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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筆者在台南一家素食餐廳，拿到一本名叫《大乘妙法蓮華經》的「善書」（宗教宣傳小冊子），這和佛門弟子所熟知的《妙法蓮華經》，經名大同，內容卻相去十萬八千里！後者是中國南北朝時代的西域胡僧鳩摩羅什所譯，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描寫觀世音菩薩三十三應身，化作眾形，尋聲救苦，普渡眾生的事跡，可說是一則家曉戶傳的佛門故事。而這部《大乘妙法蓮華經》，不但經名多了「大乘」兩字，而且，經中所說也與史實相去甚遠。相信這是一部「偽經」，並不是譯自印度或西域的「胡本」。
對於這部善書的真偽問題，筆者沒有興趣。筆者所感到興趣的是，經中記載了一段佛門的恩怨歷史：佛門教主釋迦牟尼，原本和民間所熟悉的彌勒笑佛，一同發心修行。一天，兩人突然興起，打賭以禪定的方式，看誰首先得道成佛。於是，他們在自己的座位旁邊，各插了一根長長的竹竿，並且約定：誰先得道成佛，誰就利用他的廣大神通，讓竹竿的頂端，開出燦爛的花朵！坐呀坐，也不知道坐了多少個世紀；正當彌勒心曠神怡，沉浸在禪定的愉悅之中的時候，釋迦卻反而不耐煩起來。於是，釋迦偷偷睜開一隻眼睛，看看自己身旁的竹竿頂上，只長了一些毛茸茸的東西，連花朵的影子都沒有。再看看彌勒身旁的竹竿，卻赫然發現，竿頂已經春花初綻了！釋迦心慌起來，突然起了歹念。他小心翼翼站了起來，將自己身旁的竹竿，和彌勒身旁的竹竿對調過來，然後假裝什麼事情也不曾發生似地，繼續禪定打坐。
這部善書，咸信是信奉彌勒佛的台灣齋教徒所偽撰出來的。齋教被視為台灣的「民間佛教」，原本就和信奉釋迦為主的「正統佛教」，存在著許多歷史或宗教的矛盾。因此，經中高揚彌勒而貶抑釋迦，也就變得極為正常了。經中的故事固然荒誕不經，但卻反映一個事實：世間的凡人，常以凡人的心情，臆測天界神聖的事物。未成佛前的釋迦和彌勒，何許人也！雖然一人還在修道的過程之中，尚未圓滿成佛；但是，以他們多生多劫以來所累積的修行功夫來說，也不至於興起世間凡人好勝的打賭心情；更何況一代教主釋迦牟尼，還作出偷換竹竿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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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神祇的世間化、俗化，除了依循「人以他自己的形象創造神」這一原理而開展之外，還依循「神必須以世間凡人的形像，才能普渡眾生」這一原理而進行。「神以凡人形像」這一詞，不但是說：神像《妙法蓮華經•普門品》所描寫的觀世音菩薩那樣，「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而且，為了渡化包括酒家女、娼妓在內的一切眾生，神還必須像《維摩詰經•方便品》所說的那樣，「入諸婬室，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世間是充滿了災厄和不幸的悲情世間，立志普渡眾生的神佛菩薩，也不得不在悲情的世間淤泥當中打滾，成為一個染有淤泥的悲情菩薩。《維摩詰經•佛道品》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神佛菩薩像極了一朵朵盛開在淤泥當中的聖潔白蓮，污穢中，難掩其芬芳！
我的母親是個歌仔戲迷，小時候，常常吵著和母親到戲園仔裡看戲。看完戲回家，就召集左鄰右舍的童年玩伴，演將起來。時而小生，時而苦旦、青衣，時而小丑。我看過一齣名叫「目蓮救母」的歌仔戲，長大後，瘋過一陣子「俗文學」，才知道它是根據《目蓮寶卷》而改編成的戲碼。戲中除了描寫釋迦佛「神通第一」的弟子目蓮，如何利用釋迦佛賜給的禪杖，打開地獄門，如何和監守地獄的大鬼小鬼打架之外，還描寫目蓮由於放走太多不該放走的地獄惡鬼，因而被罰，投胎轉世為唐朝的反叛（革命？）大將黃巢，率領十萬大軍，大開殺戒，把那些原本應該還關在地獄裡的惡鬼，一個一個殺回來！
目蓮是一個已經證得阿羅漢的聖者，以神通廣大和孝順而聞名。這樣的得道聖者，怎麼可能投胎轉世為殺人不眨眼的黃巢！因此，這齣戲或這本《寶卷》，除了再一次證明「人依自己的形像造神」的宗教原理之外，還證明被凡人所創造出來的神佛菩薩，即使像是一朵聖潔的白蓮，但也往往和凡人一樣，必須在世間淤泥當中打滾，以致染有深重的世間凡情，甚至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黃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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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由於世間是悲情世間、菩薩是悲情菩薩，以致在無所限制的悲情中，神佛菩薩為了實踐「普渡眾生」的「普」字宏願，悲情成了濫情。濫情的神佛菩薩，無所不救，無所不渡：王公貴臣固然列在救渡的名單當中，強盜和娼妓也同樣不可排除在救渡的行列。於是，神佛菩薩開始墮落了！低級神群盛行於世：妓女戶和強盜盛行於世；妓女戶和強盜窩都拜起可以讓他們「生意興隆」的神祇來了！因為偷漢子墮胎而被殺死的胎嬰，成了萬人朝拜的「嬰靈」。大家樂和六合彩的賭棍，也徹夜未眠地在神佛菩薩面前虔誠地求取「名牌」。而這些墮落的低級神群，所具有的共同特色是：幫助作奸犯科之人，作奸犯科！
