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奔流與演變(上)
佛教藝術泛指與佛教相關的建築、雕塑、繪畫、文學與音樂等藝術作品。在2500年前，其意象和象徵意義還未發展成複雜與多樣化的體系時，佛教藝術已經開始發展。佛教藝術發源於西元前6至前5世紀左右，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陀涅槃之後的印度次大陸。之後，隨著向亞洲其它地區和世界傳播過程中與其它文化的接觸，佛教藝術也隨之不斷演變。
早期的佛教藝術，在本質上是遵從印度無佛像傳統的，即避免直接用人像來表現佛陀的形象，稱為無佛像時代。約在1世紀前後，將佛陀以人像呈現的佛像時代開始，並持續至今。隨著佛教信仰的傳播，佛教藝術也朝著地方化、多樣化的方向演變，以適應各國的需要。往北，它通過中亞，滲入東亞形成了佛教藝術北部的分支；往東，它一直擴張到東南亞而形成了佛教藝術南部的分支。在印度，繁榮的佛教藝術對印度教藝術發展的影響持續到10世紀，但隨著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迅猛擴展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佛教在印度幾乎消聲匿跡。
《觀佛三昧海經》中，有一段描寫佛陀在世時，當時的優填王因愛慕世尊而以金鑄佛，聽世尊欲來，便以象載金像，恭迎世尊的記載。但藉由現存許多半球形的窣堵波等塔式建築物，例如桑奇大塔，以及石柱，最先能夠清楚地顯示出佛教藝術創作的歷史，可追溯到古印度摩揭陀國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年—前185年）的阿育王時期。
桑奇大塔的塔門雕刻匯聚了早期印度雕刻精華。整個塔門由兩根方石柱和三道橫樑組成，外形儼如牌坊，橫樑佈滿浮雕有如一幅畫卷，樑上的高浮雕基本上是左右對稱，構圖密密麻麻，不注重景物深度，缺乏空間感覺。雕刻主要表現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稱為佛傳圖）以及前世善行因緣的故事（稱為本生圖），譬如東門的第二道橫樑刻有《出家逾城》，北門的第二道橫樑刻有《降魔成道》，西門第二道橫樑刻有《初轉法輪》。雖然故事的主角是釋迦牟尼佛，但均以蓮花、腳印、法輪、寶座、寶塔、菩提樹等標誌象徵佛陀，找不到以人像呈現的形式。譬如大象代表佛的誕生，馬代表出家，台座代表降魔，法輪代表說法。因為在那個時代製造佛像褻瀆佛陀，所以曾經有外道尼乾陀弟子製作佛像，被阿育王知道後，他下令在一日之內殺死一萬八千位尼乾陀弟子。
由於蓮花不沾染塵埃或者水滴，所以蓮花被指寓意潔淨與和平的佛性。因為相傳佛陀在出生的時候，便站在蓮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佛陀頓悟後，更是一步一蓮花。菩提樹是指不昧生死輪迴，從而導致涅槃的覺悟。因為釋迦牟尼佛曾在菩提樹修行而覺悟。法輪採取車輪圖案，作為圓滿無缺之意。大乘佛學中共有三轉法輪，第一法輪是指佛說四聖諦，第二法輪即《般若經》所說的無自性教說空義，而第三法輪就是「中道教」。
佛教音樂起源於印度吠陀時期，佛陀根據其中記述梨俱吠陀歌詠方法之娑摩吠陀而制定伽陀，伽陀即指偈頌，方便宏揚佛法。佛教音樂被稱為梵音，又名梵唄。梵，來自印度語，是「梵覽摩」的略稱。根據《佛光大辭典》：「梵，表清淨之義。」「唄，又作唄匿、婆陟、婆師。意譯為止息、讚歎。以音韻屈曲昇降，能契於曲，為諷詠之聲，乃梵土之法曲，故稱梵唄。」
梵唄主要有三種用途。首先是講經儀式，通常行於講經前後。其次是六時行道，即寺院每日作朝暮課誦之用。最後就是經懺法會，譬如「觀音菩薩聖誕」、「梁皇寶」、「水陸法會」。根據《長阿含五闍泥沙經》，「時梵童子告忉利天曰：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得滿，五者其音遍周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另外，《薩婆多毗尼勒迦》卷六記載：「瓶沙王信佛法，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願世尊聽諸比丘。佛言：聽諸比丘八日， 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說法。」可見當時的梵唄已經在印度各地佛所中流行。
