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6)
《第一部分-失衡的危險》第五章 一旦水竭井枯
地球不斷地通過蒸發與流失促成海洋與陸地之間水的再循環，通過降雨、江河與小河支溪的流動來實現水的分配，然後把水收集、存儲在湖泊、沼澤、潮濕的土壤、地下蓄水層、冰川、雲、森林以及所有的生物體內。水的這一運行模式相對來說相當穩定，而從整體上說，人類文明在過去9000年間也適應了這一模式。水，特別是大量的淡水，一向對任何文明的生存和成功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從5000多年之前尼羅河沿岸的第一批灌溉網路開始，到羅馬時期的高架渠和以色列東南部的山頂城堡馬薩達的蓄水池，一直到每日將淡水引到紐約市的宏大引水隧道系統，人類文明一向表現出卓越的才能來確保水的適當供應。
人體大部由水構成，其比例相當於陸地與水面的比例。人體的肌肉、膜、腦和心臟、汗水與眼淚——無一不反映出生命的同一配方，有效地利用地球表面上的各種配料。人體中，23％是碳、2.6％是氮、1.4％是鈣、1.1％是磷，再加上少量的大約三十幾種其他元素。但最重要的是氧（61％）和氫（10％），兩者獨一無二結合而成的分子，我們稱之為水，占人體的71％。
所以，環境保護論者斷言我們是地球的一部分，這並非只是華麗的詞藻。我們的血液所含的鹽甚至與海洋中所含的比例大致相同。第一批生命就是在海洋裏形成的。這些生命形式後來把自儲海水的形態帶到陸地上來，乃至我們人類仍和海水有著化學與生物上的聯繫。難怪在大部分宗教裏，水都具有重大的精神意義，從基督教的洗禮到印度教的生命慧水觀念都是如此。
我們特別依賴只占地球上總水量2.5％的淡水，其中很大一部分又被南極洲以冰的形式封存起未，在較小的程度上又被格陵蘭和北極的冰山冰川封存。剩下來的大部分為地下水。所有的湖泊、溪流、江河和雨水則僅占總水量的不及0.1％。現在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個水量依然可以滿足我們的全部需要。但它在全世界分佈很不均勻。結果，人類文明的發展多多少少受限於淡水的分配情況，與淡水分配的地理模式取得一致。這個模式的任何持久改變因此將對我們現有的全球文明形成戰略性威脅。
不幸的是，工業革命以來，我們與地球的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特別在本世紀，我們正對全球水的系統造成重大損害。地球的健康依賴我們和地球之間能夠維持複雜的平衡。所以，我們在大氣中造成的變化正在改變水由海洋移向陸地又從陸地移回海洋的方式，是不足為奇的。較高的溫度既加速蒸發也加速降雨，加快了整個迴圈。此外，增加的暖度也會提高大氣中水蒸氣的含量，這又進一步擴大了溫室效應，進一步加速了迴圈過程。
另外，因為全球變暖在極地比在熱帶地區來得快，它也可能改變地球冷熱之間的平衡。海洋一直維持著較為均勻的溫度分配，從而協助維持地球的平衡。海洋憑藉一種特別的、目對穩定的模式，通過靠近陸地的巨大洋流，例如墨西哥灣流，把熱量從赤道地區移送到兩極地區。溫暖的海水從熱帶地區向北移動，其中一部分在途中蒸發。當它碰到格陵蘭與冰島之間的北極寒風時，蒸發加快，留下含鹽量大得多的海水，越來越濃越來越重。這些迅速冷卻的水以每秒50億加侖的速度沉入海底，形成一股深流。這股雖然知名度不高，卻像墨西哥灣流一樣有威力的洋流，在海洋下面，在墨西哥灣流下面，向南流動，在這一過程中把冷氣從兩極地區帶回赤道。
許多科學家耽心，由於兩極地區變暖的速度要超過熱帶地區，兩者之間的溫度差異變小了。主要由這些差異推動的洋流可能減慢，或尋求一種新的平衡。迴圈改變，氣候型態也將改變，某些地區地得到更多的雨，其他區域則較少；某些區域將變暖，其他區域會變冷。
