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信愛情 閉起雙眼，掛念是誰；睜開雙眼，可以愛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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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學生背後有黑手，令事件惡化和變質。官方必須採訪果斷的手段，才能穩定局勢。

這種說法在學運初期就出現了，《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反映了這種觀點和定性。當時我在北京採訪，北京一些官員跟我說：事件發生之初，學 生和群眾都是自發的，但後來很快就有反政府勢力介入，不久更有外國勢力。所以，官方認定這是動機和背景複雜的反政府事件。

不過，當我再追問和繼續採訪的時候，我發現官方所認為的「反政府勢力」和「外國勢力」意何所指了。原來在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即四 五事件）中，已有一些知識分子參與其中，但官方認為他們是「反政府分子」，即使後來鄧小平平反了四五事件，但這些人物並沒有獲得平反，一直被官方視為必須 監控的對象。事後，他們一直沒有被安排工作，只能靠自己謀生，即可見官方對他們的態度。在胡耀邦逝世後，一些學生的確曾接觸過這些當年的「前輩」。據我所 知，是當時的學生主動找那些「前輩」，而不是「前輩」主動找學生，而且人數和次數也不多。更重要的是，「前輩」告訴學生的，是希望他們更要冷靜，提出理性 的要求，不可盲目，更不可引發暴力。但官方不知就裏，只發現個別這樣的「請教行為」，就認定「學生背後有1976年的黑手」。

至於外國勢力，更是有點誇大。官方能舉出的例子是，領導學運的學生平時已跟外國人接觸，例如王丹在北京大學舉辦「沙龍」（間中會涉及政治，有 人名之為「民主沙龍」），經常有外國人參與（包括外國駐華使館人員）。此外，一些外國記者和外國人透過中國人影響學生，例如王丹的老師陳淑嫻是在1987 年被逐出黨的方勵之的夫人，而方勵之與美國來華學者林培瑞關係甚密，林培瑞則是後來協助方勵之逃入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人。所以，官方的腦海中很容易就把這些 關係扯在一起。

其實，關鍵在於官方怎樣看待這些背後「黑手」和「外國勢力」。官方所能舉出的人物和活動，在思維開放的人眼中只是很一般的事情，即使真的有些 人在學生背後提供意見，也要看到底是什麼意見，而不能胡亂混淆。事件發展到中期，外國當然密切注視，這也是國際政治中司空見慣的，所以關鍵在於中國政府如 何處理，而不在於外國怎樣影響學生，處理得好根本不會讓外國有可乘之機。可見官方長期沒有改變無限上綱的思維模式，結果一開始就把事情的性質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