佛教音樂可以分為贊、偈、咒、誦四大類。贊，有祈禱和歌頌佛祖之意。贊同詞為韻體體裁，以八句、六句或四句為一組。譬如《戒定真香》、《佛寶贊》、《楊枝淨水》等。偈，梵文唱，有五字體和七字體之分，有八句復唱，也有四句復唱。咒，即是咒文，由梵音轉讀，只可意會而不可解讀。無韻咒常以木魚單點伴擊；有韻咒則常以磬、鈴、鐺來伴奏。誦，即唱誦，與贊同是韻體體裁，但更富音樂性。
佛陀的人神合一的雕像表示是從公元1世紀的北印度開始出現，主要源自於兩個地區，犍陀羅（即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及秣菟羅（即今印度中北部）。自從亞歷山大大帝在前332年的征服，和隨後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前256年—前125年）及印度-希臘王國（前180年—10年）的建立，促成了希臘式佛教藝術的發展，使印度與希臘文化進行了多個世紀的交流，犍陀羅的藝術從此得益不少。犍陀羅的雕塑揭示了希臘藝術對它的影響，「人神」的概念明顯地是從希臘神話文化中啟發出來的。在藝術上來說，犍陀羅的風格以曲髮、蓋著雙肩的披衣、鞋子或涼鞋和葉型背光為主。
在貴霜帝國（60年—375年）時期，迦膩色迦王信奉佛教，並且效法阿育王在犍陀羅地區大量興建寺院、佛像，大部分作品都呈現出濃厚的希臘風格。根據碑銘記載，迦膩色迦王曾讓希臘工匠來製造佛像。隨著崇拜佛像盛行，佛傳故事的雕刻不再以象徵符號來代替佛陀，而是直接以寫實方式來刻畫，犍陀羅風格的佛陀看起來像長著太陽神阿波羅相貌的希臘哲學家。早期的浮雕比較粗糙，構圖簡單。公元1世紀後，造型越來越精細，姿態高雅，背景幾乎全留空白。面部多是呈現橢圓形，額部寬廣，鼻樑高直。
秣菟羅藝術帶有強烈印度風格，以對天神比如夜叉的人神合一雕像表示作為例證 — 但是比其他後期的佛像風格古老一點。秣菟羅風格特色為左肩披上細平布，掌心有法輪，配以蓮花座。這個標誌性藝術的特點是從一開始就是現實的理想主義，結合了人類特徵、比例、姿態和品性，還有一種完美感覺和通往神聖的寧靜。這種人神合一的佛像表達方式成為往後佛教藝術的經典肖像。
其實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藝術與中北部的秣菟羅藝術在風格上是互相影響的。當兩者藝術達到全盛時期，兩個地方都成為貴霜帝國的領土，並同時成為首府。佛陀的人神合一雕像表示在本質上是秣菟羅佛教藝術本地演化的結果，還是經過希臘佛教匯合的犍陀羅的希臘文化影響的結果，仍然有著爭議。
佛教藝術在印度又持續發展了很多個世紀。秣菟羅的粉紅色砂岩雕像在笈多王朝（公元4世紀到6世紀）期間進展得達到了高度的做工精良和造型優美。笈多學派的藝術在幾乎所有亞洲餘下的地方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在10世紀後，由於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最終占據了主導，佛教藝術創造在印度逐漸絕跡了。
佛教寺院在印度可以分為四大類別。毗訶羅，即精舍僧房之意義，供僧侶居住靜修。剎，意指幡竿，常見於佛堂前。僧伽藍摩，又稱伽藍，有眾園之意，讓大眾共住的園林，多為國王所提供的。阿蘭若，是指野外清靜修道的地方。興建寺院的材料多為石、磚、木三種。在印度中部，有很多精舍，集中在王舍城、舍衛城、波羅奈斯城、毗耶離城、鳩睒彌城等地。當中以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及舍衛城的祇園精舍歷史最悠久。而華氏城的雞園寺、那爛陀寺則是著名的佛教聖地。
早期的寺院以石窟為主，由簡單的精舍（僧房）和支提（佛殿）所組成。支提（chaitya）為梵文譯名，別譯為支帝、脂帝、制底，意思為聚集，積聚土石為塔，引申為宗教性禮拜的地方，意為佛殿，是藏放舍利的「塔廟」。據古瑪拉斯瓦米（coomaraswamy）的說法，支提可以指一個建築物、一個窣堵波、一個祭壇甚至一棵樹。後來，支提才指僧人在山上開鑿的馬蹄形石窟佛殿。著名的支提有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文達雅山的阿旖陀石窟的塔廟，附近建有大量僧房。早期的石窟院，譬如巴雅（Bhaja）、克利（Karle）及納希克（Nasik）的石窟院，都是以一座巨大圓形的窣堵波為中心。
