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緣來去何增減？笑擁斜陽照海天。。。 短暫人生幾番風雨情。 匆匆走過幾度回眸戀。 心坎鑲著足痕淚光影。 誰悟得無生法忍行去。 *幻羽*捻題一*悟行* 2023/01/03/1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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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火種承接者~~以色列個創業國度的陽光與暗流》下篇

 

無論他是在魏茨曼科學研究院還是在“基布茲”(Kibbutz)集體農莊。魏茨曼科學研究院材料與介面系的David Cahen教授是個思維天馬行空、滔滔不絕的科學家。坐在他那個前面伸出兩個支架可供半跪、非常有利於電腦工作者脊柱的靈巧轉椅上，Cahen從魏茨曼學院的歷史講到他如何教育他的兒女們獨立思考。據他說，魏茨曼學院獨有的一大特點就是院系之間的牆很低，四處都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從而營造各院系之間合作創新的氣氛，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這個系足足比美國同類院系晚成立30年，現在卻能與之並肩的重要原因，因為材料與介面研究涉及到大量基礎學科的合作；此外，魏茨曼學院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沒有像歐美大學那樣設立“教師俱樂部”(Faculty Club)，因為設了這個俱樂部意味著學生與學校的其他行政管理者無法入內無法交流，這種姿態與文化不是魏茨曼學院的風格。

 

除了內部的開放，對外，魏茨曼學院也在打掉圍牆。要知道，為以色列輸送高端科技人才的魏茨曼學院是一個不設本科、只有研究生與博士生院的科學研究院，從邏輯上來說，很難與社會、普通公眾對話。不過2001年魏茨曼學院卻成立了Davidson科學教育學會，意在消除純科學與普通大眾(主要是面向一些中學老師和青少年)的鴻溝，讓魏茨曼學院裏精良的教育資源被以色列社會更多分享到。在Davidson學會舉辦的那些課程與活動中，有大教授來談“音樂的物理與物理的音樂”，從心理、歷史、哲學與技術各種角度來講物理原則與音樂世界的關係；還有一個活動是“通過科學教育讓年輕人去冒險”，專門針對那些中途脫離了正規教育的高中生，開設諸如“科學與音樂”、“科學與玩具”、“測量的藝術”等課程……好玩吧？

 

基布茲同樣是這個開放式社會的一部分。開放式社會可以容許各種生活方式、價值觀的獨立存在。奉行各盡所能、平均分配原則的“基布茲”集體農莊當年曾作為猶太複國主義思潮的產物在以色列風靡一時，現在在以色列社會卻已邊緣化，生活在全國200多個基布茲的人口僅占以色列總人口2%。儘管一些擁有獨特農業技術、經濟效益比較好的基布茲—仍然有資本驕傲於他們平等、集體的生活方式，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基布茲二代出走而不返回，基布茲普遍面臨的一大挑戰是能否吸收外部社會新鮮血液、維繫長期活力，這“血液”有可能是年輕人才，也有可能是外部資本。Hatzerim的經理Naty Barak說，他們準備將該基布茲的灌溉技術產業拿到境外上市。

 

事實上，基布茲在今天的以色列還能維持運轉的一大原因，是因為它並非完全封閉，不管怎樣它仍然給人以選擇權，你可以進入，你也可以退出。人民因為有了選擇權、流動權而使這個社會變得多元，從而富有創造生機。此外，Margalit和Vardi都強調對“失敗”的允許與寬容是一個開放商業社會必備的要素。“在日本，失敗是不被允許的，失敗者甚至不得不自殺，”Margalit說，“在歐洲也是，一切都被組織好了幾百年了，如果你失敗了，那是非常糟糕的事，可是不允許失敗同時意味著對冒險與創新說‘不’。”而Vardi則曾在Techcrunch.com於2007年9月舉辦的論壇上充滿激情地引用了希歐多爾．羅斯福1910年在巴黎演講的兩段話，他說那正代表了他的“失敗”哲學：“強者不是批評家，也不是對那些有才幹的人如何失足、對創造功績的人如何做得更好品頭論足的人。”

 

“光榮歸於這樣的人：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幹家；他臉上沾滿塵土、汗水和血跡；他奮勇前進；他也犯錯誤，並有種種缺點，因為任何努力都包含著錯誤和缺點……”