1991年，哥倫比亞的拉芒－多赫蒂地質觀測台的一位科學家P.施洛塞和他的同事們宣佈，在本世紀80年代，“海洋熱泵”的一個關鍵部分——也就是推動墨西哥灣流及其較冷較深的對應深流的那個組成部分——突然莫名其妙地放慢了大約80％，這種速率“和一個停滯的水體差不太多”。施洛塞懷疑這可能是由於冰島東北的水所含的鹽分變少了，結果下沉得不那麼快了。雖然還不能說是全球變暖造成了這種劇烈變化，不能說這己不再是一種暫時現象，但這種現象的確和地球溫度增高所會產生的效應相一致。施洛塞的確說：“原因還不知道，但無論是什麼造成這種情況，都說明這個系統的平衡是多麼微妙。”
科學家特別感興趣的是氣候變化對格陵蘭和冰島之間的海洋熱泵可能造成的影響。因為大約在10800年以前，這台熱泵的速度突然變慢，據說造成了氣候史中最劇烈突然的變化。
拉芒－多赫蒂的一位地質化學家W.布洛克所做的工作導致了這種意見。我訪問他時他解釋說，大約在西元前8750年，也就是世界剛脫離上一個冰期的時候，後退的冰川融化，大量淡水形成了一個廣大的內陸海，地點在加拿大中部。在現在的蘇比利湖那裏，當時有一個巨型冰壩，從南邊攔住了這個內陸海。然而，隨著溫度的繼續增加，這個冰壩突然崩裂，大量的淡水通過現在的聖勞倫斯河，氾濫到北大西洋裏。由於格陵蘭與冰島間的水含鹽量突然減少，不再下沉，海洋泵也就突然關掉了。
接著發生的事情應當提醒我們，氣候並非總需要幾千年才會發生重大變化。在上面所說的事情之後不過幾十年，地球的氣候型態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北大西洋不再因墨西哥灣流而變暖，於是凍結起來。所以，脫離了冰期的歐洲就經歷了一次延長了的新寒流，實際上又回到了冰期的情形。而世界其他部分卻繼續變暖。然後突然間，海洋泵又開動了，恢復了歐洲的變暖趨勢，溫度猛漲了10華氏度。在這之前，已經出現了城市，這是有組織文明的第一批現象。然而，因為歐洲還剛剛解凍，城市不是在歐洲出現的，而是在南邊遠遠的地方，在美索不達米亞，在地中海東部地區拉凡特。那一區域幾百年間氣候條件一直頗為理想，有助於農業的發現與發展。會不會是初民的人群由於有利的氣候突然逆轉而逃離歐洲，移向南方，把他們的生活觀念與原來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生活觀念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綜合而導向第一批有組織的人類社團呢？時間是對的，但是我們幾乎完全不知道冰期出乎意外再現之時人們逃離歐洲舞臺的情況。
我們有時低估了氣候型態哪怕微小的變化對以往的人類文明的危害。而和我們現在造成的重大變化相比，過去地球平均溫度的變化要小得多了。氣候型態的小小變動就會把山上的雪線推高，就會把下雪變成降雨，從而也就會改變整個的水分配系統。在過去數年間，由於地球溫度打破了最高記錄，加利福尼亞實際上經曆了一個降雪量突然減少的時期。1990－1991年度，降雪量比通常減少了15％。加利福尼亞正處於嚴重乾旱之中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當然，這些近期的變化可能與全球變暖無關，但它們對加利福尼亞州的破壞性卻可能與長期的、更重要的變暖趨勢相一致。C.斯托克頓及W.波格斯對增高兩攝氏度及降雪量減少10％會發生什麼作了研究，他們的研究表明，這會減少山上的雪，從而可能使美國西部整個河谷地區的水供應量下降40％－76％。一般認為這種區域性的預言有點臆測，但是近年來較暖的溫度都和美國西部極度的缺水聯繫在一起。缺水又導致另一些後果，例如森林火災的次數增多了。在佛羅里達州的埃弗格萊茲，由於更熱更幹燥，火災就更常見，範圍就更廣闊，而且每年的火季也提前了。