從中國的歷史觀點來看，神佛菩薩的政治化，開始得相當早。漢民族是一個祭天的民族，把「天」視為最高的神祇；而統理世間的皇帝，則自稱「天子」（天的兒子）因此，一開頭，中國的帝王們，就企圖利用宗教、控制宗教。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為了自求生存，也迅速地王公貴臣等政治人物相結合。隋朝的隋文帝、唐朝的武則天，都曾自稱是佛教的救世主彌勒佛化身。
在所有政治化的宗教現象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和種有關包公斷案的戲曲或小說當中的包拯。這些戲曲和小說的作者，把包拯描寫成一位不畏權勢的清官，連皇親國戚都敢繩之以法，並以龍頭鍘或虎頭鍘伺侯！事實上，戲曲或小說中的包拯，不但辦理陽間的各種不平，也辦理陰間鬼界的冤曲；還斥責閻羅王，說閻羅王辦案不公不正！因此而有「日斷陽事，夜斷陰事」的傳說。〈烏盆記〉只是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一段而已。
《七俠五義》是清末小說家愈樾，改編自《龍圖公案》（又名《包公案》）乃至《三俠五義》（名名《忠烈俠義傳》）的一本章回武俠小說。事實上，各種形式的包公案，例如〈斷立太后〉、〈盆兒鬼〉等，早在元朝的雜劇當中，就已陸續出現。許多研究俗文學的學者都評論說：包公案的廣泛流行於民間，和元、明、清三朝的司法不公有關。
事實上，整部中國史，即是一部政治逐漸控制宗教的宗教滄桑史。南北朝時代，當外來的佛教剛剛開始盛行的時候，生殺大權在握的帝王們，試圖掌控宗教於股掌之間，於是出現了一些拍馬屁的佞臣，說什麼出家的僧侶（沙門）必須向帝王禮拜。在這個時代，佛教界還存在著廬山慧遠這樣一位傲骨岸然的高僧，寫出〈沙門不敬王者論〉這樣一篇不屈服於權勢的反抗文章出來。此後卻每下愈況，唐朝的高宗，發動三百多位大臣，以口誅筆伐的方式，圍剿出家沙門，然後做出這樣的妥協命令：沙門可以不拜帝王，卻不能不拜父母！唐以後，隨著帝王權力的增大，乃至中央極權政治的確立，出家人禮拜帝王，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到了清朝，佛教勢力削弱到谷底，帝王也因而取得了對於佛教的絕對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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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心理分析學派鼻祖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曾以「本我」（本能衝動，Id）、「自我」（Ego）及「超我」（Super Ego）等三個概念，說明人之所以會有各種煩惱乃至精神疾病的原因，以及治療之道。「本我」代表人類與生俱來的動物本能，自私、縱情享樂。「超我」代表對於道德和美善事物的追求。這二者常常引生衝突、矛盾；而「自我」則必須衡量現實與理想，在二者的衝突、矛盾當中，開出一條康莊大道。
其實，弗洛伊德的理論並沒有什麼稀奇之處，人原本就具有「人性」和「獸性」兩種成分。每一個心思敏銳的凡人，都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內心當中，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處在「天人交戰」的煎熬之中。依照凡人的形像和凡人的制度，而被創造出來的天界神祇，又何嘗不是像創造祂們的凡人一樣，時刻處在矛盾的心理當中。每一尊偉大的神祇，都會思索著：到底我是要留在煩惱世間，普渡眾生，照顧「世俗」呢？或是抛棄苦難的眾生，遠離煩惱世間，以自求「神聖」呢？
