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抑鬱：氣候變化與徒勞論─“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
政治抑鬱從根源上而言是一種體驗，一種我們無法成為自己的體驗；是我們對著破碎與無力發出的抗議哭訴：“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
2015年12月，一個難熬的下午，雨點啪嗒啪嗒地滴落在灰暗的街道上，像是在為地球唱一首悲歌，五位活動人士聚集在巴黎凱旋門附近，希望迫使全球領導人為拯救未來有所行動，艾莉當時也在場。這個下午正在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但具體發生了什麼，媒體拍到了什麼，大家看到了什麼，艾莉並不太記得。活動人士一起搭乘巴黎地鐵，就要去鼓起勇氣鬥爭了，大家都感到有些悲哀，因為有時真的太絕望了。人們聊著著心中的困惑、憤怒和絕望；談論著政府會不會有消滅人類的巨大陰謀。其實每個人心裏都清楚，但是沒有人出手阻止。
地鐵位於巴黎街區地下二十米，壓抑而恐怖，就像個蠶蛹。但在這裏人們或許可以說些實話。終於，有人用文字表達了內心的聲音，這是一句漫不經心，但令艾莉刻骨銘心的話：我真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
氣候變化似乎終結了我們現在對人性的理解。
如果不儘快採取保護行動，亞馬遜雨林最終會被燒為灰燼，夷為平地；浩瀚的海洋會腐為污泥，吞沒城市；南極冰原將裂為碎塊，被成片沖走；大片綠茵將成為荒蕪不毛的沙漠。全球氣溫如果上升4攝氏度，一個世紀後的世界與現在將完全不同，就像我們與冰河世紀的世界完全不同。這種混亂是人為造成的，那時倖存的人類會是什麼樣我們無法得知，就像一萬年前第一個薩滿人也無法想像不到我們，他們生活在冰冷的遠古地球。變化之大，令人驚駭：大多數人都有儘量避免過多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它難以想像，就像活著的人從不思考死亡。但氣候學家、激進人士和支持者不得不思考，災難已經初現端倪，這引發了一種相似的恐慌：未來，人性可能會消失，這使人性在當下備受質疑。
奇怪的天氣
毫無疑問，我們人類已經生活在普遍的危機之中了。一些未來的危機悄然溜入我們的生活。在這樣的壓力下，氣候活動人士覺得人性喪失了，另一種人性的喪失表現為，大眾選擇面對這種壓力時視而不見。第一艘難民船在地中海沉沒時，數以千計人安居樂業的願望化為泡影，在歐洲大陸生活安逸的人們感到震驚。沉沒仍在繼續發生，但頭版頭條對此的報導卻越來越少。許多人在自己的安逸生活中變得麻木不仁。
2017年1月，某岡比亞年輕人在威尼斯大運河溺水身亡，而現場遊客卻在遊船上放聲大笑，用手機錄影。這絕不人道，同時暗示了面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實際衝擊，越不首當其衝，人性崩潰的越快。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擺脫沙漠化和大規模饑荒的可能性更高，其政府和非政府的未來規劃都深受“救生艇英國”觀念的影響。所謂“救生艇”，並不是說當數億難民逃離千瘡百孔的南部，英國會利用其相對安全的境況營救一些難民。相反，這裏的“救生艇”源于一種嚴峻的自我保護邏輯——救生艇倫理，這種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會為了救生艇上的空間你爭我奪，那麼必定會有一些人不能上船。試想，如果最後一支垂死掙扎的海軍艦隊朝難民船隻開火射擊；如果裹挾著屍體的潮汐已經漲到了不列顛北海，還有任何值得保留的人性麼？
保護氣候十分艱難。氣候保護者們是快樂的，擁有並肩戰鬥的友誼，習以為常的鬥爭，但同時又是沮喪的，試想，人類在反抗大海潮汐，用肉體對抗自然天氣。由於國家監管部門施壓，精神疲憊不堪，一些激進人士放棄了。還在為氣候並肩戰鬥的夥伴們談到一種悲傷：為已經變化的氣候悲傷，為即將承受傷害的人們悲傷，為未來再做什麼都對這些人都無濟於事悲傷。這種沮喪或許永遠存在，又或者會逐漸好轉。這迫使我們面對一個最殘酷也是最基本的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當一個人類了。”我們曾知道過麼？當人性正緩慢地自我毀滅，瞭解如何成為人類是否只會加速瓦解呢？
空虛世界