如果說淡水供應的重新分配是對全球水系統的第一位戰略性威脅，那麼，第二位的威脅也許是人所周知的海平面的升高和全世界沿海低凹地區的喪失。由於1／3的人口居住在離海岸線不及60公里的地區以內，沿海地區土地的喪失會導致史無前例的難民人數。
雖然在不同的地質時期海平面有升有降，但從未有過目前預期的作為全球變暖的後果而將出現的這樣迅速的變化。孟加拉國、印度、埃及、岡比亞、印尼、莫三比克、巴基斯坦、塞內加爾、蘇里南、泰國和中國，更不要說像馬爾代夫、瓦努阿圖（舊稱赫布裏底群島）這樣的島國。如果科學家們現在作出的預測是準確的，這些國家將遭到侵害。此外，專家們認為，每一個沿海國家都將受到不利的影響。荷蘭精心籌畫修建了昂貴的堤壩網來遏止北海的侵襲。另一些富有國家也比其他國家更有能力來應付海平面的升高以及迅速改變的水供應情況所將造成的問題。但是遭受最大危害的貧窮國家可能眼巴巴地看著數以百萬計的本國公民變成難民跨越國境，湧到那些較富有的國家去。
全球變暖通過幾種方式增高海平面。較高的平均溫度使冰川融化，使南極洲和格陵蘭的冰帽破裂，把大冰塊排入海洋，使海水變暖而造成熱量擴散。
海裏的冰融化，例如覆蓋在北冰洋上的冰面或是北大西洋上的冰山融化，並不會影響海平面，因為冰塊整體已經排開同等體積的海水。就像在一杯水裏的一個冰塊融化後並不會改變水面的高度。但若把冰塊一個個碼起來，而不是在水中飄浮，融化後水面就會增高，有時還會溢出杯子。同樣，以陸地為基地的冰融化後，海平面也會升高。地面上大半的冰是在南極洲，在大片的陸地上面，或像西南極洲的巨大冰蓋那樣在一些島嶼上面。據信在125000年前間冰時期，這一大片冰蓋破裂，滑入海洋，使海平面增高了23英尺。科學家們傾向于打個折扣，把下一次再度發生這種災禍的可能時間推斷為200到300年。但在1991年，研究西部南極洲的著名專家之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R.賓德舍德勒博士在我的小組委員會中作證時說，他剛剛驚奇地發現，從冰蓋底取出的新冰樣現在表明了某些強有力的危險變化。他縮短了他以前的估計期，如果地球溫度繼續增高，那裏的冰蓋破裂將來得更快。
世界上別處的冰也大部分在陸地上。格陵蘭上有世界第二大冰蓋，它在北半球氣候平衡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還有各個山區上的冰川。兩位著名冰川專家，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貝德極地研究中心的朗尼和E.湯普森早在1992年就提出報告說，所有低緯度的山區冰川現在都在融化後退，其中某些冰川融化後退得很迅速。另外，這些冰川所包含的記錄表明，過去這50年要比1.2萬年間任何一個其他50年溫暖得多。有一個徵象證明這是實情。1991年在阿爾卑斯山發現了一個“四千歲男子”。怎麼發現的呢？原來自從他死後，冰線第一次後退了。
變暖及融化的最終後果是海平面不斷升高，現在幾乎達到每10年增高1英寸的程度。進一步的效應是沿海地區鹽水侵入地下淡水層以及沿海濕地的喪失。1989年我在路易斯安那州考察了一個這樣的地區，吉恩·拉菲特長沼地帶。那裏有一條陸地，有些地方不過2英尺高5英尺寬，擋住升高了的含鹽的海水，這一邊則是美國最好的淡水養殖場。下次暴風雨帶來的海浪可能就會沖毀屏障，破壞長沼地帶的淡水生態系統。暴風雨與較高海平面合在一起，事實上已經不斷使所有沿海地區受到更加糟糕的侵蝕。
在邁阿密這樣的沿海城市，飲水來源於地下淡水層。淡水層實際上浮在咸水上面，結果上升的海平面會把淡水推高，在某些情況中會推到地面。世界觀察研究所最近有一份研究海平面升高的報告，其中注意到，曼谷、新奧爾良、臺北和威尼斯是面對同樣問題的另一些主要城市。其他位於低凹海岸地區的大城市如上海、加爾各答、達卡、河內和卡拉奇將是第一批遭受海潮侵害的人口密集城市。
