及日本皇朝的儀祀中亦有祀拜黃帝炎帝或炎黃合祀的記錄。
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都曾以此做為漢族等中國民族的代稱或另稱。
炎帝黃帝與華夏文化
在中國古代文獻及傳說中，炎帝與黃帝都被視為始祖。炎帝與黃帝之後形成華夏族，在漢朝以後亦稱為漢人，唐朝以後又稱為唐人。
炎帝和黃帝也被認為是華夏文化、技術的始祖，傳說他們以及他們的臣子、後代創造了上古幾乎所有重要的發明。農業方面神農炎帝製作農具，並教導農耕技術。如醫療方面，黃帝擅長針灸，神農則擅長本草中醫。名下的書籍有《針灸甲乙經》、《明堂針灸圖》、《黃帝內經》、《黃帝針灸蝦蟆忌》。草屨是黃帝之臣所做，即草鞋。
其中黃帝時代尤其被視爲華夏文化以及技術的源頭，如文獻記載，「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製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黃帝時代的發明創作，再如，嫘祖發明種桑養蠶和抽絲，倉頡創造文字，黃帝發明輪車，伶倫創製音律，等等。考古學家還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些初創為炎帝、黃帝或相關人物的作品，但也不能證明這些不是他們的作品，而且也沒有具有說服力的否定理由。
歷史上以炎黃為祖的非漢族群
自古以來，許多非漢人族群也聲稱自己是黃帝子孫、炎黃子孫。
以黃帝為祖的非漢族群
遼朝大臣耶律儼《皇朝實錄》稱契丹為黃帝之後。
按《史記》記載，黃帝之後的的幾位古帝王一直到夏商周帝王，都是黃帝的直系子孫。蠻、夷為了確立統治中國的正統，個別帝王也聲稱他們是黃帝的後裔。幾乎所有的姓氏都將自己的遠祖追溯到炎帝、黃帝或他們的臣子。而接受了華夏文化的蠻夷，如匈奴、鮮卑等等，也稱自己是黃帝子孫、炎黃子孫。
以炎帝為祖的非漢族群
如《遼史·太祖紀贊》和《世表序》主張契丹為炎帝之後。近年在雲南發現的契丹遺裔，保存有一部修於明代的《施甸長官司族譜》，卷首附一首七言詩，詩曰：「遼之先祖始炎帝……」。這些契丹人也自認為契丹是炎帝苗裔。然而苗族則是以蚩尤及炎帝為其神話祖先，和漢族以黃帝及炎帝為其神話祖先不同，可能和涿鹿之戰的黃帝及蚩尤的對戰神話相關。
晚清以炎黃為祖的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
清末革命黨人，即用「炎黃子孫、黃帝子孫」做口號取得漢人的支持。在清朝末年，炎黃為祖的觀念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更加廣泛地流傳。特別是黃帝被稱為中國人的祖先，有學者以文獻證據認爲是始於晚清知識分子的推動下，從中國遠古傳說的三皇與五帝中脫穎而出，被尊奉為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祖先。但《史記》、《國語》等文獻以及早已廣泛存在的宗族家譜表明這種學者的說法悖於事實，以炎黃爲祖先是早已存在。只是過去中國人的國家主義淡薄而宗族觀念濃烈，因此在近代的亡國危機下以炎黃子孫爲旗幟，全國一體，親同一家，個人命運係於國家命運，以喚醒國人的團結和保國強國的精神，否則國破家亡，家庭個人的命運可能重蹈美洲印第安人的命運，因而炎黃子孫的稱謂和觀念比過去更爲強化。
炎黃為祖的血緣說包含的族群範圍不一，激進的革命派認為「炎黃之裔，厥惟漢族」。而溫和的改良派則認為「我國皆黃帝子孫」。為了政權及政治正當性，爲了全體中國人團結起來抵抗侵略瓜分中國的外敵列強，滿洲貴族亦以黃帝子孫的象徵來超越滿漢的族群界限。
因此在晚清內政外交失利及漢人海外移民的擴張的背景下，「炎黃子孫」、「黃帝子孫」的概念，成為以祖先崇拜、中國傳統宗法性宗教為基本文化的中國人構建民族凝聚力的符號。
民國以後
抗日戰爭時期，「炎黃子孫」的稱謂同樣地用來做為為中華民族的政治共同體代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官方論述
由於炎黃子孫一詞從晚清以來對漢族有血緣論的論述凝聚力，在香港、澳門地區與海外華人中仍有其文化政治力量，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海外華人及中國大陸之外地區（香港、澳門、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宣傳有利用的「炎黃子孫」做為宣傳元素。
然而在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民族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到少數民族對『炎黃子孫』的不同意見，而傾向以「中華民族」來取代「炎黃子孫」一詞的說法。
於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由取代趙紫陽的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所發起並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則將炎黃二帝用為愛國主義的主要文化素材，修正原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部份五四運動傳統。
1990年3月10日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共同商討研究進一步穩定邊疆民族地區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穩定邊疆民族地區的幾點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民族觀的宣傳教育，重點是各級領導幹部、知識界以及青少年。對於容易觸發群眾性衝動的敏感問題，要慎重對待，及時妥善處理。要從增強民族團結、穩定大局出發，做好宣傳輿論工作。比如，部分少數民族對『炎黃子孫』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見，可以研究在國內用『中華民族』、『中華兒女』這樣的詞，以加強對各族人民的感召力。
中華民國（臺灣）論述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兩次總統就職演說以及其他多次場合都以炎黃子孫來代稱中華民族。並在2009年、2012年、2013年三次以總統身份主持「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中華民國前副總統連戰在多個場合都將大陸人、台灣人稱為炎黃子孫。 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多次強調臺灣人與大陸人的炎黃子孫屬性。
