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江湖與政治(6) ─中國大陸社會觀察─
在文革發動距2017年已屆滿50週年後的當下，這群意識形態光譜被歸為「毛左」的人士居然還打著捍衛毛澤東的旗號，對批評毛澤東的大學教授和其他人進行言語圍攻、暴力揪鬥，並在網上大肆傳播，這種行徑簡直是讓人有時代錯亂之感。
差不多同一期間，發生在港台的民主人士黃之鋒、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和羅冠聰等人遇襲的暴力滋擾事件，則是由港台兩地的「愛國」、「極右」人士所發動的，後者指控黃之鋒等人來台與「時代力量」成員交流是「港獨勾結台獨」。所幸，港台畢竟是法治社會，他們在現場受到警方一定程度的保護，警方對暴力滋擾人士也進行相關蒐證和處置。
大陸毛左和港台極右人士分別在兩岸三地做出的暴力行為，彷彿有如隔岸「交流」或接力「演出」一樣，應該受到民意譴責與司法處分。雖然難保類似事件未來不會在大陸發生，但至少要確保港台兩地不能再發生類似事件。鄧相超事件難保不會在大陸再度發生，主要有兩個原因：
體制性的暴力
首先，從現場警方無作為和事後山東省政府、政協和山東建築大學的作為看來，鄧相超沒有被允許擁有批評毛澤東的言論權利，但毛左人士卻有對鄧相超等人施加言語和身體暴力的權利！這種在言論表達自由上的差別待遇，本身就是一種體制性的暴力，默認一群人可以站在「正確」的立場上處罰言論表達「不正確」的另一群人，甚至對後者施加身體上的暴力攻擊也是被縱容的。
歐威爾說過，言論自由是「說出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就算「二加二等於五」是「政治正確」的表述，任何人還是應該有做出判斷和說出自己主張的權利，免於受到任何禁制和懲罰。因為缺乏言論與思想自由而導致「大躍進」、大飢荒和文革等歷史教訓的中國大陸，對於言論自由反而最不容忍，而且越來越不容忍，實在令人搖頭嘆息，也勢必將釋放出更多瘋狂、非理性的暴力和人為災難，並可能為此付出更大的歷史代價。
說這是一種體制性的暴力，是因為中共官方一向擅長「以群眾鬥群眾」。毛左人士最近的非理性暴力事件，其實是在官方默許之下的「奉旨造反」，更何況中共至今仍然力守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就包括了堅持毛澤東思想。
邊緣群體的暴力反撲
其次，在兩岸三地屬於極少數的「毛左」和愛國「極右」人士，在社會結構上都是邊緣、甚至是底層人群，他們的意見表達和政治參與管道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甚至經常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壓制；一旦有機會反撲，可能就會偏向以非理性或甚至是暴力的方式現身。在大陸的脈絡下尤其是如此，被歸入「毛左」的人屬於「毛澤東思想路的堅定擁護者」，主要是下崗工人和一部份不得志的知識份子，他們對「權貴資本主義」肆虐的現狀感到不滿，但又缺乏制度性的抗爭管道，轉而浪漫化並懷念起文革，並回頭擁抱毛澤東。
本質上也是不滿社會現狀的異議者，毛左人士在公共領域理同樣屬於被當局刻意壓制的群體，例如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毛左網站「烏有之鄉」這幾年也不時被當局強迫關閉。但當局需要這群人出來對抗另一群意識形態光譜上偏右的異議人士時，他們又會被默許、鼓勵與動員出來，而他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甘於被權力當局所利用。這幾年發生過的「（央視主持人）畢福劍事件」，以及「反日愛國遊行」導致的一連串打砸搶暴力事件，都是同一性質的產物。
