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佛教有一個潛在的價值性－能使分裂的國家再凝聚意識力量。當李淵建立唐朝的時候，佛教傳入中國也大約六世紀了，但大多數的唐朝皇帝，不像前幾朝的帝王，對佛教並未表現很深的熱忱。然而，儘管開始的兩位國君有反佛傾向，但他們也很機警的意識到佛教在社會各階層已經有群眾基礎，不能為政府所忽視，不然會引起人們強烈不滿情緒。
唐代是佛教開花結果的時代，承漢魏以來數百年的發展，無論在義理上或事實踐上均呈現出富麗風采的景象，當然，這些都間接影響了當代的文人，進而在作品的呈現上也有豐富的佛學色彩。
這些作品有的是因為信佛得到領悟而作，有些是因為排佛，進而利用文字表達他內心的不滿，不論如何，我們可以從這裡明白，佛教的流行在當時已經是一種風氣，許多詩、韻文、小說往往被沾染上佛教的色彩。
（二）唐代佛教對士人的影響
－以韓愈、柳宗元為例
唐代士大夫多與佛教有密切交往，但在政治上，也有不少士大夫大聲疾呼排佛。討論最多的有韓愈、柳宗元兩位文壇宗師與佛教的關係。
在佛教問題上，韓愈持激熱批評的態度，柳宗原則是親近佛教，各持己意，互相指責。韓愈反佛，柳宗元信佛，都不是偶發的孤立的現象，這與他們的學歷閱歷有關，也從不同側面表現了儒釋道三教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鬥爭與融合，從中亦能補捉到唐代思想文化發展的新信息。
韓柳所處的時代，文化上三教合流的趨勢逐日增強，同時三教之間（特別是儒佛之間）。佛學的興旺發達，大師輩出，而儒學拘守古意，無有名儒。大多數的人並不感覺儒學有什麼危機，覺得佛學和儒學互相並行不悖，可以共同形成社會的支柱。另有少數的人感覺到，如果不大力振興儒學，則有被佛學淹沒的危險，且將危及綱常人倫，因此力主排佛。柳宗元是前一種思潮的代表，韓愈則是後一種思潮的代表。
韓與柳在對待佛教的態度既是互相相反的，又有互補的一面；韓愈著重顯示佛儒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柳宗元著重顯示儒佛之間的一致與融合；儒佛之間又鬥爭又融合，推動著儒佛關係的發展，而儒佛合流是主要趨勢，儒佛對立是支流，這一支流爾後越來越減弱，再也沒有發生像韓愈那樣激烈的反佛事件。
不過，晚年時的韓愈與佛教人士交往頗多，除大顛外，還有元惠、靈師、文暢、元十八、令縱等僧人，皆有詩相贈，稱讚他們有風采，為文清越，其行雖異，其情則同。總之，反佛的韓愈，在精神生活和情趣上也有不反佛和近佛的一面，由此亦可知佛學對學者群的影響達到了多麼深廣的程度。
（三）唐代佛教對文學的影響
－以唐人小說為例
唐代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和雜史雜傳的基礎上，誕生了唐人小說，裡頭往往可以發現著書的人將經典原文及佛教典故，直接嵌入小說文本中，形成情節進行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結構。
以唐人張讀所著的《宣室志》為例，其中有一篇﹝求心錄﹞，就有如此的構思布局。故事敘述唐肅宗朝，有一孝子楊宗素，為替已病入膏肓的父親祈福延壽，有一次在齎飯齋僧的途中，誤入山徑中，遇一穿褐毛衣的胡僧，宗素在和胡僧攀談中得知，胡僧素欲效法歌利王割肉飼鷹救鴿；太子投崖捨身飼虎的行徑，惜至今未遇合適對象。宗素聞之大喜，立向胡僧求心，謂醫者謂其父病惙，惟食生人之心能救之，期胡僧捨心救父。胡僧立即允諾。飯食完畢，胡僧引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喝斥宗素向所求之心，與胡僧向所允諾之心，俱已過去不可得。然後突然間，胡僧化猿躍去，宗素惶駭而歸。
在〈求心錄〉中引用的佛教兩個典故，及金剛經原文，皆非用以宣教，可有可無的文字。而是在敘述結構中，佔有關鍵性的地位，前呼後應的引出並點明主旨。《金剛經》的三世心不可得，正是棒喝宗素的一篇主旨，而胡僧化猿而去，又點出宗素「心如猿猴」的意象。因此〈求心錄〉是一篇能成功地引用經文原文，並以之為主旨的志怪小說。
唐人小說多夢幻題材，但加入佛學思維後，才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自在，或者是生命價值的情調。
四）結論
唐代受佛教的影響很大，佛教與其政治與社會緊緊牽在一起，只要稍微拉扯就會使唐帝國動搖。
從古至今，文人通常是最容易受環境影響而觸發很多靈感的，因而現在我們如果談到唐代、談到文學，就很難忽略他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以稍具「哲理」的眼光來看待，必定能從裡面得到很多體悟。
當時人們吸收的佛教是外國宗教文化，給社會帶來多重影響，其中消極成分不小。不論如何，這段歷史總可以表明，中國人有能力依靠優良傳統文化的巨大優勢，根據實際的需要，容納和銷化任何外來文化，成功的使它具有中國的特色。
［五）參考書目
1.二十世紀唐研究 張弓／李斌城／葛承雍／胡戢 主編 中國社會文學出版社 民91
2.中國宗教與文化 作者：牟鐘鑒 唐山出版社 民84
3.唐代佛教－王法與佛法 作者：史丹利˙外因斯坦 譯者：釋依法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88
4.教育˙文化˙文學 作者：釋聖嚴 東初出版社 民82
5.文學與佛經 編著：邱敏捷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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