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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29 20:14:30| 人氣2,517|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中國近代思想史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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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一份報告，
上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份心得，
才2300字，
可是我好像拿到93還是95的高分，
覺得自己寫得不錯，
雖然字數很少，
可是很多想法，自己讚美一下，自己都覺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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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中國近代思想史
授課教授：汪榮祖先生
讀書心得


王爾敏的〈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 ，說明在1840年到1900年這60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對近代中西接觸的因應過程。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初步認識與反應（1840-1860）」，中國在傳統文化優越感下，隔絕與西方接觸的機會，即使在門戶漸開之後，仍有許多對西方的誤解，但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之後，少數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向外求取西方知識，不過仍僅停留在個人著述上，未見政府有積極行動，在這期間提出的制夷方法有三種，用民制夷，用商制夷，以夷制夷。第二個時期是「西力衝擊下衍生之新觀念（1860-1880）」，知識份子體認中國的變局，開始自強運動，西學的流通更為廣泛，原本的用商制夷觀念，轉為利權和商戰的觀念。第三個時期是「西方觀念之吸收與融會（1880-1895）」，對西洋學術與制度接受的程度，擴及到議院、法律等，知識份子並對時局提出解決之法。第四個時期是「民族主義與西方思想之移植（1895-1900）」，西學、時務的書刊廣泛通行，知識份子組成學會，進一步尋求並提出因應時局的解決之道。

為什麼鴉片戰爭無法讓中國馬上覺醒呢？以後人的「後見之明」來看，鴉片戰爭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爭。可是對當時的清朝來說，鴉片戰爭不過是個主戰場在南方沿海的小戰爭，比起隨後而來的太平天國之亂，就影響的區域、死亡的人數而言，根本無法相比。而且鴉片戰爭戰區僅在沿海，根本沒有深入內地，而中國的內地就像一個大沼澤一樣，即使在後來一連串近代發展，也僅是在城市，而非在農村之中，甚至到抗戰的時候，甚至有的農村閉鎖到不知是在和日本打戰。真正將政府的控制力觸及到農村，是在中共的時候，所以89年的六四學運，大部份地區完全不知道六四的發生，固然是因為中共封鎖消息，可是就算中共不封鎖，六四的消息也能「順利」傳到每一個地方嗎？所以大部份知識份子根本無從接觸到問題，如何去看到問題，去體悟到中國正在發生的大變局呢？

當中國開始因應西方的時候，以為自己不如西方的只是船堅炮利，而非內部的、制度的問題，因此浪費了許多時間及精力，而中國還是一再打敗仗。為何如此膚淺的看不出問題所在呢？因為接觸西方本來就是超出中國的經驗，而適應西方、學習西方更是超出中國的經驗，因此中國的沒有遠見是可以瞭解的，但沒有遠見的中國卻也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不過中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沒有遠見，可是有遠見的人，提出的遠見卻不被接受 。中國需要改革嗎？為什麼？要如何改革？要改成什麼樣？這些共識都還沒有出現。更何況還有些人根本就覺得不需要改革。

西方會發展成近代西方的那一套，是因為西方需要，所以自然而然的發生；中國沒有「近代化」，是因為中國在歷史的脈絡中，沒有必要變成像西方的那一套。可是中國卻被迫要放棄自己的那一套，去接受西方的法律、規則、科學、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等，當這些西方的物質或精神文化套用到中國時，因為中國缺乏像西方那樣的歷史背景，所以就容易流於只是模仿到空殼，或被扭曲。

例如李鴻章的「上海織布局」，主要目的乃在挽回利權，亦即經濟權 。不論他的目的是何，可是他的所作所為，卻是無法達到這個目的；上海織布局，一開始就宣佈壟斷，在長達15年內不准別的商人插手織布業，又像所有的國營事業一樣，效率差，速度慢、易虧損 。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最重要的三件事是利潤、利潤、利潤，不是民族主義，不是發達國家資本，不是爭回經濟權，不是服務人群，不是造福社會，而是利潤。一個商人也許是個愛國者，也許是個慈善家，可是如果他忽略利潤，他就不夠資格被稱為商人。知識份子會提出商戰，爭回利權，可是忽略西方資本主義的觀念，忽略中國傳統商業的方式。挽回利權的結果，只是讓少數官員或華商中飽私囊，反而阻礙民間工商業的發展。

思想家能夠實現理論的機會固然很少，可是他們所提出的也是只有大方向，在執行層面上仍有許多待克服的地方，例如鄭觀應提出的商戰，可是中國有這樣足夠的技術人才嗎？例如在海關的稅務人員方面，認為中國要在十年內完全改由中國人擔任，使外國人不敢再干預中國的關稅 。但事實上，並不是外國人強奪中國的海關稅務，而是在上海小刀會之亂時，中國官員要求英人代收關稅，等亂事平定之後，發現英人收的效率好，稅收的也多，從此就一直託英人代管，也是因為中國關稅一直被「外人」操縱，所以中國的海關稅務才辦的比較好。而當時的中國，連推行一種觀念都很辛苦，何況要到培養人才的地步，而少數留學回來的人，也無法學以致用。

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從知道西方到瞭解，到體認時局，到學習西學，到提出解決之道，到所實行的解決之道不是一次徒勞無功的嘗試，都是一條漫長的路。而同時的中國，除知識份子之外，還有至少八成左右的文盲人口，剩下的兩成，知識水準有的也僅停留在識字而已，而中國傳統的政府控制力又不強，馬上實行像西方的國民普及教育也有困難。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在社會中尤有使命的一群人，《論語》中，子夏說：「士不可以不弘毅。」而非「人」不可以不弘毅，知識份子被要求以特別高的標準，不過這也是有道理，如果受教育的人其所作所為，不能與沒受過教育的有所區隔，那受教育的差別到底在那裡？但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而言，沮喪的卻是，他們對時代變化的思考，遠遠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本身。自許為唯一能改變中國的一群人，卻無力改變。王爾敏的文末，提到十九世紀的這六十年間，知識份子為西化辯護的理論有西學源出中國說、託古改制論、中體西用論、貴因論、全盤西化論。不管是西化、中化、半中半西化，中國仍是中國，西化固然是時代潮流，但是全盤西化中國也會消化不良，中國會找出自己的一條路，只是也許需要時間，甚至是漫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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