許多氣候學家和激進人士說起自己的工作時，都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絕望與無助感——這是一種我們稱之為政治抑鬱的感受。通常，我們認為抑鬱是一種內科疾病，並按此治療，認為服用化學藥物，給予大腦充分的5-羥色胺就會緩解病情；在古代，人們認為憂鬱的原因是體內黑色膽汁過多；因此在對人類心理變化的認識上，現代醫學與古代並沒有相去甚遠。但抑鬱患者談論感受時，描述的則是一種與這個世界失去關聯的狀態。作家蒂姆 · 洛特（Tim Lott）曾寫道，“抑鬱症患者就像透過一塊玻璃看待世界，更準確的說是一塊厚厚的半透明的冰。”一個筆名為瑪麗-昂熱的女士，也是朱麗亞 · 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精神分析物件之一，她描述的世界是空洞的，只剩下虛無，像是一種巨大無形，令人無法反抗的暗物質。換言之，抑鬱的內心狀態其實是一種精神視界；他們注視著一種巨大的缺憾：沒有希望，沒有未來，也沒有人類生存的可能性。抑鬱患者窺探到了氣候變化後的未來。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試圖描述他抑鬱的經歷和感受。“新的東西顯現出來，"他寫道：“一個空虛的世界。”
佛洛伊德認為抑鬱是失去客體（一件事、 一個人、 一個世界）的結果，這種失去感會在內心不斷重複。損失是先到來的。我們認為，政治抑鬱不是由於政治事件造成的人格障礙或抑鬱狀態，而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客觀的無能無力轉變為主觀上的內化。我們都隱約覺得，我們的好意應該得到重視，我們都有能力把身邊的事物變得更好；當我們下定決心要做點什麼時，我們所在的社會體制和國家機器卻註定會挫敗我們的行動，這種無力或絕望就是政治抑鬱。
但我們不是卡夫卡筆下的英雄，面對毫不講理的巨大機器除了顫抖別無選擇。人們無法忍受的是，這種機制有其道理——它以相同的邏輯時時刻刻控制著我們的生活。
有時面對殘忍的真相，氣候運動堅持用不屈不撓的樂觀主義對其加以掩蓋：只要我們有政治意圖，災難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可沒有時間浪費在悲傷上，這都是事實。但激進分子已經開始承認，他們也需要悲傷。丹尼·巴福德（Danni Paffard）是一位資深維權人士，曾三次在氣候抗議中被捕，一次險些因關閉希思羅機場跑道入獄，她這樣告訴我們，“氣候運動已認識到這是生存問題，並為人們創造了充分討論此事的空間。”我們帶著悲傷生存，帶著政治抑鬱解決問題，而不是壓抑這種情緒。畢竟正如作家安德魯 · 所羅門（Andrew Solomon）所說，”很多時候，抑鬱者表達的是見解，而非疾病；想想吧，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這些生存問題，卻不會為此困擾，這才是最奇怪的。”如今“抑鬱現實主義”作品層出不窮，這源于抑鬱症患者有“悲觀而明智”的認知特點。一項1979年的研究中， 勞倫·B.阿洛伊 （Lauren B.Alloy）和林恩·Y.艾布拉姆森（Lyn Y. Abramson）發現，與那些不抑鬱的同齡人相比，抑鬱症被試對“意外事件的判斷力驚人地準確”。
抑鬱症患者首先是拒絕遺忘的人。按照佛洛德理論，當一些事物消失時，哀悼是對其情感聯繫的緩慢釋放，而抑鬱則是拒絕放手。他們抑鬱的不止是氣候變化，還有必須阻止氣候惡化的決心，這也是抑鬱信念的表現：別忘了我們已經失去了這麼多，每天還在失去更多——這一點要牢牢記住。或者正如巴福德所說，“你得牢牢抓住心中利害攸關的東西，去記住為何行動是如此重要。”
幻想世界
今年四月，澳大利亞的海洋生物學家喬恩 · 布羅迪（ Jon Brodie ）因大肆宣傳絕望登上各大頭版頭條。一次空前的大潮中發生了嚴重的珊瑚漂白現象，導致大堡礁大部分被毀; 布羅迪覺得，最壞的情況以最可怕的方式發生了。“我們已經放棄了，”布羅迪告訴《衛報》。“我畢生都在管控水質，可我們已經失敗了。儘管我們已投入大量金錢，但並沒有成功。”布羅迪用了數十年警告資助他的澳大利亞政府，若不採取有力措施將發生此類事件，但這些政客完全置之不理，布羅迪經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最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你能做什麼呢？我們與布羅迪通話時他鎮定而坦然，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說的話多糟糕。“想看珊瑚礁麼？” 他說，“現在就走。“珊瑚礁太多了，但你必須現在看，因為十年後他們可不長這樣了。”
