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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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凱恩斯主義）是根據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以與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依定律相對，後者認為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於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聯繫起來的努力成了凱恩斯《通論》以後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微觀經濟學家試圖找到他們思想的宏觀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為凱恩斯經濟理論找到紮實的微觀基礎。二戰以後，這一趨勢發展成為新古典主義綜合。

 

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假設和理論中的問題日益明顯，約翰·梅納德·凱因斯是較早察覺到這些問題的思想家之一。當物理學開始質疑絕對時間的必要性，作家們開始質疑敘事結構，作曲家開始質疑調性的和諧是否必須的時候，凱因斯開始質疑當時經濟學上的兩大支柱：首先是貨幣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牢固的基礎，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薩依定律所認定的，如果需求減少，則供給或者價格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重新達到平衡。

 

凱因斯自己與倫敦的布盧姆茨伯裏區有著緊密的聯繫，而且陶醉於改變人們思想的氛圍。正是這一經歷和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他最終決定與傳統理論決裂。1920年他寫出了《和平的經濟後果》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闡述了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20世紀30年代，凱因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權力和整體經濟趨勢的效果的文章，發展了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參照物的理論，他越來越相信經濟系統不會自動地沿著一個曲線即經濟學叫所謂的最優生產水準前進。可是他既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來表達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經濟系統開始衝擊英國——當時居於中心地位的國家。為了利用競爭優勢，英國按照自由貿易政策，從其他地方進口食品和其他低價值商品，並用節約出來的勞動製造高價值的商品用於出口。這一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使英國達到了帝國的顛峰，並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廣闊的殖民地以及其經濟和軍事上不同英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隨著德國經濟的崩潰和超通貨膨脹的來臨以及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對金本位，經濟自動調整的特性以及以生產帶動經濟的模式的批評開始浮出水面。數十個不同的學派爭奇鬥豔。凱因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傳播著一個簡單的觀點：大蕭條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三十年代的時候在生產和投資領域有一股投機的風潮——當時的工廠和運輸網路遠遠超出了當時個人的支付能力。對「需求不足」的重視和他創造的允許政府能夠調控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的形式使當時的眾多年輕經濟學家接受他的理論和方法。

 

也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反對他的理論，認為導致蕭條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

而是對商業的信心；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削減政府開支，從而恢復對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凱恩斯認為生產和就業的水準決定於總需求的水準。總需求是整個經濟系統裏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量。在微觀經濟理論中，價格、工資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自動地使總需求趨向於充分就業的水準。凱恩斯指出當時生產和就業情況迅速惡化的現實，指出理論說得再好，事實上這個自動調節機制沒有起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據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通論》以前實踐中常用的說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經濟混亂的癥狀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個正常運行的市場中是不會出現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達到充分就業的關鍵是兩點：一是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商品的價格，價格的不斷變動反過來導致供給和需求的平衡；二是這個系統創造的新的財富可能會被保存起來用於將來消費或者用於投資將來的生產，同樣有一個供求機制決定著這個選擇。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價格一樣的機制，即它是貨幣的價格。

 

即使是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年份，這一理論仍然把經濟的崩潰解釋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產的機制。所以合適的辦法是將勞動的薪資價格降低到維持生存的水準，導致勞動價格下降，從而購買力（就業率）就會回升。沒有作為工資付出的資金將會轉化為投資，也許是在其他的新產業。關閉工廠和解僱工人也是必須採取的辦法。其他關鍵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國家預算，可以通過增加稅率達成或者通過削減財政支出。

 

20世紀後期開始諸多國家爆發的經濟危機顯示；凱恩斯的理論有過於簡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論的漏洞：

 

勞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滯，多餘的錢落入資本家口袋中後並沒有創造更多就業，因為更多「投資」不代表更多「就業」，投資可能是投機性的金融遊戲或是房地產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虧損而靜態放置在低利率標的上的資金，這些都不會產生工作機會。

 

就算投資實業的資本家也可能創不出太多就業，因為很多新興行業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勞動大軍，例如一億美金開設的紡織廠需要5千名勞工；但同樣一億美金開設的軟體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勞工。最後導致總就業率並無上升，大量中產人口落入無工作的赤貧同時帶動了少量中產人口上升至富豪，社會財富結構開始逐漸扭曲。

 

忽略結構性失業的殺傷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進社會，「隔行如隔山」的效應會不斷極大化，不像早期工業時代製鞋廠被開除的勞工可以輕易流動至火柴廠上工，因為越原始的工業越不依賴需要長期訓練的專業能力，現今社會中被開除的軟體工程師無法去金融業找工作，反之亦然，因為需要的學歷和專業力已經不是公司老闆開一週訓練班就能培養的，有心學習新技能的勞工也必須付出數年的時間重回學校，期間要背負長期無收入的壓力和學費壓力，這形成了一種無形壁壘加大了結構性失業的嚴重度。

 