每個社會都有極端勢力存在，並非什麼太值得憂慮的現象。真正的問題根源不在於這群人本身，而是來自於（大陸）權力當局的操弄，（港台）親中、統派力量的被污名化與邊緣化，以及這些人因被主流社會排斥而從屬於「非公眾」（non-publics）的地位。如何讓這些邊緣、底層、政治不正確、甚至是被污名化的聲音，能夠在公共領域上擁有更多正常與公平的表達機會，讓社會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群可以相互對話與彼此理解，應該是兩岸三地可以共同認識並分頭努力的一件事。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中之間出現貿易戰一觸即發的態勢。今年1月17日才高調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習近平，在達沃斯發表了名為〈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的主題演講，宣示中國將「大力建設共同發展的對外開放格局，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構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路」。一時之間，中國大陸儼然成為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救世主」。
然而，在他的一番熱情宣示之後，由中國大陸發動的一場小型貿易前哨戰已經悄然開打。首當其衝的是韓國，因為配合美方部署薩德高空防禦飛彈系統，而被中國視為美中爭霸矛盾的代罪羔羊，並且遭遇來自中方各種不理性的貿易抵制行動。但這也讓韓國氣得跳腳，韓國媒體不僅以「三流國家」的不得體言論回敬中國，而且韓方也揚言將向世界貿易組織告狀。
不只如此，書本也參戰了─不准再賣「非中國」出版的童書和繪本！
一段時間以來，不僅所有境外出版物輸入中國受到更嚴厲的管制，連童書也難倖免。近日傳出，中國大陸的監管單位以口頭方式發出「童書限令」，要求減少外國人創作的童書和繪本在中國出版銷售。據估計，這一限令將導致中國出版的翻譯童書和繪本從一年數千部銳減為數百部。
據悉，具體作法是中國官方將減緩釋出書號速度，將審批時間從2週延長為2個月。此外，以往提供境外童書代購的網路服務商或個人也將受到打擊，大型電子商務平台淘寶網於日前宣佈，「為消費者營造安全安心的網購環境，提升消費者的購買信心和滿意度」，自3月10日起全面禁售、代購境外發行的出版物，而且境外出版的電子遊戲、CD和DVD也可能包含在內。
令人納悶或甚至憤怒的是：當局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不讓兒童自由閱讀來自全世界的童書和繪本？
火熱市場引發疑慮
其中原因可能有兩重。第一重原因是出於市場保護的考量，第二重原因則是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計算。
首先，中國大陸已成為境外童書與繪本出版業垂涎的龐大市場。中國大陸是全球7大重要出版市場之一，2015年的圖書市場總值達240億美元。儘管實體圖書的總銷量出現下滑趨勢，但線上付費閱讀、電子書與網購圖書的總銷量在過去5年成長超過3倍之多。
一如外界所知，中國大陸只有8家國有圖書公司及其分支機構有權將境外出版物引進至中國大陸銷售。美國（和歐盟）曾於2007年就中國在出版品貿易權及市場進入限制或歧視措施違反入會議定書與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之相關規定，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控訴，案經WTO爭端解決小組於2009年8月裁決美國勝訴。
但撇開貿易爭端不論，西方童書和繪本的大型出版商顯然還是從中國市場獲取大量利益。根據本身從事童書出版的中國業者三川玲指出，光是2016年，就有超過4萬種童書和繪本出版，一躍成為中國圖書銷售市佔率最高的書種。而童書繪本的翻譯版權交易尤其火熱，三川玲引述代理100多家出版社的一家美國書商總監的話说，光是在2014年上海童書展上，該公司就賣出了8萬冊童書繪本的翻譯版權。
由於中國童書市場的快速成長，中國本地出版商競相引進境外童書和繪本，導致翻譯版權費用在賣方市場格局下越炒越高。這些境外引進的翻譯童書和繪本，在亞馬遜中國和當當網等圖書銷售網站的銷售表現力壓中國產品，在10大暢銷童書和繪本中，至少有6至7本是出自境外作者的翻譯作品。
因此，從保護本地原創童書和繪本出版機會的角度論事，中國大陸此次祭出境外童書和繪本的限令，不能不說有一定的經濟利益考量。然而，扶植和鼓勵本土童書創作與出版，應有更好的辦法才是，貿然以干犯眾怒的手段干預童書出版與閱讀的自由，誠非明智之舉。
「救救孩子」，還給他們多元選擇的空間
