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肯尼，我是肯尼他爹
華裔設計師吳季剛的禮服被美國第一夫人選為就職典禮的衣服後，吳季剛小時候玩芭比娃娃的「職前訓練」、「天賦異稟」就被媒體報導出來。他有一位寬容的母親，不會用刻板的性別觀點要求「兒子」就得玩陽剛的玩具。
那天在課堂上的討論，很多女同學都有玩過芭比的經驗。班上有俄羅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捷克、西班牙、臺灣等國的同學。我觀察到的，是班上同學幾乎都是1980左右出生，然後在1990前後大概5年（即1985~1995），總共10年的這段期間玩過芭比。這也剛好是冷戰結束，進入激烈全球化的後冷戰時期，而整個90年代，隨著經濟、貿易的全球化，各國也得遭受西方文化的衝擊。
小的時候，我也曾玩過芭比娃娃。不過是跟玩伴的妹妹，玩扮家家酒。大概是月亮巨蟹作祟，從小就是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樣子，儘管那時候根本沒有所謂新好男人，所謂新好男人是在1992年左右，被報刊的家庭副刊與電視節目「女人女人」給建構出來的。那時候，草根與粗獷的臺灣男性形象，就漸漸隱形，而往纖細、溫柔的方向修正，不管他的肉身有多猛壯。
那時候，大概是1986年，國小一年級。對扮家家酒而言，我是肯尼與芭比的爹，我同學的妹妹是芭比與肯尼的媽。以我自己的玩具而言，我還是存很久的錢買了鋼彈跟玩具兵。基本上還是在異性戀的框架下。
這讓我想到一則MTV的廣告，在嘲笑這種性別框架。一位富翁父親看到兒子在玩芭比，很緊張地奪過芭比（擔心他兒子會是GAY），所以改要他兒子玩滿身肌肉盤札的玩具—大英雄（G.I. Joe），結果鏡頭一轉，兒子長大每天開紅色蓮花跑車把正妹，中年老爸披浴袍，與激凸三角泳褲Pool Boy池邊嘻春。雖然這種嘲笑，其中的性別意識型態，是五十步笑百步。
由於在美泰兒設計這一款玩具以來，就一直有人撰文討論關於這個玩具的意識型態與對孩童美麗形象的操縱。如安‧杜西爾〈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異銷售原則〉。但事實上，美泰兒的芭比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不僅在於玩具本身，也導致它用玩偶和媒體建構了當代身體「美」標準。
芭比與肯尼的內在是聚乙烯填充物，沒有任何意義，美泰兒在芭比的廣告中，虛擬了芭比的永恆年輕、多金、幸福、有活力的、派對狂歡、異性戀中產階級白人的生活。無形中，搭著美國夢的順風車，將芭比的「幸福感」封印於聚乙烯人形玩偶中。是以美泰兒的芭比世界是某種符號帝國，藉由生產與操控符號，和讓人自以為有想像符號意義的自由，形成了一種符號上的符號。但這也給我們解構這個符號與其帝國的機會。
這種行銷方式，解釋了為什麼宅男文化中所追求的動漫次文化的符號與其次經濟體可以在真實世界運作和維持起來。像西斯丁教堂上的創世紀之圖，上帝給衰頹的亞當生命，這些原本在動漫或電影當中的角色，可以再次變成「周邊商品」，在另外一種媒介中中吸引其他的粉絲或消費者。也就是說，對宅男而言，他們所衷心的次文化，早就給予這些公仔意義與價值，以致於有了價格。
試以金庸小說為例，他的作品至少有七種不同形式的再生產，且在不同的通路，吸引到消費者之外，也在不同的媒介，形成了次文化。
一、電影：
金庸小說人物眾多、情節多線並進、歷史背景廣大深遠，很難用100多分鐘的電影解釋清楚，即使解釋清楚了，也不一定精彩。但影片視聽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以短時間所收的影片視聽效果，令人印象深刻。短時間內所收的閱聽報酬率最高。
二、插畫：
畫面精美，融畫者視野於經典場景，令人觀之悠然神往。但定於一格、一幅之內，難以窺整部小說敘事遼闊深遠的全貌。2008年，董培新就出版了《金庸說部》，選擇了他所認為的金庸小說中的經典場景。
三、漫話：港漫畫風以精工，多旁白著稱，頗適合金庸小說，但因為時間壓力與商業考量，港漫對金庸小說的攝取，都有所偏重，甚至造成偏頗，且有時精工富麗的畫風，與小說風格並不相稱。
四、舞台劇：在武打動作的肢體美上，有更豐富且不同於電影、電視的延伸、想像，但是對於想要看敘事、情節的觀眾與讀者，將會大失所望，因為舞台劇對於劇情都是稀釋、抽象處理。例如香港就曾經改編過《笑傲江湖》為舞台劇。
五、電視劇：港劇多忠於原著，但也有照本宣科之譏，且礙於收視率，與觀眾對原著本身的偏好，有長壽短壽之別。且連續劇往往製造了觀眾，消滅了讀者，反而不利小說的創造。
六、布袋戲：依照原著改編成布袋戲如《射雕英雄傳》，但小說有些橋段，對布袋戲的藝術形式而言，則明顯變成多餘（如描述角色的內心獨白，就很難很妥善的在布袋戲中呈現），反而不如原創劇本，《霹靂》系列來得好與吸引人。
七、電玩：做為武俠文化的衍生性商品，電玩的娛樂性質大於文學、文化性質，較具有末端消費性質，而相對比較不具有創造意義與傳播意義。但是電玩的精美動畫，往往會促使、誘導電影與連續劇往此風格發展。如《風雲》、《蜀山》等。