抱有希望太難了。“我和年輕人一起工作，”布羅迪解釋道。“即使五年前，我覺得我還能激勵他們。現在我帶博士生，但我甚至無法讓他們覺得我們還能做些實事。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拒絕科學。”令人沮喪的不是無法避免氣候變化，恰恰是可以避免，只要人們能重視每件破壞氣候的小事。巴福德告訴我們，“我年輕時會在倫敦漫步，看看人們每天的生活，我覺得‘所有人的生活都在繼續，好像一切如常，好像末日不會到來。’ 這讓那時的我又失措又憤怒。但現在我只覺得悲傷……一想到這些時刻就悲傷不已。”
布羅迪認為，這場他們自己創造的大災難與其政治愚昧融合得天衣無縫。
想想我們十八年前的政府，再看看如今那些愚昧無知的政客，我既傷心又憤怒。這些人總覺得用煤炭就能解決能源需求，簡直活在幻想裏。到最後，生命總是會延續。或許人類可以走得更遠些，但地球永遠都在這裏。
西蒙 · 路易斯（Simon Lewis）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一位氣候學家，對他而言，棕櫚樹是抑鬱的誘因。他向我們解釋，自己不得不結束在東南亞地區的考察工作，沒有其他原因，純粹太令人沮喪了。“保存下來的森林面積極少。在婆羅洲，大多數森林已經變成了種植園。當你乘坐飛機，一連幾個小時看見的都是的農作物，在那裏工作太令人絕望了。他們的觀念就是先砍伐森林，再種植油棕，最後投資獲利；在生存意義上，我只是單純地不想和這些事打交道了。” 他現在改為在剛果工作。“人們問我在這裏就不絕望麼。但你會覺得也只能這樣了，至少那裏的人們仍然和自然環境有聯繫。”路易斯試圖解釋為什麼缺乏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措施：人們不是不在意，而是覺得“只要我們不去想，就是沒有發生，我們知道社會依賴於可以產生糧食的土壤，我們也知道水土流失的危機一直存在。但是我們就是對此閉口不談。
布羅迪試圖創造一個可控的生態系統應對珊瑚礁的損失。“失落感是有的，但我會做些別的彌補這種感覺。我有一大片土地，種植了一片森林，當周圍鳥語花香，蝴蝶紛飛的時候，我感到很滿足。” 人們退而求其次：找尋其他事物，尋找一些我們還可以擁有的時刻。面對龐大的氣候變化，人們只能謀求愈發渺小的事物。“我一直讓自己處於忙碌的狀態，”巴福德說，“這樣我才不會思考這些生存危機。”路易斯指出，“由於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做長期規劃是十分困難的”，與此同時“人們為了降低風險，總是先消耗當下，再擔心未來”，他也採納了一些身邊的短期任務作為解決方案。
保護氣候異常艱難。氣候保護者們是快樂的、擁有並肩戰鬥的友誼，習以為常的鬥爭，但同時又是沮喪的，試想，人類在反抗大海潮汐，用肉體對抗自然天氣。
“不做科學研究的人認為我們每天坐在一起操心各種重大問題，其實我們不會。科學家們想的都是下一筆撥款資金從哪兒來。不用思考宏觀前景也能在工作中找到智力啟發。最近，我突然有了靈感，過去十幾年中發生的厄爾尼諾現象導致氣候異常升高——就是這樣！我需要觀察這種異常高溫對我正在研究的熱帶森林有什麼影響。”
路易斯說他對結果感到震驚。毀滅我們星球的過程是極其客觀的。他甚至開始憐憫提倡使用化石燃料的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有害的，但這種惡行與我們緊密勾連，隨處可見，難以從中脫身。“很多人試圖從內在做出改變，但最終以被外界同化收場，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性變化。因為改變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人們對自己耍各種各樣的心理詭計，好讓自己能心安理地做危害社會的事情。”對任何人而言，改變都是一件難事，做重大改變是如此之難，對政府贊助的科學家而言，對境遇越發艱難的活動人士而言，對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我會願意像巴布亞新磯內亞人那樣，為了躲避氣候變化而生活麼？”布羅迪自問道。“應該不會。”
政治抑鬱意味著你關注的都是宏觀格局，這種東西既不宏偉也不壯麗，看不見也摸不著。但每天早上醒來時你知道它就在那兒，揮之不去，深入骨髓。“我很驚訝，” 巴福德告訴我們，“我驚訝面對令人恐懼，比人類強大的事物，我們是如此無能。推動我們向前走的是生活瑣事。我們心裏盛不下過於沉重巨大的東西。”我們還能做什麼？我們只是人而已。