另一方面，經濟因素之外，這次限制境外童書繪本出版和銷售的措施，或許還有更深層的政治算計。從小就大量接觸境外童書和繪本的「未來主人翁」，看在日趨嚴控意識形態、極力防堵西方思想與普世價值的中國當局眼裡，或許很不是滋味，尤其不利於灌輸行之有年的所謂「餵狼奶」的洗腦教育。
若出於市場保護和扶植本土創作的立場，這次的童書限制雖可理解，但大有商榷空間；而出於意識形態控制的政治考量，則明顯是大開時代倒車！為了「救救孩子」，聰明的中國家長們應該會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孩子讀到真正能夠溫潤心靈、啟發智慧的好童書和好繪本。
因此，不管當局怎麼限制，終究恐怕是徒勞無功的，只會傷及大批無辜的「中國孩子」。說不定，這項一意孤行的措施，還可能會引起更大反彈。若再也看不到他們想看的童書繪本，到時連天真爛漫的兒童都可能會跟著盲人歌手周雲蓬的吉他樂音，一句一句唱著：「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一張張受過欺負的臉
前後相距一個月，「澤東」和「經國」先後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新聞的殺人嫌犯。雖然擁有重量級大人物的名字，胡澤東和明經國卻都同樣是位居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
2017年2月18日，湖北武昌火車站附近的一家熱乾麵館發生殺人砍頭的暴力事件。犯罪嫌疑人是22歲的外地打工者胡澤東，死者是麵店老闆姚某。這起不幸事件的細節，各方說法不一，其中一種說法是胡澤東吃完麵付錢時發現老闆索價人民幣5元，但店內標價卻是一碗4元，堅持只肯付4元；42歲的麵店老闆姚某怒斥：「我說幾塊錢一碗就幾塊錢，你吃得起就吃，吃不起你莫吃，你給老子滾。」
根據媒體報導，胡某和麵店老闆姚某從口角演變成肢體衝突。麵店老闆姚某首先動粗，兩度掐住胡某脖子，並且「打了胡某兩巴掌，又踢了一腳」。後來，悲劇就發生了：落居下風但不堪受辱的胡某，跑進麵店廚房拿了菜刀就朝姚某砍殺，並把姚某的頭砍下後丟棄於垃圾桶裡。
2017年3月17日，江西贛州市南康區也發生一起不幸事件。老農民明經國因為抗拒拆遷所謂的「空心房」，用鐮鏟襲擊帶隊拆房的卓姓村官，卓某送醫後傷重不治。
雖然悲劇發生的原因不同，但社群媒體上網民的普遍反應都同情殺人嫌犯。小麵館姚某和帶隊拆遷的村官卓某雖然不是什麼大奸巨惡，但面對比他們在階級屬性上更加卑微的外來打工者胡澤東和老農民明經國時，基本上都吃定了他們只能接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處境，也都吃定了他們無力反抗，不敢反抗。
然而，被侮辱的胡澤東反抗了，被損害的明經國也反抗了。而可能從沒想到弱者也會反抗的姚某和卓某，最終都成了菜刀和鐮鏟下的亡魂。
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正義
看著新聞照片裡這兩位殺人嫌犯的照片，其實都長著中國大陸公共知識份子陳丹青所說的一張「受過欺負的臉」。他們那張比實際年齡更顯得老的臉，紀錄了他們曾經受盡各種欺負的生存狀態。而操起菜刀和鐮鏟反抗的當下，彷彿也在向全世界宣告，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受人欺負了。
或許是因為「維穩」邏輯下的自我審查，媒體在報導這兩起事件時，大多採取了淡化的處理方式。胡澤東見報時的名字被改成了「胡河東」，而這起帶隊拆房事件則被強調並非「強拆」，只是「勸拆」。但同情老農民明經國的知名網路寫手王五四寫道：
我相信他根本不知道『私有財產』這四個字，更不明白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他只知道這是我的東西，他只知道對方是政府，員警法院都不會站在他這邊，只有手裡的鐮鏟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說起來很可悲，在得不到任何幫助的艱難處境下，弱者如老農民明經國唯一的武器只剩下手上的鐮鏟。由於體制未提供他任何抗拆的合法手段，也由於他只能被迫接受拆房的命運，於是鐮鏟的正義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正義。