在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時期，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也仍然派內政部主持「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也曾公開認同炎黃子孫與中華民族的共同性。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孫大川於2012年在立法院直言自己作為台灣原住民不是所謂的「炎黃子孫」，蒙藏委員會蒙事處處長海中雄也表示他和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都不是「中國人」或「炎黃子孫」，而是「蒙古人」。
清末的滿漢蒙三語教科書——《滿蒙漢合璧教科書》的〈中國〉部分
辛亥革命前的十幾年，中國各大報章雜誌處處可見黃帝的各類論述，例如將黃帝事蹟作為歌謠以供兒童唱誦，一時「炎黃子孫」、「軒轅世冑」的說法風行草偃；又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同盟會人士在東京遙祭黃帝陵寢，說到：「是我皇祖在天之靈」，默默保佑革命事業。....民國二十四年(1935)，中國國民黨致祭「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軒轅氏之靈」，民國二十六(1937)中共的陝西蘇維埃政府則代表蘇區人民致祭黃陵，也說：「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到了今天，各地華人的日常生活、自我意識，依然有「炎黃子孫」這樣的重要組成要素，例如錢穆肯定「我們自稱炎黃子孫，是很有道理的。」
炎黃時代沒有文字，也不可能有「炎黃子孫」或「黃帝子孫」這樣的名詞，但卻為後世此類名詞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炎黃子孫」稱謂與其說是一個血緣符號,不如說是一個文化符號。海內外華人自稱「炎黃子孫」實際上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文化尋根」和「文化自覺」的需要。因此,祗要這種認同心理繼續存在,「炎黃子孫」稱謂就會繼續使用下去。（作者單位：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炎黃部落」集團是漢民族的主源，漢族世代自稱「炎黃世胄」、「炎黃子孫」。……宣傳中華文明史要多提『中華民族』的概念，慎用『炎黃子孫』的概念，注意表明是各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及國族概念，亦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建立國族的重要概念，該詞最早在晚清由建構和完善「維新派」的民族理論的梁啟超所提出，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理論的前提，是在現階段承認中國境內各歷史－文化群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和多元現象，但同時也樂見其一體化的趨勢，希望建立有如美國的國家，在未來成為無差別的大民族。
晚清時期，面對列強的威脅，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其中一部分人將中國的危機歸咎於中國內部「異族」的統治，不滿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政策。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漢民族主義 ，形成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而維新派則警告革命派的「排滿」種族革命主張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和列強干預的危險。
另外，清末留日滿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員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影響了中華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出現了最為嚴重的民族矛盾，由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紛紛參與革命，日益威脅著滿清統治權。為了度過自身低潮的統治時期，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君主專制轉化為君主立憲的共識，「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並且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與維新派相對立的是頑固派，兩者的實質都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
辛亥革命後，主張種族革命的革命派放棄種族復仇主義的主張，接受新成立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立國理論基礎——「中華民族」觀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中華民國建國後，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的口號廣為流傳，更隨著諸多學者的提倡而廣為人知。當今中華民國學術界主張中華民族是以漢、滿、蒙、回、藏、西南邊疆民族、臺灣原住民及其他民族為組成，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憲法定義中國現今有56個民族，包括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