誤認為「總需求」可以無限制提升，凱恩斯並沒有提出當有一天總需求停滯時將怎麼處理，理論假設人會一直有新項目的需求產生而生出更多新產業的新工作機會，但是隨著科技進步和機械自動化，滿足同樣需求所需僱用的勞工數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產一萬輛汽車可能需要3千名勞工，到了2010年因為大量電腦化機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間同產量工廠。所以產生新產業新需求的速度必須加快才能彌補缺額，然而大量低薪或失業的人由於沒有錢消費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或無法表現，從而抑制新產業工作的出現，開始掉入惡性循環或停滯性循環。

 

                 

 

綜觀經濟學的範疇，可概分為三大領域，亦即個體、總體、及開放（國際）經濟學，去年得主威廉森（Williamson）所研究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分析屬於個經的部份，而兩年前本師曾撰一文挑戰的克魯曼P. Krugman則專攻國際經濟中的國際貿易，而此次的失業三小福則是研究總經的失業率問題，這議題之所以會得到委員會如此的厚愛，實因目前的環境因素使然。

 

諾貝爾的走向，慢慢的從70年代末以富裏曼（Milton Freidman），到80年代斯狄格樂（Stigler)、貝格（Becker）及魯卡司（Lucas）等人為中心的右翼--供給面（supply-side）學派，轉為後金融風暴期，以克魯曼為指標的左翼--需求面（demand-side）學派的趨勢。

 

「需求面學派」的觀點是圍繞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學家凱因斯學派為主（Keynesian School），其主張如果一個經濟任由市場機制主導，將會產生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窘境，克魯曼指出1929年的大蕭條時期、美國1980年代的儲貸危機(Savings and Loan crisis)以及最近的全球性金融風暴皆是因為市場失效的結果，導致不肖投機客從事高風險投資，將資產過度暴露於對第三者的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及外部效應（externality），最後導致如暢銷書《黑天鵝》作者塔雷伯（Taleb）所謂的「低機率但高衝擊性」（low-probability, high-impact）的黑天鵝現象。

 

今年的三小福失業又將總體經濟的失業問題，歸咎於資訊的不足，促使搜索成本（search cost）高漲，並在市場中引發「搜尋摩擦」，導致某些買方需求無法完全滿足，某些賣方求售無門。因此，吾人可發現一經濟體內，明明就有足夠的職缺，但失業人口卻一直持續攀升，這最主要是當求職者在找尋工作時，會花時間作搜尋，而資方亦會花相同，或是更多的時間搜尋勞工資料，因此錯過撮合的機會。這現象其實早已在工程學中的系統分析論中發現。

 

《隱藏的邏輯》一書的作者布侃南（Mark Buchanan）提到，任何事物皆在其表像後藏有一隱性的邏輯在，而這邏輯與宇宙中許多現象成一相同比例的均衡，比方說財富的分配（富人與窮人比例）、河流系統、及身體比例（手肘與手臂長度比例）等，皆有一定的黃金比例，作者稱之為冪次法則（power law），而這法則常不是事先規劃好的。

 

書中提到，在交通學中，最令人不解的現象為「幽靈塞車」，意即在一個流量不小但也尚未至堵塞的公路上，流量常常會因為最前方的一台車突然踩煞車，而導致後方的車輛為了要防止擦撞，進而採取更急迫的措施，而這現象會一直持續到後面的流量，以至於到最後，後面的交通會無故的塞車，但前面的流量卻暢行無阻。另一個現象係當眾人於公共場合排隊時，雖無明確的指示，但群眾卻會形成一個有規律的隊伍，排列成一個無秩序但有規則的模式（pattern)，這有點類似雖然水流並無規則，但是在浴缸底鑽一個洞，水流就會呈現規律的螺旋狀流出。

 

歷屆中亦有諾貝爾獎得主因資訊研究的議題而奪冠，最有名者為1978年的塞門（Hebert Simon），塞門的理論稍微悲觀些，他認為在一個組織內，決策者始終無法得到最大的結果（maximum outcome），因為人都是依靠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作選擇，外界的資訊是無限的，人們不可能將所有的資訊全納入理性考量，最終，決策者會找到一個夠滿意點（satisfied outcome）就好，而不會窮盡所能尋找最大值。

 

在解釋了上述兩項觀點後，我們可得知在經濟體中，藏有一個隱性的模式在其中，而這模式並非是靠分析所有的資訊可達，但是今年的失業三小福卻是依然在這死胡同中打轉，大師認為有鬼打牆的嫌疑，我認為，諾貝爾委員會在挑選得主時，常會犯了追隨流行（ fads chasing）的迷思，因為1970-80年代，世界經濟主流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共治的右翼國際體系，且經濟榮景佳，因此最夯的議題就為富裏曼的小政府貨幣政策。

 

隨後，美國於1990年代後期，因金融法規的鬆綁，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開始瘋狂整併，並大量研發衍生性金融產品（derivatives）及對沖基金（hedge funds)，遂以該項產品為研究根據的Merton 與Scholes奪得1997年的桂冠，但導致隨後10年華爾街的高風險金融遊戲，而稍早前的Modigliani 、 Miller、及Markowitz甚而鼓勵政府大量舉債推動財政，增加政府的槓桿比而得獎。而最近的金融風暴，世界潮流又開始走社會主義的大政府邏輯，財政政策又再開始當道了，諾貝爾也難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