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漢勳專欄 蔡漢勳新聞日記、電視專訪「線上影音檔」 書獃子《生活日記》1983-1984中國時報連載。 「誰」書系列：《誰出賣了台灣》、《誰破得了尹案》等書摘(增列中)。

52,696愛的鼓勵 3訂閱站台

「解讀新聞」題外話(29/03/05 扶輪社聯合例會演講)

今天應邀出席台北民生與松山扶輪社的聯合例會(另有台北市西南區扶輪社列席)，該會係在世貿中心聯誼社三十三樓舉行，也是我過去在多次來此參加記者會後的首次站到演講台上獻醜，講題係「解讀新聞．新聞解毒」，特提供來賓我在十六年前發表於新聞雜誌上的舊作以供參考，謹引載如下：

莫讓生命留白的挑戰性差事(1989.9.25《新聞鏡周刊》)

參與《亞洲週刊》中文版第一線採訪工作，由於該刊係跨國性新聞媒體，且係針對全球華人讀者訴求的新聞時事雜誌，對華人社會影響甚鉅，不自覺地卯勁力拼。自創刊來銷售量急遽上升，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亦曾公開讚揚，成果堪稱豐碩。

對於一個文字工作者而言，能在台灣轉型期的關鍵性時刻，適時參與跨國新聞媒體而投身在第一線採訪，實在是件人生難能可貴的經驗；況且，這是份針對全球華裔讀者訴求的整本彩色精印之中文時事雜誌，其母公司且為聞名遐邇的美國《Time》時代集團，故而所肩負的責任自是益形重大。

亞洲週刊中文版銷售激增

這份崛起於一九八七年的中文版《亞洲週刊》，根據雜誌本身在廣告上所揭櫫的訴求是：「多個國家的華人讀者均需要一份能扼要剖析每週世界大事的權威刊物」，因此在香港編輯總部的建制職工人數逾百，派赴各國的採訪者亦達三十名之多，規模可謂之不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創刊僅二十個月光景，《亞洲週刊》中文版的發行量便已凌駕十餘年歷史的英文版銷路，每週印刷量在七萬五千冊之鉅。無怪乎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都會在國慶盛典上公開讚揚一番，於此即不難管窺其受各華人社會重視之一斑。

正由於《亞洲週刊》日益受到朝野各界矚目，故在編採過程中的要求亦相對地格外嚴謹，特別是台灣地區適逢報禁解除、加上坊間雜誌業在傳統上較為不受到重視等主客觀因素，所以在時下社會各界普遍瀰漫「誰怕誰」氣氛中進行採訪工作，自是較諸過去服務新聞界時的「無冕王」際遇，不可等日而語，其犖犖大端者如後所記：

雜誌記者、採訪倍感艱辛

由於台灣雜誌界在多年前曾發生過販賣記者證牟利事情，因此對於類似立法院等重要機構的往訪，經常是不得其門而入，必得事先透過新聞局等主管官署特別照會；否則必然會吃上閉門羹的。面對這種「挑戰」，除了平時注意公關外，事到臨頭時也只得聽天由命碰運氣了。譬如：六月間走訪陸軍官校校慶時，縱然提早多次交涉採訪事宜，但都是力爭不果，最後只好直接南下現場試試；結果，由於李登輝總統親自主持官校校慶緣故，現場警備（包括核證進場任務）悉由警政署人員負責，恰好這批來自台北的特勤人員，平時在重要場合便常常碰頭，雖然彼此不識大名，但都看得眼熟而破例核證採訪，這種際遇堪稱可遇不可求。

在克服獲准採訪這道必經的瓶頸後，受訪者言詞的忠實記錄與報導，絕對是新聞工作者所必須服膺的職業道德要求；同時，為了事先防範「出狀況」或速記訛誤，則隨時準備一具簡易錄音機，似乎更是理所當然的「例行公事」。正由於容易發生各執一詞情形，所以除非受訪對方能提供書面參考資料；否則口述的言詞一律錄音為憑，並且，這些帶子還得保留一段時日，以免產生後遺症。