在歷史淵源上，中華民族可追源到漢族的神話炎黃起源，而在現代則包含在中國境內非漢族的少數族群，在某些情況下延伸包括中國境外的華人或未必有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故中華民族並不是單純的民族、種族、公民的人群分類概念，而是政治詞彙，其定義可因歷史、政治及國族立場不同，在族群內涵及地理範圍上或有差異。
關於中華民族的概念變遷，歷史學及人類學理論有費孝通的「多元一體」論及許倬雲的我者與他者的轉化及混合。
清末立憲運動期間，留日的滿蒙旗人和滿洲官員，對梁啟超、楊度等人的主張做出正面回應。1907年，恆鈞、烏澤聲等留日滿蒙旗人在東京創辦《大同報》，後來又在北京創辦《北京大同日報》，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結合民族與立憲政治議題，認定滿漢問題之所以出現，歸根結底是君主專制獨裁造成的惡果，因此必須改革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政體，開設國會。在這樣的認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場合更多次逕稱「我漢、滿、蒙、回、藏四萬萬同胞」。
留日滿蒙人士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深刻影響了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王朝轉化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共識。立憲運動的「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 到了20世紀初，清廷開始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清朝君主在遜位詔書中表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新清史學派學者、哈佛大學漢學家及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表示，清朝在疆域方面將地理上屬於內陸亞洲的許多地區，都編入帝國的版圖，而為1912年以後的中國政權所繼承；滿洲人更將漢人傳統以長城劃分的內、外統為一體，使「中國」的概念得以重新定義。在多民族性方面，滿洲統治者標榜的「滿漢一體」或「五族一體」說，也為後來的中國政權所採用；在清朝的統治下，促使由各個不同民族所組成的「中華民族」一詞，可以與「曾經過去是清朝疆域內的人們」同義。
「中華」一詞出現甚早，源自於中國古代華夏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一帶，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發達；歷史悠久，因此稱該地為中華，此區後來被稱為中原。 在《資治通鑑》記載的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民族一詞具有十分豐富而複雜的內涵，可以表達多種近似而不同的概念。詞彙本身歧義較多，概念和用法受到政治的較大影響，這些義項之間容易相互混淆。在不同的學科中，對於民族的範疇與用法也有許多歧異。
「中華民族」一詞由近代的梁啟超首先提出，同時期後續有楊度和章太炎等諸多學者的闡釋與政府認可。梁啟超所提出意指華夏族、漢民族、炎黃遺族等。1902年梁啟超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指出：「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七次（簡稱為「華族」），並表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它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族群內涵
一般中文語境下，中華民族一詞的使用常泛指大中華地區境內的公民及海外華人。在行政及法律上，中華民族的族群內涵至今無明確的現代公民、血緣種族的統一識別標準，而中華民族、大中華地區等概念包含的內容之差異，可以從此詞的當代官方界定到和歷史演變(自晚清到現代) 來說明。
國族意涵及體制化
華人學者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換言之，中華民族並非傳統中國裡的民族，而是中國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後，經由「民族自覺」所出現的國族團體。他還認為，在過去的三千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
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史式認為中華民族是用來指代由古至今主體曾經在中國，在現代可理解為大中華地區，長期居留且有較深層次的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同化的一批族群的統稱。
若以公民身份國族定義中華民族，則該詞包含由中華民國憲法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所有國境內的各民族，為中國人的國族。亦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國家的稱謂，乃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族、與國家三種認同的合為一體。例如芮逸夫曾詮釋孫中山之說，將中華國族、中華民族和中華國家三個稱謂，說是「三位一體」。