科學家們說，變暖的海洋也可能造成颶風的平均強度增大。因為海洋表層的深度和熱度是決定颶風風速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自海洋撲向陸地的更經常的暴風雨反過來會大大加劇升高的海平面可能造成的損害。因為海水在暴風海浪的襲擊過程中才能沖向離海岸很遠的內陸。
地球水系統所將遭受的第三大戰略威脅來自土地使用模式的大規模變化，特別來自大範圍的森林砍伐。一個森林的毀滅會影響到一個特定地區的水文迴圈（天然水分配系統），就像一個大的內陸海的消失造成的影響那樣確實。地球上的森林，特別是熱帶雨林，存儲的水量要比湖泊中存儲的水量還大。森林本身能製造雨雲，部分是因為蒸騰現象（蒸騰相當於植物流汗；再加上大葉子的表面蒸發）。確實，降雨之後，在雨林中幾乎立刻就開始出現飄往天空的細霧，既增加了空氣的濕度，又可能增加下風頭更多降雨的機會。森林又可能製作一種叫作烯的氣體以及少量的叫作甲硫醚的化合物，作為氣體飄向大氣，進行氧化，然後變成一種硫酸鹽顆粒的氣溶膠，水汽就在顆粒上凝聚形成雨滴，——就像牡蠣殼裏圍繞一顆砂粒形成珍珠那樣。
雖然我們依然需要大量瞭解森林與雨雲之間的共生現象，我們卻確實知道森林被毀之後，雨最後也會逐漸減少，濕度也會降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原是森林的那個地區，還會繼續有一個時期的大雨，沖走不再受到樹冠蔭蔽、不再為樹根固定的表土。附近的地區有時徑流氾濫，而這些水原來是由森林所吸收的。附近的河流也常為沖走的表土淤塞，逐漸堵塞了河流。河床因此變淺了，洩洪能力受到損害，兩岸氾濫情況甚至會變得更糟。
在埃塞俄比亞可以找到喪失森林然後喪失水源的悲慘例證。在過去40年間，林地所占面積由40％降到1％。同時，降雨量大幅度下降，已經使這個國家迅速變成一片荒原。長期的乾旱再加上政府的無能產生了史詩般的悲劇：饑荒、內戰及經濟混亂給這個一度光輝燦爛的古國帶來了災難。
在南美，有些人現在害怕大規模燒毀亞馬遜雨林會打亂水文迴圈，這種迴圈使雨水向西穿過亞馬遜盆地，帶到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水文系統受到干擾會造成毀林地區的幹旱。
地球水系統的第四大戰略威脅是地球的大部分水資源受到廣泛而危險的污染——這是由工業革命帶來的化學污染物造成的。地球水系統和地球大氣不一樣，後者是一個單一的巨大的空氣儲藏庫，經常而徹底地“攪動”，成為均勻的混合物。地球水系統則包含若干大型水庫，這些水庫並非一向與別處的水徹底混合。由於在整個地球大氣中分子的自由迴圈，氯氟烴這樣的污染物就會分解成氯原子，而在地球各地的大氣中無所不在。地球的水供應卻不是這樣。
然而，在大部分世界水資源中若干危險污染物已經變得極為廣泛。例如，已發現大氣層核子試驗遺留下來的輻射性微粒廣泛地分佈在世界的大部水源中，雖然通常數量不大。這些微粒尚未形成戰略性威脅，但在若干區域，少數污染物——例如多氯聯苯和滴滴涕——已經廣為分佈，即使數量不大也對生態造成危害。偉大的俄羅斯環境問題專家雅布羅科夫曾經指出，某些強大的殺蟲劑即便濃度極低，也會改變動物的行為。他注意到，“一種叫做賽維因的殺蟲劑，即使濃度為十億分之一，也能改變大量魚類的行為，使它們的行動不再協調一致。這種有毒成分的濃度升高成為當今生物世界的化學背景。”