萬物皆人？
我們生活在所謂的“人類世”（anthropocene）中。這種觀念認為這是人類的時代，人類不僅僅是一種地球上的生物，而是可以改變地球地質的力量，把自己鐫刻在時間這本書上。人類的力量改變著氣候和各種生物圈;無論在杳無人煙的原始森林，還是在不見天日的海洋，所有生物都在某種程度上被人類重塑了。不管未來發生什麼，或好或壞，我們數十億年存在的痕跡都將被地球記錄，留在大滅絕的一層層碎石和塑膠中。但“人類世”確實是個令人不太舒服的名稱：它似乎暗示著人性將會凱旋，終於要向著宇宙和群星展示其自身的命運。然而，“人類世”其實別有他意： 過分自我的人類，肆意蔓延超出其自身的領地的人類，冒著自取滅亡的風險。若是所謂人類能說得清自己，那麼離消失也就不遠了。
西元前四世紀，有人將一隻拔了毛的雞扔進了雅典的柏拉圖學園。在那之前，柏拉圖（Plato）稱其終於發現了人類的定義，這令所有人歡欣雀躍，也是最早出現的西方知識準則之一：人類是“沒有羽毛的兩腳動物”。諷世者戴奧真尼斯（Diogenes，希臘哲學家）把這只死了的雞扔出去，大聲說道：“請看！這就是柏拉圖所說的人！” 柏拉圖只好另作補充，進一步明確：“人是沒有羽毛,有扁平指甲的兩腳動物。”
你可以看到問題所在：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沒有定式，時而值得稱頌，時而令人憤慨，反復無常；只要你定下規則區分什麼是人類，什麼不是人類，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反對。
人類這個概念中存在缺位，不表達任何意圖。“人類”是一個框架，撐著一種連自己都不知自己到底是什麼的生物。這能解釋為何眾多人類的定義都特許其沒有定式：它是可以擁有任何基本屬性的基本屬性。最具影響力的定義來自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根據他的理解，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生物，是因其持有“理性的靈魂。” 植物只關乎生長，它們知道如何靠著陽光露水為食，動物只關乎本能，根據自然的設計作出反應，奔走遷徙。人類截然不同。我們創造自己的傑作，規劃自己的未來；動物總在應激性地反應，人來卻要先決定自己想要的。但是，我們的欲望無窮無盡。
馬克思曾這樣回應亞里斯多德：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寫道，“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者其他任何事物來區別人和動物。” 但有實質上確鑿的區別是：“一旦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他們就與動物區別開來了。”
馬克思的理論中，類本質（Gattungswesen，即物種的存在或物種的本質），並不是一種固定的分類方法，規定符合某些特質才能算作人類；而是存在於生產中，對世界的改造中，以及主體與客體間無限的可變性中。
換言之，我們本來什麼都沒有，一邊前進一邊創造了自己的特質。德里達（Derrida）在《動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也有相同的理論，有些動物有知覺，有些動物能說話，如說英文的鸚鵡，有些動物會寫字（以德里達的標準）；我們只能說人與動物本質的區別是，動物從來沒有真正赤裸過，或真正穿過衣服。“對人而言獨特的東西總是在開始就形成大局，因此，它不會局限於單獨的特質，也完全相同，會結構上會引發一個又一個概念，也來源於一個又一個概念。”
在人類世，這種沉默和非限定性（的倫理）終於成型：沉默會解構一切。達爾文主義通俗易懂，且廣為人們所知，其理論認為，當生物學發展到極致並發生質變時，人性是其分界點，就像生命本身是化學反應發展的巔峰，是由化學變質而成、需要一套全新規則的分界點。人類世的概念就像立在達爾文主義前的一面扭曲的鏡子：人性最終也只是地質學的一部分，終將成為化石。生命並沒有超越自身，而是導致所有生命滅亡的原因——從岩層中來，回岩層中去。
但這個觀點中顯然有些謬誤。畢竟，第一個將在全球變暖中滅絕的動物，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有理性的動物。我們從不先思考後行動——我們根本不思考。我們輕率而又災難性地陷入了一個完全隨機創造的世界。
內部的敵人