這七種再生產，除了創造新的文本與其原著有著互文性的關係之外，其「次文化」某種程度因為稀釋了原著文本的文字密度，而意外地顛覆了原著。尤其是電玩世界中的非線性、大眾性和一定程度容許使用者修改內容（參與再創作，但非以文字形式），這種新文本對原著的顛覆性最強。另外，從商業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媒介救代表可能吸引不同的消費族群，等於擴大了市場。所以對於產商來說，如何讓消費者戀物？像上帝般地給予意義，創造意義。這也說明了為何有動漫為基礎的公仔會長紅不墜，因為其有一組豐富的符號體系（次文化）在支撐，而任何廠商想要發展這種公仔的戀物經濟，那麼他們一定會漸漸從軟實力著手，讓它們從「它」變成「牠」，再變成「她／他」。創造故事，賦予意義，讓物充盈了我們的生活，以物質佔有代替（或至少是欺瞞了）生命價值與意義。
影集《整型春秋》(nip / tuck）就討論到有一些人，不可抑制地藉由外力改造自己的身體，以符合某種形象。是對於在真實世界中，有人想要將自己的形象改造成他所以為的美的形象。例如將自己變成芭比或肯尼或埃及豔后，這種的改造行為，在文中看來有很複雜的個人與文化因素。這種激烈的改造，並不同於「修改符號以換取符號經濟」這個表層所顯示的那麼簡單。意思就說，這種激烈的外貌改造，不是簡單解釋成某人將乳隆大以符合某些迷戀巨乳的文化就足夠的。
若就同學課堂報告來看，其中的案例是置於一種病理化的脈絡下被處理的。案主有不愉快的童年、與青少年成長經驗，她藉由這種整型的方式，以外在符號方式的轉換，希望外塑而內化。除了當作一個獵奇的社會奇觀之外，我們要追問：「誰買了她整型的帳單？」那位整型醫生的出場與宣稱實在是啟人疑竇。
我合理懷疑1973年高中畢業的辛蒂，假設她當時十八歲，她在1993年的「整型後」形象，為三十八歲，更遑論她如果還活著（七零年代的許多藥品與手術都被證明對身體造成副作用），現在是54歲的年紀。她被選為整型手術初流行時，向大眾行銷的對象。一個她是活體行銷廣告人偶的反證，是「辛蒂說『我根本不想走在加州的街道上，街上的女人都已經做了我做過的手術，在那裡我不過是另一個芭比而已。』」這被我理解為當大家都可以買到自己滿意的形象時，辛蒂的特殊性已經消失，她變成符號帝國中的一仿製品而已，而她的行銷價值也就逐漸降低。換句話說，辛蒂其實是用了整型科技來幫助自己打造灰姑娘的玻璃舞鞋，她算是開風氣之先，在身體形象的符號經濟中，算是先取得一片藍海，隨即相同的身體形象被大量製造與消費出來，「她」的身體與事業，就處於一片紅海裡了。
最後，美汰兒（Mattel）與敵視你（Disney）都曾被一個非營利的自發性組織「大學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的二份網路無償報告，調查發現這些跨國大廠美其名給更高的薪資，其實是規避國內的高工資與高稅金、高回饋金和嚴格的環保法規，而在中國、東南亞設廠，在某種程度上剝削了中國、東南亞的勞工。更具有權威性的報導，可以參考Alexandra Harney《低價中國》。其實這也回應了海燕報告英羅（Cynthia Enloe）,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r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部分，只是我在此沒有那麼側重性別而已。《低價中國》說明所顯示跨國公司在中國設廠的佈局，若以玩具為例，將玩具代工後（中國本身的設計能力、製程技術不足以外銷玩具至歐美，頂多是內銷市場）回銷回歐美，但卻因為跨國公司貪圖低廉的勞力與設廠成本，其本身從原料到製程上就已經存在的有毒物質，就因為前面的「追求更低廉的生產成本」的目標與企圖，導致了污染的回流。
中國或許被期許為全球市場為委靡不振的全球經濟注入強心針，但中國仍還是全球工廠，換句話說，「擴大內需」就是內地工廠賣給內地市場，在整個供應鍊上「法雨均霑」。但這真的可行嗎？
Alexandra Harney發現中國產品所以能夠如此低價，是由跨國品牌公司、產品代工供應商、中國勞工、中國政府以及廣大的西方消費者，形成一套特殊機制所運作的結果。中國工廠老闆為了牟利，以樣板工廠和買通官員等守法，規避檢查和法令要求，在「血汗工廠」裡僱用童工、超時工作，壓低製造成本，換取西方品牌的訂單。「血汗工廠」的存在，除有大陸內部因素，也是受制於買方市場的價格壓力，更是西方消費者對廉價商品需索無度導致的結果。
但隨著中國勞工意識覺醒、中國工業城市的污染惡化、基礎建設變形，以及農村激進主義日益增加，如果沒有徹底的變革，這個國家體制所承受的龐大壓力將無法化解。管理這種騷動不安，是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所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面對資本主義的無孔不入，自作孽而遺害人間，當此絕望之際，我總是拾起《資本論》。重返馬克思，應當是我們想要轉變後資本主義，或建構更具有影響力的環保論述時，可以重新獲得啟發的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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