海洋和內陸江河系統中最容易見到的污染物之一，是溢漏的石油。規模特大的石油溢漏，像薩達姆·侯賽因故意排放到波斯灣的石油或是像埃克松·瓦爾德茲號油輪因疏忽而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灣造成的那種溢漏，已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更常見的卻是小型的溢漏，不為人所注意，然而次數要多得多，每年給海洋造成累積的損害。海洋學專家J.庫斯特爾聲稱，海洋污染現在已經損害了海洋表面由浮游生物構成的一層極薄的薄膜。這些浮游生物為海洋中最微小的有機物提供了食物，是整個食物鏈的開端。我們尚不知道這層薄膜受損的後果，但已經深知浮游生物在海洋生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對連結海洋與大氣所起的重大作用。污染也對海洋中的另一種生命系統即珊瑚礁構成了嚴重威脅，而珊瑚礁也有助於生態的穩定。
像地球大氣層一樣，地球水系統也具有一種天然的機制，能夠經常清除本身的污染物。但不同的水體清除本身的能力卻廣有差異。北海受到嚴重的污染，但北海波濤洶湧的開闊水體因為迴圈得快，可以得到部分的淨化。但是大部分被圍起來的海、湖和水道就流轉得很慢。例如波羅的海，每80年才換一次水，結果，沙皇們傾倒在波羅的海中的污染物和布爾什維克接掌政權後傾倒進去的大量有毒污染物混合在一起，而且經過最近的政體變化之後，還會長期留存在那裏。同樣，流速快的河流會相當迅速地把大部分汙染物沖走，而某些大型的地下水層一年才不過流動幾十英尺遠，因此這些水源完全不可能自己清除污染物。
在工業國家，近年來在淨化污水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重大進展。例如在美國，1972年的清潔水法已經顯著地減低了污染程度。25年前克利夫蘭的凱霍加河污染得如此嚴重，實際上引著了火。今日它雖然依然污染，卻不會達到著火的程度了。在前蘇聯，情況實際上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河流依然在起火。1989年7月，烏克蘭的一位名為普裏姆卡的農場工人到諾侖河邊採摘蘑菇，把香煙頭丟到河裏，河水爆炸了，連續燒了5個鐘頭，原因主要是不久前的一次石油溢漏。東歐的水污染情況同樣嚴重。波蘭的維斯杜拉河攜帶著如此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汨汨流向格但斯克，乃至大部分河水甚至不能用來冷卻工廠的機器設備。
在西歐，像在美國那樣，隨著強烈的公眾抗議，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特別是1986年，一家公司把大量有毒或有害的金屬、染料和化肥傾入萊茵河，另一家公司把致命的除鏽劑傾入河中，導致了極為憤怒的抗議。30年前，倫敦的飲水中竟然有小蟲子，現在再沒有這種現象了。在日本的水俁灣，W.E.史密斯曾清清楚楚地拍下了把汞倒入河水而造成的可怕的污染現象，這些照片有助於提高清除水污染的標準。
然而從總體上看，世界水資源的污染仍在繼續增長，而且急劇惡化。工業國家雖然取得了進展，許多問題依然存在：從某些城市飲用水中含鉛濃度過高，到大部分美國較古老的城市的習慣作法——在下大雨時，污水與排水溝系統中的雨水合流，汙水處理設備處理不了這樣大量的水，於是污水與雨水合在一起，未經處理就流入溪流、江河與海洋。據環保局的一份調查，全美國差不多有一半的河流湖泊與小溪依然受到水污染的損害或威脅。
然而是第三世界的人們最深切、最悲慘地感到水污染所造成的後果。病毒或細菌引起霍亂、傷寒、痢疾、腹瀉及其高死亡率。17億以上的人民沒有適當的安全飲水供應。30多億人沒有適當的衛生設備，因此不得不冒污染水體的風險。例如在印度，114個城鎮直接把人的糞便和其他未經處理的污水傾入恒河。