民族文化的分歧或融合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強調其中華文化的正統性，並包含了自行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多元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總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則是一個例子，由蔣中正發起以對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權遷移至台灣，台灣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原有的中華文化，保護中華文化免於受文革破壞，於1966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文革運動分庭抗禮，主要以倫理道德與儒家思想之精華來宏揚中華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開始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其民族政策將中華文化定義為境內56民族文化總匯，主張該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該國治下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中國境內至少有30種以上民族文字，包含漢字與少數民族滿文、藏文等，皆並為中華文化的遺產寶庫。
形成觀念
中國史學家黃興濤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人整體的身份認同標誌，在中華民族觀念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雖存有分歧，但在「九一八事變」與「抗戰爆發」之後，當時社會皆廣泛使用和認同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性稱謂，爭戰雙方又完全一致在這凝聚符號一點上有共通性。他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命運和目標，以便與共同的民族敵人戰鬥到底。
尤其是國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動全國、激動人心的政治文件中有關中華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民族整體性的強調，對於現代中華民族觀念認同所產生重大影響。亦可看出在抗日之前的內戰，正是在「中華民族」這面旗幟下停止內戰而再度合作了起來，並被視為國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種象徵，亦促進了現實的民族融合。
《中共中央為國共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描述：「中外人士皆認此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主要根據；此不僅為兩黨同志之光榮，抑且顯示中華民族之偉大。因此，凡關心中華民族命運者，無不企盼國共兩黨之鞏固的與長期的合作。」
中華民族、海外華人與雙重國籍
由於海外華人常擁有中國之外的國籍，因不同的國籍法則有不同的國籍及僑務政策，而為維護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有人主張採取允許雙重國籍的政策，如中華民國政府的作法。1956年東南亞華人的雙重國籍問題，使周恩來明確採取單一國籍的政策，以避免東南亞諸國對對華僑華人政治忠誠度的疑慮。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委會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專有名詞，指「認同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人」，僑委會號召對中華民族與文化的認同，並期望華僑教育能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優良傳統。
界定：台灣人口、中國民族列表和華人
中國未清楚以法律明定「中華民族」包括或排除的民族列表，行政上的「中國民族列表」是否等同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學劃分和族裔政治認同是富含政治及文化分岐的議題。
清朝
梁啟超：「國族主義」的中華民族對抗「小民族主義」的漢民族主義。
梁啟超為晚清君主立憲的改革派人士代表，反對鼓吹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黨政治主張，主張將清朝疆域境內各民族視為一個整體來拯救的「國族主義」。
梁啟超將革命黨政治主張描述成對立的「小民族主義」，認為「小民族主義」鼓吹漢族獨立建國，從清朝的統治中獨立復興單一民族。
楊度：文化之族名
同為晚清著名立憲派代表的楊度，主張「漢」只是「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應採「中華」為「文化之族名」以反對「漢族」血統說。因此楊度也成為了中華民族一詞的早期使用者，但其強調以中國自古以來以「文化較高、人數較多」的歷史文化定義和梁啟超的政治文化定義有所不同。楊度提倡中華民族為中華文化之族名，將中國全體人民盡成為中華民族。
章太炎：漢族的國粹與民族
晚清著名保守派代表的章太炎則以其特殊的宗教和民族主義來定義「中華民國」的新漢族道德價值，俾「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章太炎以中國之歷史文化與種族之特殊環境所界定之「中國性」（Chineseness）上，並非狹隘地建立在生物學之種族群體之概念，以佛教思想來詮釋斯賓塞之理論來進行種族革命（民族光復）。
旗人主張
烏澤聲：「凡居於我中國之土地，為我中國之國民者，無論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棄救國之責任也」；
穆都哩：「蓋民族之成，國民之合，其絕大之原因，全由於外部之壓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種之原因，則一緣於居於同一之土地，一緣於相安於一政治之下。至於言語、風俗習慣，雖為成立民族及國民之要素，然有時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為某國之國民。若專以風俗、言語等而定民族之異同，則英人與美人之問題，必難解決矣。雖然，中國之人民皆同民族而異種族之國民也，言語、風俗間有不同之點，有時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滿漢兩方面而言，則已混同而不可復分，推之及於蒙回藏，則其大多數雖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於內地之人民，則其言語風俗已一於內地之人民。雖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經營，施之以教育，則數年以後可用者將不遑計。不然，委之於不顯，或奴隸視之，則三年之後，其地必非我有」。