相機在身、隨時獵取鏡頭

除了錄音機存查之外，隨身攜帶相機以拍下當時鏡頭，似乎也是採訪者應該養成的「基本動作」。據瞭解：此間《聯合報》自從少壯派執掌編務後，便要求文字記者隨身帶架相機以適時攝獵各種新聞性的突發狀況，結果反應相當不錯。當然，碰到國慶閱兵或重要人物專訪時，出動專業的攝影記者還是不可省略的。

以個人投身拍照行列為例：當初若非香港首席新聞主任蕭顯揚（曾任《讀者文摘》編輯和合眾社記者）為了移民加拿大緣故，所以將全套攝影器材盤賣轉讓的話，可能迄今尚以傻瓜相機來應付場面；但是，既然收購專業用的器材，好歹便派上各種值得攝影的場合。結果，類似「三二九大湖山莊」、「五二○事件」等千載難逢的風波全都適時拍入鏡頭，而且成績尚稱不惡，坊間多份報章雜誌還在頭版等重要版面爭相轉載呢！

為何個人所攝的鏡頭頗具「新聞眼」呢？自忖係與過去的出身有關。昔日由於工作關係曾先後主持「大學」、「台北一週」等刊物的編務，後來執筆「歷史上的今天」專欄（中視播出、中國時報也連載）時，復與新聞性相片接觸甚多，深諳文字版面與相片配合後之魅力，所以在按下快門時的念頭，總是朝著落筆時的文字腹稿、編排版面時的需求而取鏡，並非純為攝影而攝影。

逐日閱報、增進個人功力

如前所述，有關採訪之運氣與常備道具外，若想獨樹一幟自立品牌風格，個人以為最重要還是「功力」。在正規新聞學上是沒有所謂「功力」這一門課的，它完全得靠自己摸索。譬如：體育新聞最具權威者，向被公認是曾清淡先生，他從《青年報》、《民生報》、乃至《聯合報》，一路十來年都是跑體育這條路線的消息，手中握有全套體壇各式各樣資訊，難怪其他同業會望塵莫及。而以個人來說，全套《聯合報》縮印本一百鉅冊係徹頭徹尾翻閱過三整遍，本省最早面市的《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南版》等合訂本，亦從創刊號逐頁看到六○年代，其間還詳做筆記，故對本省光復以來之各類大事尚可自稱「瞭若指掌」。至於每日閱讀十五份早晚報、每月瀏覽兩百餘種中外雜誌，幾乎是成了「必修課程」，十餘年來如一日。而這些報章雜誌並非翻閱罷了，碰到需要或自忖往後具有參考價值者一律剪下建檔，並隨時將剪報與其它相關事物串聯，形成一份份非常完備的背景資料，如此一來，下筆時自會胸有成竹，而在走訪時也得以事先深知來龍去脈，庶幾不會流於話不投機或亂打高空窘境。

採訪也應考慮對象立場

最後一點，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即「設身處地為他人想」和儘量運用交情來「搶獨家」。在十年前服務報界的歲月裡，或許少不更事，對於看不順眼的黑暗面總是不遺餘力地嚴加打擊，其中，鬧得最受時人側目者便是「教科書風波」，結果是政府制度不改，其奈我何？可見光有理想，尚不足以成其事，報導真相到底還需整體環境配合才行，特別是受訪者本身的意願。

譬如兩個月前的專訪法務部蕭天讚部長一節，事前的聯繫和準備工作非常週詳，《亞洲週刊》總編輯康榮甚且親自出馬前來台北，而該期之週刊封面人物亦已將蕭部長肖像分色完稿備妥；不意，當時發生另一爭議事項，致使受訪者不便啟齒陳述，於是在距離拜會前半個鐘頭時取消全部原定計畫，功虧一簣，但總算克盡尊重對方的起碼分寸。

總而言之，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差事，投身其間，可以親歷許多一般人所未能目睹的活生生場面，然後經由文字圖片的客觀敘述，藉助出版印刷的傳播功能，使現階段讀者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裡也能分享各種知之權利，也使後世子孫在圖書館的檔案架上翻閱到昔日歷史的原貌，寧非一件利人利己的工作？所以，固然安排專訪一位政要須得折騰三五個月，獵取類似「五二○事件」現場鏡頭也遭無妄挨揍之誤，但是莫讓生命留白，它到底還是非常值得的。（本文作者陳中雄先生曾任《亞洲週刊》駐台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