自從公元1世紀漢明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取經開始，佛教藝術便透過絲綢之路傳入中亞地區、中國甚至韓國及日本等地。可能因為貴霜帝國向中國塔里木盆地擴展，自2世紀，大量中亞佛教僧人到達中土促使了雙方頻密的接觸。147年到漢朝傳教譯經的安世高是安息人，167年到漢朝傳教譯經的支婁迦讖是月氏人。東晉法顯是西行印度求法而歸的第一人。伴隨著中亞傳道人在絲綢之路的努力，大量藝術作品流入，西域藝術在1世紀至11世紀於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發展可以作見證。西域（Serindia是絲和印度兩個詞的組合）藝術從健馱邏國（即今巴基斯坦）的希臘佛教藝術演變過來。它結合了印度、希臘及羅馬風格。絲綢之路上希臘風格佛教藝術的影響到了今天仍然能夠從日本的建築、佛教畫像及某些日本神的表現方法中找到。
阿富汗境內的佛教藝術保留了數個世紀直至7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當地為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米揚大佛。其他以灰泥、片岩及陶土所製成的雕塑展示出印度後笈多王朝與傳統強烈混合的風格、希臘化時代風格甚至希臘－羅馬風格。
中亞地區在中國、印度與波斯之間長期扮演著一個交匯點。公元前2世紀，西漢的版圖向西擴張，導致與亞洲的希臘化文明接觸頻繁，當中特別是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希臘化大夏王國）。
自此之後，佛教在北部冒起，在中亞的綠洲佛教徒社區慢慢形成，甚至出現一些佛教王國。某些絲路城市差不多由佛塔及僧院所組成，好像要歡迎來自東西方的旅客。
佛教自兩漢傳入，佛教傳播的方式是以佛像、教義、僧人，三種方式進行。當中以佛像最廣為流傳。早期的寺院和石雕都是印度西域風格，面相豐盈，肢體肥壯，表現莊嚴。自東晉以來，中國式的佛像才出現雛形。到了南北朝初期，得到了魏孝文帝支持，中國造像到了隆盛時期。佛像風格漸轉向「秀骨清像」的風格，充滿飄逸高邁的藝術效果。隋唐時期，佛像變得雄健飽滿，雍容華麗。在宗教藝術世俗化的過程中，探索現實人的形象，從超凡脫俗走向慈祥關懷。五代兩宋佛像更走向人間化、世俗化，比唐代更為寫實逼真。元明清時期，佛像藝術進一步走近生活，進入了裝飾工藝與民間戲曲之中。
《四十二章經》是現存中國最早的佛經。漢明帝曾命令把它收藏於蘭台石室，並為從大月氏國請來譯經傳法的這兩位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於公元68年在河南洛陽興建了白馬寺。隨著佛教的傳入，古代印度的佛教建築—窣堵坡也同時傳入中國，之後迅速與中國本土的樓閣相結合，形成中國的塔。中國早期佛寺大致根從印度的建築形式。其後，慢慢改以木為主要建材，並於平地、市內或山中興建。因此寺院除了寺號、院號外，還有山號。
當時來自印度的僧人到中國都以翻譯經典為主，傳授梵唄卻並不多。根據《高僧傳》卷十三的記載：「自大教東流，乃譯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語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音無授。」三國魏武帝第三子曹植根據東吳月氏優婆塞支謙所翻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寫成《太子頌》與《睒頌》，成為後來的漁山梵唄。梵唄是一種以短小佛偈為主，配合樂器伴奏，來歌頌菩薩的頌歌。漁山，又名吾山，在山東省東阿縣以西。曹植在太和三年被封為東阿王。他曾在遊覽漁山，故被後人稱之為「漁山梵唄」。
在三國時期的吳國內，則出現了讚菩薩連句梵唄，是由孫權的「智囊」支謙所作。支謙名越，號恭明，月氏族後裔。精通中文梵文，後又學梵書，精通天文圖讖，陰陽五行、音律、文學等等。自黃武元年（222年）至建興二年（253年），從事譯經活動長達三十年，而他所創作的讚菩薩連句梵唄流行於江南一帶。在翻譯文學方面，他主張意譯，儘量漢化佛教術語而少用胡音。正如《太平廣記》卷八十七，說：「（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己妙善方言，方欲集眾本，譯為漢文，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