中華民國
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黨轉變
而在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提倡「五族共和說」：「今日中華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之後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正式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後，雖曾主張重提民族主義並揚棄五族的說法將中國境內所有民族融化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融合」的說法，並修改五族共和說法為要求藏蒙回滿等族人民盡皆一起漢化，與漢人一起自決為大民族國家1924年，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表示，藏回蒙滿等外來民族人口乃是少數，而就大多數來說，中國人皆為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孫中山於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提到的「結成了國族團體」。
中華民族被孫中山使用在其政治主張中，其概念隨著時間的演變不斷擴大，並最終稱演變成了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國族團體。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即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先有了中國民族主義，然後才有中華民族概念之形成。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主流上是以文化認同居於首位，但主權中國建立後，國家已是一個亟需建構的政治概念，也使得國家認同不得不被提升到所有認同之首位，因此，孫中山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凝聚國家認同基礎，就是將血統種族認同包融於文化認同之中，在中國境內藉由文化認同先凝結成一中華民族，並以中華民族做為國家認同的基礎。
辛亥革命後，五族共和的思想擴大中華民族的涵義，進而前朝大清帝國境內的其它民族，而漢族則為中華民族的基幹和主體，中華民國國旗也從十八星旗改為五色旗。五族共和的思想孫中山於三民主義中提倡將漢、滿、蒙、回、藏五族歸成一個中華民族，其根本意蘊是要以漢族爲主體融合同化中國境內其它少數民族，形成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
中華民國憲法的民族界定
孫中山之中華民族思想的三民主義最終於1946年，被「制憲國民大會」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範了中華民國的憲政基礎，且中華民國憲法之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與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更是彰顯了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思想 。
中華民國各民族與族群、國民及少數民族的認定反映了時代變化，中華民國解嚴前以漢、滿、蒙、回、藏、西南邊疆民族的中華民族，到解嚴後以國家認同為主的方式來取代民族認同。
中華民國對中華民族界定的觀點
中華民族目前在台灣為政治用語，如馬英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於民族掃墓節舉辦遙祭黃帝陵典禮儀式，內政部新聞稿以「中華民族遠祖黃帝」一詞來以形容黃帝「為我中華民族樹立民族觀念與國家形式，也為我國創造深厚文化，可說是我中華民族之始祖。」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吳秉叡事後對行政院提出「應否廢止中樞祭黃帝陵典」的質詢。
關於民族界定方面，中華民國政府的原住民與蒙藏相關內閣部會多位官員都曾公開表態該民族不是「中國人」或「炎黃子孫」，但並未直接提及與「中華民族」的關係。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介紹台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系民族的關係時即表明「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在人種上屬台灣南島語族人，台灣是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端。」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孫大川於2012年在立法院直言自己不是所謂的「炎黃子孫」，蒙藏委員會矇事處長海中雄也表示他和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都不是「中國人」或「炎黃子孫」，而是「蒙古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主要社會主義詞彙為「中國人民」和「各民族」，而自從毛澤東於1976過世後，「中華民族」一詞才漸漸地取代「中國人民」和「各民族」的說法。這從較中性的居住在中國的「人民」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轉換成較具種族性的「民族」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動的文化認同政治。