1991年在秘魯發生的霍亂是一個例子，而這類現象在第三世界中日趨普遍。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項調查，“在發展中國家裏，每五種常見病中確有四種是由髒水或是沒有衛生設備造成的。而且在第三世界，由水傳染的疾病每天平均導致2.5萬人死亡”。此外，工業廢物在發達世界常常受到監控，而在不發達國家裏卻一般受到不計後果的處理，與造成污染的一方達成一項浮士德式的交易。於是，造成污染的一方有時切望把他們的工廠從管理污染較為嚴格的國家遷到另一個國家。例如由墨西哥北部經加利福尼亞南部流入太平洋的“新河”，一般被認為是北美污染最嚴重的河流，因為墨西哥的環保標準較低，管制不嚴。
人口迅速增長的壓力，特別在第三世界，是對地球水系統的第五項戰略威脅。在許多地區，人們正在以遠遠超過大自然注入的速度提取地下水。然而由於這些地下蓄水層是看不到的，因此我們也不去想它們，直到地下蓄水層開始枯竭或是它上面的地面開始下沉，我們才開始注意。加利福尼亞的薩克拉門托河三角洲供給稱為加利福尼亞高架渠的運河系統一半的水，而三角洲則每年下沉約三英寸，原因也許是它現在得到的沉積土比較少了。這個地區已經不得不依靠大堤網路保護不受海水氾濫，於是，這一帶常常發生地震對這一地區就變得更加危險了。
美國高原各州的奧加拉拉蓄水層正迅速被提取，結果會使數以千萬計的農業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在附近的艾奧瓦州，含有硝酸鹽的農田徑流使得很多水井遭受污染，結果這個州的鄉村地區在乾旱時恢復活力的能力就較差。1989年，艾奧瓦州國民後衛隊被徵調來供水以對抗乾旱。
在墨西哥城，主要蓄水層的水位現在每年下降達11英尺之多。北京的地下水位則每年下降6.5英尺。以色列的加沙地帶居住著75萬巴勒斯坦人。據巴勒斯坦水利專員Z.伊沙伊說，這一地區正面臨缺水的“災難”。埃及的5500萬人的飲用水幾乎全靠尼羅河。據保守的估計，35年以內人口至少增長到1億，然而尼羅河增加的河水不會比摩西在燈心草叢中找到的更多。事實上水量將會減少，因為上游的埃塞俄比亞和蘇丹的人口增長率更高，用水也會更多。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人口增長對水源的壓力還因人均用水量的增加而增大。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養活增長的人口，農業日益依賴於灌溉。在全世界人類使用的全部淡水中，將近3／4（73％）用於灌溉。悲慘的是，由於缺乏效率和有害於環境的技術，全部灌溉用水中的3／5白白浪費掉了。許多大型水壩，例如阿斯旺水壩，儘管建造時懷抱遠大的希望，卻對周圍的水文系統產生了負面效應，摧毀了寶貴的生態位，阻撓了蓄水層的通暢，嚴重損害了營養與沉積物的平衡。
但在一切涉及天然水分配系統的人類文明中，灌溉工作還是最最普遍的，最有威力的。僅在本世紀灌溉農田的數量就增加了五倍。正確使用灌溉是增加農業生產力極其有效的手段。例如，全世界的農田儘管只有15％得到灌溉，然而這部分農田卻生產了33％的農作物。然而不幸的是，世界大部分地區使用的方法叫做開溝灌溉，由於溝渠通常未經襯砌，70％-80％的水白白蒸發、滲漏，而且還導致大量的鹽分沉積在灌溉區域裏。含鹽的水由於蒸發而使鹽分濃度增高，從而造成鹽漬化。在採用這種灌溉方法的國家裏，廣大的豐產區由於鹽分增加而趨於荒蕪。前蘇聯的鹹海區域就是一個例子。我乘坐一架小型飛機飛越這個地區的上空，首先看到的是田野閃耀著白光，就好像上面撒了一層鹽。
開溝灌溉通常還使得地表下的“根部區”充水，很奇怪，這又會使植物失去氧氣，阻礙植物成長。世界觀察研究所的灌溉學權威S.波斯特爾說，除了咸海地區而外，其他鹽漬化現象極為嚴重的地區還有阿富汗、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底格裏斯與幼發拉底河盆地、印度的兩千萬公頃的土地（不包括由於鹽漬化而被迫放棄的700萬公頃的農田）、中國的700萬公頃、巴基斯坦的320萬公頃。在埃及估計有一半農田因鹽漬化而減產；墨西哥的情況也異常嚴重。