氣候變化最令人沮喪的是，絕沒有任何人希望它發生——雖然這場災難的推動者是那些憤世嫉俗的宣傳家、冷漠的製造商和草率的國家，但他們從未想過毀滅數十億人類。地球的脆弱、追求利潤的動機、短期思維的主導地位、以及複雜體系的混亂，這一切正塑造著我們的未來，每個和我們聊過的人都指出，抗爭氣候變化時最令人困惑的是，我們的對手究竟有多麼無序：“沒有一點權利是我們能抓住並做出改變的，”路易斯說。它在辦公樓中，在政府大廳中，但也在我們自己的頭腦中。人性中有非人性的部分，我們靠自己的行動無法自救。
反對人類世理論最普遍的理由是，這個崩潰的時代不是人性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導致的，它來源於人類生產活動，但不是人類的目的。我們應該用別的方式稱呼這個時代：工業世，經濟世或是資本世。或許我們的確應該選用這其中的名字，但不難看出，被這些腐朽的資本結構所工具化的，仍舊是人類本身。在馬克思理論中，有這樣一個術語，異化（Entfremdung），即疏遠或孤立的意思。這個術語常用於討論資本主義生產中具體的異化，即工人的勞動力如何被剝奪，但這個術語放在更宏觀的範圍被賦予了更牢固的含義。從根本上而言，異化是對我們物種本質——即根據我們的意願改造物體的能力——的異化、疏離。在異化中，我們無法成為我們可能成為的狀態，因為我們其實已經定性了。這就是人性為什麼如此危險的原因：思考一隻兔子或鯨是否異化沒有意義，說穿山甲或鸚鵡不像它們自己了也不太可信。只有人類可以不像人本身。但也只有人類有“像或不像”的界限。
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人口過多，而在於人性貧瘠。氣候變化和人類世是現存物種的勝利，是通往滅亡的一次盲目洗牌，但這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我們。因此政治抑鬱十分重要：僵屍不會感到悲傷，不會感到無助；他們就是這樣。政治抑鬱從根源上而言是一種體驗，一種我們無法成為自己的體驗；是我們對著破碎與無力發出的抗議哭訴。是啊，政治抑鬱者感到他們不知道如何為人了；只能把自己深埋在絕望和自我懷疑中實現願望。如果說人性是在現有環境中做有意義事情的能力，那麼我們確實還不算為人。
沒有什麼是確定的。馬克思提出的非異化的人性願景是超越時間的；只是一種概念上的狀態，是一種藏在現有的不公平之中的可能性；它甚至不需要真正發生。我們自身和行為的真正自治不會主動找上門，也不存在于某種光明的未來中；此刻，在平底線上徘徊的只有死亡。這並不意味我們只能等待宿命，也不是說人類精神會在末日到來時會突然閃耀。這是與學習有關的問題。
要阻止氣候變化，終歸還是要學習——有史以來第一次學習——如何做人。
來源：搜狐新聞網
英國《自然》雜誌近日發表了一項氣候科學最新研究報告，美國科學家通過評估氣候模型認為，到21世紀末，全球變暖將加重，升溫值可能比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大排放場景下的預估結果還要高15%左右，不確定性比之前降低了三分之一。
氣候模型是基於建模系統物理特性輸入假設條件，獲得預測結果的計算模型，是目前氣候研究的主要工具，告知了人類活動與氣候變化之間將可能出現什麼樣的相互作用情景，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氣候變化問題。當前已建立的氣候模型表明，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將繼續使全球變暖。但是，不同模型預估的升溫狀況卻大相徑庭，這就增加了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工作的難度。
此次，美國卡內基科學研究所派翠克·布朗和肯·卡戴拉評估了大量可用的氣候模型，並利用地球大氣層上方的能量收支觀測資料作為約束條件。研究團隊將重點放在那些實際類比觀測結果的模型，結果顯示，在最大的排放場景下，利用觀測資料進行約束的模型所預測的21世紀末氣溫，約比IPCC報告的結果高15%左右，而且比之前預測值的不確定性降低了三分之一。
上述結果與其他研究共同表明，當模型受到觀測資料約束時，對21世紀剩餘時間內全球變暖狀況的預測高於此前預期。因此，若要實現任何既定的全球氣溫穩定目標，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力度應該加大。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