在法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與民族政策目前仍主張中國民族為56個民族，並進行民族識別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定中華民族有56個民族。
然而在「單一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相關民族政策上，關於相關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是一個學術理論熱點」。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的中央級綜合性報紙《中國民族報》及相關的民族理論與政策的學術及文化討論，在2000年以來有要求在法律及政策上確立中華民族的「國族」地位。
學者胡鞍鋼、胡聯合與馬戎推的所謂用「第二民族政策」取代「第一民族政策」的訴求, 旨在「淡化族群意識和56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號稱效仿「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模式」要求「平等的向每個民族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文化上堅決堅持用社會主義思想對每個民族進行文化改造，強制推行普通話，防止宗教極端主義」。
民族識別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於1949年至1954年進行第一階段民族識別工作，首先認定38個少數民族。後來在1954年至1964年進行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第二階段工作，並新確定了15個少數民族；同時，將普查中自報的74個族體分別歸併到53個少數民族中。在第三階段工作則在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中進行，1965年認定了西藏珞瑜地區的珞巴族，後來在1979年認定了雲南基諾山的基諾族。直到最近使中華民族的成員增加到56個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自1982年以來，中國民族成份恢復的人數在1200萬人以上。
五族共和民族大同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黃興、劉揆等革命黨成員於1912年3月19日創立了「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此會重要發起人亦包含了少數民族成員（如：滿族恆鈞等）。因為清朝末年的立憲運動的恆鈞等人從事「大同報」社活動。辛亥革命後，百廢待興，當時的孫中山於同年4月初批准該會立案，除了贊同之外，在民國初年政府財政極為拮据情況下還提撥經費支援。
同時一些地方官員也發布《化除種族見解之文告》與政策以配合政府實行大同主義。某些革命黨人士甚至主張禁止鼓吹排滿、有違五族共和宗旨的書籍可見當時促進各民族間平等共處的社會需求，當時諸多社會組織大為提倡以「五族共和」為目標，並以民族平等融和為宗旨。
眾多組織中較為特別的是於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由袁世凱下令組成的「五族國民合進會」，不僅是因為由最高首長授意，其成員也是真正由五大民族重要人士所組成，而且該會在《申報》上分析了血統、宗教和地域以論說來證實五族共同起源、共同祖先的歷史。
《炎黃賦》是中國著名書畫大師、國學大師范曾先生2006年冬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炎黃二帝壇（中華炎黃壇）所作，並一氣呵成書法長卷，被刻於炎黃二帝塑像腳下，作為丁亥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坐落在河南鄭州黃河岸邊的炎黃二帝巨型塑像耗時二十年，耗資一點八億元人民幣。《炎黃賦》的雕刻參與，無疑為其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景致。
《炎黃賦》
莽莽天宇，八萬里雲馳飆作；恢恢地輪，五千年治亂興亡。邙碭（北邙，山名，在洛陽北；碭山，在安徽省）脊脈，逶迤遠連昆崗；河洛清波，浩蕩奔注海澨（音shi，水涯）。涉彼洪荒，文明肇創；萬代千秋蒙庥(音xiu,休養生息)，厥功在我炎黃。曩昔混沌未開之時，含哺而無釜甑，結繩不見文字。伐檀有人，莫及舟車；蠶桑未采，何來垂裳。
《禮》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偉哉炎黃，據天地之大德，值陰陽之交會，通靈鬼神之際，會道五行之秀。禮行赤縣（指中國），情系蒼生。仰畏天，俯畏人，惟寬人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愨（音que,誠篤，忠厚），始終如一。不蔽奸佞之讒，不用取容之士。天下咸歸，百姓安樂。是以列星隨旋，日月遞照，風雨博施，萬物得和以生，得養以成。
嫘祖，黃帝之妃，始創黼（音fu,古禮服黑青相間的花紋）織；倉頡，黃帝之臣，以立文字。炎帝之女精衛，銜石而填滄海；炎帝之臣誇父，逐日以迎霞光。乃神乃人，惟載遠古；是傳是說，宜輔信史。歲月遷流，窮奇斯生，涿鹿風雲突變，域中歸於一統，百族聚為中華，自中原而滂沛十方。從茲以還，曆三代二千餘年而入于秦，再曆二千餘年而有今。天不欲亡我中華，必不亡中華之文化。
中華文化，有源以之開流；神州百族，有秩以之共理。炎黃脊樑遍列九州，姓氏血脈，揚輝全球。龍從雲起，先民圖騰，乃往昔五千年文明之大標識，亦茲後億萬年之大旌纛。大道之行，講信修睦，故國之興，端賴和諧。宇內各族，世界僑屬，齊獻瓣香，恭祭先祖。曆萬萬代，共眾芳之所在，固信美而永駐。刻石再拜，以頌以禱，斯馨無恙。
范曾於抱沖園 丙戌冬。
這是國學大師范曾先生歷時一月的宏篇。整篇文章氣勢恢宏，不僅一氣讀來。開篇四句，喻華夏不斷繁衍、發展、壯大、終歸統一的景語。通體運用儒家道德、忠恕的全部理論精髓。更有從混沌初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到乃神乃人的遠古祖先的奇功如天與萬事同仁。進一步激發起對艱難的文明進程的追溯和反思，又寓意這種民族精神純真無暇，芳潔堅貞定能垂諸天壤，傳之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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