灌溉模式有時會引起政治糾紛，原因是河水上游地區的水的消費者大量濫用河水，結果造成下游缺水。把能用的水都用於生產，這種衝動當然像灌溉一樣古老。12世紀斯里蘭卡國王巴胡一世說：“不要讓一滴落在農田上的水未對人民造福就白白流入大海。”不幸的是由於人口不斷增長，水的需要由於許多不同的民族和社會對水資源的不合理的要求而引發衝突。
加利福尼亞洛杉磯的居民住在一項大規模水分配系統的尾端。水從較濕潤的北部引向較乾旱的南部。在1991年的連續幹旱中他們開始質問，在一個3200萬人口的州內，人數較少的農民使用該州的大量水資源是否公平合理。科羅拉多州與其下游的鄰近各州之間的衝突也是一樣的，下游的人覺得本來應該流過科羅拉多分水嶺的水被科羅拉多人用掉了。居住在水分配系統尾端的人民經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當地的人口增長得最快，情況就會更加嚴峻。這一類爭執在美國最後是會通過政治對話和法律鬥爭得到解決的。然而美國長期持有的那種觀點——認為淡水有的是，用不著花錢去買——卻已經動搖；我們突然認識到有必要確定水的經濟價值，測量水的使用量。可以把這種新認識解釋為我們將會缺水的一個徵兆。
在問題極度緊張的某些地區，用水衝突不一定能夠和平解決，而且有可能導致戰爭。1989年我和水問題專家J.斯達共同發起了一系列國際會議來探討解決這類衝突的可能補救辦法。在1990－1991的海灣危機期間，有人公開推測土耳其是否會切斷底格裏斯河，不讓河水流往伊拉克，以此作為一種戰爭武器。而伊拉克則考慮把大量石油傾瀉到海灣，使沙烏地阿拉伯把飲用水引到海水淡化工廠的水管受污染。也有給人希望的事情。以色列和約旦兩國之間儘管有幾乎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卻在努力尋找辦法來避免由於兩國人口都在迅速增加而可能發生的有關約旦河河水的衝突。印度和孟加拉之間也因人口增長而發生用水衝突。
如果地球氣候的改變使水的分配模式發生變動，和水有關的地緣政治衝突將會大大加劇。要知道世界各國一直都在審慎地、痛苦地調整自己以適應水的分配模式。根據新的氣候型態來修改灌溉系統所需的財政支出可能龐大得令人驚愕，特別對那些已經有重大債務負擔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它們現在已經因此難以提供足夠的經費來教育和培訓技術人員以確保現有系統的正當運轉。債務負擔迫使這些國家砍掉留下來的森林換取外匯，同時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缺水現象將更加嚴重。
有些人希望海水淡化工廠有一天會變得成本足夠低廉，從而為最需要水的貧困國家提供用水。但是這種技術，就像套住冰山把它從兩極地域拉往人口眾多的熱帶地區的設想一樣，不可能解決問題，因為實行這類計畫所需的巨大能量費用極高，而且還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我們需要拖住的不是冰山，而是我們自己的常識。雨水使樹木花草滋生，乾旱卻製造乾裂的鴻溝。江河湖泊生養我們，在大地的脈管裏流動，一直流到我們自己的血脈裏。但我們必須留心，讓它們從我們這裏流出的時候，仍然是純淨的，是沒有被毒化的。我們必須想到未來，不要把它們白白糟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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