「世俗」（secularity）與「神聖」（regularity），原本就是宗教學裡兩個相互衝突但卻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像白蓮那樣，長在「世俗」的淤泥當中，卻又不愛淤泥污染，相反地，能從淤泥吸取養份，成為「神聖」的芬芳花朵？這是每一個宗教徒所要面對的最重要的課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千變萬化、不一而足，但是，在紅塵滾滾的世間，虛心學習做一個「世俗」的「人」，然後向著「神」的「神聖」境界大步邁進，想來是人之所以成為神佛菩薩的必經過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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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Max Weber，1835-1897）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進路，觀察宗教與社會人群之間的關係。他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當中，作了這樣的結論：推動近世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精神，建立在基督新教，特別是喀爾文教派（Calvinism）所倡導的勤儉、信用、守時等宗教倫理之上。這意味著宗教倫理，可以領引時代的新風潮。
韋伯的結論，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世俗」與「神聖」之間的另外一層關係。原來，天界的神佛菩薩，不必一定依照世間凡人的形象和制度，「被動地」決定祂們的形像；神佛菩薩也可以依照祂們自己的意願，「主動地」塑造自己的形像，並且引導社會人群的演化，開創出合乎神佛菩薩意願的新文化和新制度。
常聽人說：「宗教勸人為善」，「宗教可以移風易俗」，「宗教可以安定人心」。這些林林總總的說法，印證了韋伯的部分理論。然而，宗教如果僅僅限定在這類封建八股的口號當中，是很可悲的！因為宗教的社會功能，不應自囿於一己私德的修練；而應擴大到整體社會制度的改造。更何況所謂的「善良風俗」乃至「安定人心」，無異於馬克斯所不齒的「鴉片」功能！
更糟糕的是，傳統寺廟裡的菩薩，只是提供那些愛情、家庭或事業上失意的信徒們，一個膜、拜祈福或訴願的對象。「宗教的苦難即是現實苦難的表現」，這句唯物論者的斷語，在這些傳統寺廟當中，彷彿隨著信徒們的喃喃自語，一字一字地吐露出來！因此，這類傳統佛寺，最多只是苦難世間的反映；端坐在大雄寶殿中的神佛菩薩，那怕是慈眉善目，也只不過是「依照人的形象和制度」而被彫刻出來的偶像罷了！
高雄佛光山企業化的「佛教事業」最為成功。但是，不管是電視螢幕上的「星雲法語」節目，或是一年一度的「佛學會考」，最多只能發揮「勸人為善」乃至「安定人心」這類部分的宗教功能，離韋伯所謂社會改造的積極功能，還有長遠的一段距離！
北台灣的法鼓山，興辦佛學研究所多年，培育了不少佛教的高級研究人才，成果斐然！最近又推動「心靈環保」不遺餘力，然而卻未能兼顧「外境環保」這種真正的環保工作。
法鼓山的重「（內）心」輕「（外）境」，讓我想起許多傳統的佛教徒。他們每天早晚，在佛菩薩的面前，發下「眾生無邊誓願渡」的弘願。但是，在實際的生活當中，並不真的去實行「普渡眾生」的弘願，離韋伯所說，從制度面積極改造社會、改造環境的宗教功能還遠得很哩！
而花蓮慈濟功德會的崛起最為傳奇！她的領導人證嚴法師，是個道地的「蕃薯」；但是，證嚴法師的師父印順法師，卻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芋仔」。因此，「芋仔蕃薯」乃是慈濟功德會所扮演的族群角色。無疑地，剛剛慶祝完「慈濟三十年」生日的這一佛教團體，恰好是今日台灣社會的最佳寫照：從族群的對立到融合，從農業台灣到商業台灣。三十年來，台灣走過了族群對立的悲情，走過了農村與都市蕭條和貧窮。而同樣走過三十年的慈濟，會員來自台灣各個族群、各個階層、各個角落；慈濟的成長，正是一部台灣茁壯的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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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直都是移民者的樂園。四百年來，「河洛」和「客家」、漳州人和泉州人，乃至「外省人」與「本省人」，在流血械鬥、武裝革命，乃至「白色恐怖」歷史教訓當中，漸漸學會了相互尊重。四百年來，台灣所建立起來的新文化，是一個可以容忍異己和容忍「異端」的海島性多元文化。
在這種海島性多元文化的洗禮之下，並行而不悖的多元教派的出現，將是未來台灣宗教界可預期的趨勢。我們寄望，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眾多教派，能夠擺脫「大中國情結」的魔咒，以台灣為優先考量的對象。我們也寄望這些教派，不要像馬克斯等唯物論者所批判的那樣，甘心作為舊社會、舊體制的維護者，停留在「勸人為善」乃至「安定人心」的消極功能之上；而應像韋伯所強調的那樣，作為新社會、新文化的開創者！
（原刊於《自由時報•自由副刊》，199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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