不過，Vardi先生，這位以色列互聯網產業的標誌性人物最近其實更願意談點“非高科技”的話題。Vardi去年獲得了以色列製造業聯合會頒發的2007年度產業獎榮譽。在9月舉辦的頒獎儀式上，Vardi陳述，“儘管高科技產業這些來取得了強勁的發展，並且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但問題是我們(高科技)只提供了7%的人口就業，卻得到了93%的高度關注。是時候改變這樣的比例了，政府是時候加大對傳統產業的研發投入以助其升級、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他說，以色列社會必須重新定義高科技產業的功能，“高科技不能僅在軟體和電子產業裏發揮作用，而且應該在包括傳統產業的所有產業裏。我們是需要高科技，可是我們這些身在高科技裏的人能感覺到，我們沒在創造就業，大部分就業還是傳統產業創造的。”

 

Vardi他認為，龐大的GDP數字掩蓋了以色列已經分裂為兩個“國家”的事實，GDP誤導了人們；一個“國家”(高科技產業)是高收入、高GDP，生育率很低，而另一個“國家”，在以色列國土的周邊城市與農村，在傳統產業密集的地方，情況則與之相反。“如果任其這樣發展而不拿出解決方案，國家內部的分裂會加深，這樣的現實讓對高科技領袖們也不是什麼好事，最終會影響到高科技。”

 

“我們曾經說高科技是推動以色列經濟的動力，但是現在也許高科技在成為推動以色列走向分裂的力量。”

 

“我們要尋求一個平衡。人們需要思考的是怎麼能讓另一部分人也分享到高科技發展的好處，我們每個人都做得不夠，高科技產業裏的人並不經常考慮他們可以為社區做點什麼。”Vardi說。

 

Vardi並不是第一個表示此類擔憂的商人。JVP的Margalit早在2006年就曾說，有一天他在他位於耶路撒冷科技公園的辦公室裏突然意識到，“我更頻繁地跟東京、上海、倫敦保持聯繫，卻少有和我那些處於不利地位的鄰居交流。征服世界是很過癮，可是當你在世界其他地方開拓時，你的成就、訣竅以及你的創新卻沒有化作涓涓細流匯入你自己的社會。”

 

“這個國家巨大的能量與創造性只是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區域、社會的某個階層裏，”Margalit說，“我不相信它只能被關在以色列高科技三角區裏。我們需要為Negev(注：以色列南部地區，相對較落後)制訂商業計畫。”

 

Margalit同時批評以色列前任政府只顧為投資者創造便利條件，卻忽視了上百萬的以色列人民，“他們不懂得創新進程不能只是屬於百萬富翁和工程師，也應該屬於技工和老師。”“我們本可以不必如此。芬蘭的諾基亞就是個例子，這家公司的影響與利益遍及芬蘭各個地區和社會階層。”

 

可是，關於以色列是否擅長建立大公司大品牌在以國內是一個富於爭議性的話題。迄今為止，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發展路徑基本上就是“VC投資-快速長大-掛牌納斯達克或者賣給美國大公司”的模式。被美國大公司買走自然無法獨立城長，而即便上市的以色列企業其產品與技術也大多集中在比較狹窄的領域，不是大眾消費與製造品牌。

 

崇尚創業精神、小公司文化的Zisapel說，儘管以色列一些公司已成長起來了，但他不認為以色列會出現諾基亞那樣的大公司。“這是由以色列人天性決定的。做大公司要求紀律性，而以色列人不喜歡這個。”

 

Vardi也持類似的看法，“這非以色列人所長，大公司要求官僚體、等級制度，可是以色列公司都非常扁平化。”從投資者的角度，“出售小公司可以獲得更大的價值。”

Margalit以及以色列雙子基金的合夥人、以色列風投協會主席Orna Berry都認為，和以色列的DNA無關，以色列公司躋身財富500大只是時間問題，以色列高科技不過才發展15年而已，假以時日，再過15年，隨著以色列國內資本的累積與基礎設施的改善，以色列一定能成長出一些世界級品牌與公司。

 

以色列高科技產業，在美國VC推動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模式，以色列企業過度倚重VC，而VC都是追求快速獲利者，高科技企業去納斯達克上市不能將利潤與國內人民分享，而賣掉公司又不能為以色列培養一批有世界級管理能力的經理人，後者的缺失將成為以色列產業下一個十年發展的一大短板。他提議政府應該為高科技產業“去美國化”(反之不妨與歐洲走得更近)，鼓勵以色列企業內部的兼併組合而不是賣給美國公司，鼓勵以色列企業進行內部創業創新而不是一味引進美國VC。

 

全球化、資本化拯救了很多曾經積弱、邊緣的國家與社會，但是相應的困惑與挑戰也隨之而來。以色列政府會投入多大的關注到高科技產業與以色列社會的鴻溝問題上呢？至今尚無明顯的跡象。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宗教國家，以色列內部的各類移民、各派宗教勢力都有深深的對立、分歧與矛盾，這些無不在撕裂著這個國家的統一性。或許它們，是令以色列政府在建國60周年之後更頭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