一個月內看到這兩起發生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事件，令我很有感觸。我記得，第一次吃到武漢特色平民美食熱乾麵是在武昌的戶部巷，和知名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教授一塊吃的，吃後一直念念不忘，滿滿的是美好的回憶。現在，這個美好的回憶變得不那麼單純美好了。以後，想到武漢的熱乾麵，恐怕難免也會想到胡澤東的殺人砍頭事件。
也是幾年前那一次的武漢之行，在（日據時代）台灣銀行的武昌舊址附近遇到一位大叔，他聽我口音問是哪裡來的，我說台灣來的。一聽我是台灣來的，他咬牙切齒地說道：「共產黨比國民黨壞多了！」原來是他的房子遭暴力強拆，人也被打。我正要問詳情，身旁的朋友趕緊把我拉開，淡定地對著大驚小怪的我說道：「這種事太多了。」我還記著那位大叔的臉，同樣是一張受過欺負又無可奈何的臉。
「強拆」背後的利益結構，他們都是犧牲品
日前老農民明經國因其「空心房」被拆而殺村官的事件，引起我對農村「空心房」的好奇心。仔細查閱了相關資料發現，這起不幸悲劇的根源還是來自於黨國體制的暴力。
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長期依賴「賣地財政」，亦即透過賣地給地產開發商，用以挹注地方財政。然而，在城市房地產炒作多年之外，可用來蓋樓炒房的土地越來越有限；而在避免耕地總面積減少的數字管理下，為了增加城市可用建地面積，就必須同時減少農村建地面積，此即所謂「土地增減掛勾」的政策。
在這個政策下，為了增加有利可圖的城市可用建地面積，地方政府於是就想盡辦法減少農村建地面積，簡單粗暴地將農村超出「一戶一宅」規定的多餘房舍視為「空心房」。簡單地說，將農民的「空心房」視為違建並強制拆除，表面上說是為了什麼整頓「村容村貌」的目的，其實是有利於地方政府增加可用來賣地換錢的城市可用建地面積，但卻犧牲了大批受欺負農民的根本利益。
在利益驅使下，一層壓一層，各地村官最終承受著沉重的限期拆房任務。這次發生悲劇的江西贛州市南康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2016年度接到上級交付的任務是拆除面積相當於40多萬平方公尺的「空心房」！難怪受命執行任務的下級村官不得不急著達成拆房任務。
說到底，那位被老農民擊殺身亡的村官，本身也是地產資本和專制政權聯手欺負的受害者。像一道食物鏈一樣，上級政府欺負下級政府，下級政府欺負村官，村官再欺負老農民，或是小麵館老闆欺負社會更底層的外地打工者，最終是在各地發生一樁樁弱弱相殘的不幸事件。
或許，只有在這種充滿暴力本質的權力結構被徹底翻轉之後，底層人民才可能不再長著一張張「受過欺負的臉」，而中國大陸社會底層頻繁發生的暴力事故也才有可能真正被消解。也只有到了那一天，已經喊了十多年的「和諧社會」，才可能真正到來。
中國在南塘，有情有義的江湖
這幾年經常往返中國大陸，除了在大城市穿梭之外，偶有機會走訪農村，並且因此而看到一個可能是更真實的中國。中國農村的凋敝，反映在每年春節過後社群媒體上大量轉發的「返鄉文」，讓很多在城市裡工作和生活的人大嘆「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心心念念的故鄉其實已經是「回不去了」。
大約一個月前，剛好是清明節連假期間，中國大陸安徽阜陽的南塘村舉辦了一個連著四天三夜的「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這不是南塘村第一次舉辦音樂節；自去（2016）年起開始舉辦的大地民謠音樂節，今年已經堂堂進入第二屆了。去年11月曾來台巡迴演出的新工人藝術團和九野樂團是「南塘．大地民謠音樂節」的要角之一，而在地的說唱團體、農村婦女文藝隊和獨立音樂人也向來自各地的聽眾展現他們的演出，歌唱土地，歌唱勞動，也歌唱著他們的生活。不只是音樂，充滿農村文化特色的農夫市集、手藝工坊和在地美食，以及融合詩歌文藝、自然教育和生態農業體驗的各種工作坊和體驗營等活動，也隨著這場音樂節同步展開。
這個音樂節，向我人們展示了一個有文化、有夢想、處處生機且充滿自信的南塘村，不僅打破了人們對中國農村的刻板印象，也可以是我們探訪南塘村的一個入口。
從凋零農村到處處生機