到了支謙譯經活動的末期，康居國康僧會抵達建康。他根據《泥洹經》創作了泥洹梵唄。康僧會本來於印度居住，後來跟隨父親的商旅前往中國，但卻出家為僧，於吳赤烏十年（247年）開始翻譯佛經。根據《高僧傳》卷一記載，泥洹梵唄「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5至6世紀是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北方由胡人鮮卑族所統治，建立了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當時，佛教藝術已經發展出比較符號性及具有圖解線條的抽象性表達方法。這種風格被認為是十分莊嚴的。最初，北魏風格的佛像以寬額、尖鼻子、微笑為主，展現秀骨清風的氣質。頭部後的背光有向上的尖端，呈現薄片狀。後來，寺廟與紀念館常在山洞裡設立。佛像主要從岩石淺浮雕出來，很少採取高浮雕的手法。在龍門石窟內的雕塑就是明顯的例子。直到6世紀，大量的雕塑由黏土製造，或者由青銅鑄造。位於洛陽的龍門石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石刻藝術寶庫之一，始建於北魏，至今仍存有窟龕2100多個，佛塔40多座，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3600餘品。其中龍門三窟，是北魏宣武帝為孝敬其父母而捐錢開鑿的，花了24年才完成。室內共有11尊大佛，造像嚴謹，面型修長，高鼻大眼，形態文靜肅穆。
始建於北魏的雲崗石窟中發現很多樓閣式佛塔，而建於北魏正光元年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塔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座磚塔。塔身12面，第一層高大東西南北各砌有拱門，其餘各面做成寶篋印式塔式樣，酷似阿育王塔，配以火焰形尖拱，明顯具有犍陀羅藝術風格。除了佛像外，也有很多關於歌詠伎樂舞蹈的記錄，譬如雲岡第十二窟門楣上方，有一幅石刻浮雕圖描繪一群伎樂天，使用十四種不同的樂器來演奏。樂器可分為管樂器、弦樂器、打擊樂器三大類。
同樣始建於北魏位於甘肅省天水市東南的麥積山石窟是唯一保存北朝造像體系最完整的石窟。由於經歷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發展，石窟清楚顯示泥塑藝術演變歷史。
音樂方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有繼續的發展。西晉末年，來自西域僧人帛屍梨密多羅曾經到建康的建初寺住居。根據宋贊寧的《宋高僧傳》記載，「曾作胡唄三契，梵音凌雲，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改，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於今。」高音成了這個梵唄的聲腔特點。東晉時，月支國支曇龠也到了建業建初寺，教授發音與轉讀，並且創作了「六言梵唄」，在當時非常流行。《高僧傳》卷十三記載：「善轉讀，曾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音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龠之妙，後進傳羅，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唄，傳聲於今後。」南朝梁武帝非常信奉佛教，他把《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梵唄定為正樂，並且設立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的梵唄，更舉行無遮大會。
跟隨著隋朝的過渡期，唐朝的佛教雕塑特別地轉向以模仿生命的表達方式。因為唐代對外來文明抱著開放的態度，眾多中國佛教僧侶如玄奘、義凈到訪印度促使與印度文化的交流。佛教雕塑得到了笈多王朝的風格啟發變得更傳統。當時唐朝首都長安成了重要的佛教中心，日本遣唐使也到來取經。遣唐使把佛教傳播到韓國與日本。
這些中國佛教僧侶途徑河西走廊的重要城鎮－敦煌，當地法師與僧人在岩壁上開鑿莫高窟用來修禪。莫高窟始建於前秦時期，歷經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因為發現了藏經洞內的5萬餘件古代文物衍生出了一門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敦煌學。莫高窟壁畫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跡、經變、神怪、供養人、裝飾圖案等七類題材。由於莫高窟的發展時間很長，橫跨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所以記錄了佛教藝術的風格演變。