南塘村原本是一個傳統的農村，和安徽或中國各地的農村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一樣貧困，一樣只剩下被稱為「613899部隊」留守，也就是青壯人力進城打工，農村只剩「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南塘村的蛻變，不是一夕之間發生變化的奇蹟，而是經歷了大約20年的時間，也是背後靈魂人物楊雲標個人的20年青春歲月。
1998年從中國西北政法大學畢業，返鄉準備律師考試的楊雲標，眼見家鄉父老被當時徵收的農業稅壓得喘不過氣，乃著手為他們撰寫「上訪」（陳情）材料，控訴「鄉村幹部加重農民稅費負擔，工作作風惡劣」。沒想到，他因此受到來自地方政府的各種打擊恫嚇，並且逼他離鄉。當時年僅25歲的楊雲標沒有被嚇到，反而留了下來，放棄了原本去大城市裡做律師的生涯規劃，從此留在家鄉。這一留，就是20年。
2004年楊雲標發起成立「興農合作社」，既是民間自發生長出來的合作經濟體，也是中國鄉村版的社區集體營造工程。所謂得道多助，楊雲標和南塘村民的努力，得到了中國鄉村建設公益組織的協助，每年從各大學奔向南塘村的青年志工不計其數。他們也得到台灣知名建築師謝英俊的協助，南塘鄉親投入興建了合作社的辦公樓，至今仍然是一座廣受讚揚的綠色建築。在這些努力下，原本殘破的農村，也重新萌芽了生機和活力，並且逐漸開枝散葉，開花結果。
為了深化他們的農村改造成果，2008年在袁天鵬、寇延丁和翟明磊等公益人和媒體人的協助下，楊雲標在南塘推動了「羅伯特議事規則下鄉」的鄉村民主自治工程。要讓平均年齡50歲、半數是文盲的村民學習怎麼開會，參與公共生活，一起做決策，並且共同承擔責任，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楊雲標和南塘村民做到了！其中的艱辛過程，寇延丁和袁天鵬共同撰寫的《可操作的民主》一書裡有詳盡的描述。
獨立於政治、獨立於市場
截至去年為止，南塘的興農合作社已有700多戶入股社員，也涵蓋了南塘村周邊的9個社區。合作社下設老年協會、婦女文藝隊、留守兒童圖書館、統購統銷小組、沼氣工程服務隊。此外，合作社也設有提供村民各種急難救助的資金互助會，讓他們免受地下高利貸的剝削，也不用為了向銀行申貸而遭到拒絕或歧視。
南塘的興農合作社還設有釀酒坊，利用當地生產的農糧，手工釀造南塘大麴，自創一個號為「江湖情」的黃酒品牌。「江湖情」還未透過網路銷售，但楊雲標告訴我，現在一年已可實現大約人民幣10萬元的贏利，是當地朝向自給自足經濟發展的手段之一。
「江湖」二字是有深意的，強調的是有情有義，傲然獨立於政治權力的橫征暴歛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巧取豪奪之外。南塘村在自給自足的合作經濟基礎上，為「民間」培植了具有相對主體性的土壤。南塘興農合作社，自稱也被人稱為「南塘民府」，標榜「民建、民有、民享」的精神，而這也可見於合作社的牌樓對聯：「同心同德聚人心，一磚一瓦建家園」。南塘村的鄉村建設，不只是致力於物質生活的合作共享，也追求人心情義的共存共榮，更重要的是強調來自江湖或民間自身的力量，既不靠中國幾乎掌控一切的「官府」的施捨，也不仰望「官府」的權威，試圖開創一個屬於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
到目前為止，南塘仍是一個中國農村少有的例外。不像《中國在梁莊》一書和《鄉村裡的中國》紀錄片裡描繪的那種中國大多數農村面對著的困境：在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貧困再加上傳統文化的崩解，中國農村原本美好的事物正一一被消滅，各種新問題則紛至沓來；進城打工的多數在城市裡「淪為貧民」，而留守農村的老人和小孩則是孤苦無依，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中國需要更多像南塘這樣的農村。在南塘，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因為農村若沒有希望，中國也將不會有希望可言。楊雲標和村民用了20年改造了南塘；希望未來的20年，南塘不必繼續是中國農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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