在傳播佛教中，僧人要向大眾講授佛經，可是由於經文過於晦澀，便採取講唱的方式通俗地表現深奧的佛教經典。這種方式被通稱為「經變」。以通俗故事來說佛經，被稱「俗講」。其故事文本稱為「變」或者「變文」，結構一般分為散文與韻文，韻文以七言為主，三言、五言、六言為副。部分佛教故事的變文更成了中國戲曲的題材，如目蓮救母的故事來自《大目犍連變文》。除此之外，後來還有一些史料性質的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董永變文》等等。
除了故事內容，佛教音樂也不斷流傳，根據陳場《樂書》「胡曲調」，記錄唐代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龜茲佛曲》、《釋迦牟尼佛曲》、《觀法會佛曲》、《寶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觀音佛曲》等等，共26曲。可見，佛教的發展豐富了民間音樂與說唱藝術。
由於佛教在中國非常昌盛，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擁有佛教藝術收藏品最豐富的國家。敦煌莫高窟、寧夏市炳靈寺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大唐雲崗石窟、重慶大足石刻和四川樂山大佛都是重要的佛教雕像遺址。
可是到了唐朝末年，唐武宗認為外國的影響不恰當。845年，他大規模下令打擊外來宗教，包括景教、祆教、佛教，史稱會昌滅法。除少數在首都的寺院外全國所有寺院被拆毀，僧尼被迫還俗，寺院里的奴婢被釋放，寺院所有的田地被沒收為國有。中國的宗教與藝術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壓抑。禪宗卻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了幾百年，特別是在宋代，禪院成了文化與學習中心。
雖然唐末佛教一度式微，但宋朝仍然有不少佛塔的興建。由於佛塔來自印度，以免與皇帝城內的鼓樓與城樓作比較，高的佛塔常見於郊外。宋朝著名佛塔有很多，包括了在皇祐元年（1049年）重建的開封佑國寺「鐵塔」、位於湖北省當陽市玉泉山東麓玉泉寺的鐵塔、福建省泉州開元寺內的雙子塔等等。其中現存最高最古老的佛宮寺釋迦塔示範了六十種不同的斗拱。
佛塔由當初的木塔，發展到石塔，鐵塔，甚至琉璃磚塔。塔的平面多為八角形或六角形。塔內雕塑多以佛經故事為題材，譬如辟支塔的須彌座塔基浮雕刻有輪迴故事。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錢塘江北岸的月輪山上的六和塔內部鑲嵌有《四十二章經》的石刻。
除了佛塔外，佛寺的發展到了宋朝，不但仍然以對稱和諧為主，並且加強了縱深發展的佈局。譬如，河北正定隆興寺，在隋開皇六年（586年）開始興建，本來叫做龍藏寺，唐改名為隆興寺。北宋開寶4年（公元971年），宋太祖下令興建大悲寶閣以供奉千手觀音菩薩像。此後，把寺院不斷擴建，隆興寺慢慢形成以大悲閣為核心的宋代建築群。整個群體從南到北依次序為山門，在山門後長方形院子分列左右兩側的鐘樓和鼓樓，佛寺中央的大覺六師殿，北面的摩尼殿與左右配殿，組成了另一個院子，而整體則構成一個依著中軸線作縱深發展的佈局，由外而內，高低錯落，主次分明，加強殿宇層次，已經擺脫了以往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的風格。這種建築群的佈局被稱為伽藍七堂。伽藍七堂的設計特意包含了佛教理念，其中山門又稱三門，即空門、無相門、無作門，合稱「三解脫門」。
隨著宋朝北部邊境的遼、西夏勢力日盛，中國與印度與西域等地的文化交流大大減少，佛教音樂的發展也變得保守，並且逐漸與民間曲調合流。例如民間曲調的《掛金鎖》、《望江南》、《柳含湮》、《山坡羊》、《浪淘沙》、《阿彌陀贊》、《虔誠獻香花》、《迴向偈》等佛曲流傳至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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