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nk whos sold on a fairer world
印度極受重視的商業日報《Business Standard》於2013.6.29的人物特寫中，介紹法王噶瑪巴：
對「更公正的世界」有滿腹熱忱的僧人
當這位年輕的僧人在一群藏紅色僧袍和幾位灰色便衣的簇擁下，出現在德里的新書發表會中時，空氣中有一股興奮的氣氛。人們迅速起身，並且安靜地看著他入場。他步履輕快地踏入會場，就像任何一個27歲的年輕人一樣，他微微地笑著接受來自不同人的問候和致意。他沒有任何架子，而且自然地和群眾互動：他頑皮地微笑，抬眉，輕拂著他剃光的頭，甚至還透過他的無框眼鏡瞪眼看著某些人。當一群攝影師包圍過來時，他還轉動眼睛假裝很惱怒的樣子。然後，他很謙虛地聳聳肩，在講台上他的座位上坐下。
就如同所有的年輕巨星一樣，他或許不在意他的崇高地位，但是，不同於其他人，鄔金欽列多傑並沒有沉迷於高舉雙手接受喝采和飛吻之中，雖然他會在口譯人員譯錯的時候，開翻譯的玩笑（他會講英文，但是在正式場合比較喜歡由口譯人員來翻譯）。畢竟，他是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是一支始於西元1110年的傳承的持有者。在他身上融合了莊嚴和年輕的活力，但謹記著他肩負的九百年歷史。在幾天之後的長時間互動中，我們發現了這一點。「擁有噶瑪巴的頭銜，就已經清楚地說明，我的責任就是要行動。」他一邊撥弄著他的念珠，一邊說：「如果這個頭銜幫助我履行一些責任，那就這樣吧。這是一個機會。」
由於噶瑪巴是藏傳佛教中最重要的領袖之一，這個機會就能夠體現為對數百萬人的影響力。藏傳佛教中兩個教派的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格魯派）和噶瑪巴（噶舉派），他們不僅受到藏族人的擁戴，而且是受到全世界的愛戴。即使有地緣政治包袱，他們還是主要的精神領袖。
「在流亡中，噶舉派在弘揚藏傳佛教上一直都比較有影響力，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偏見。」倫敦西敏大學（Westminster University）國際關係的副教授Dibyesh Anand說道。Anand是西藏事務的專家，也是《西藏：地緣政治的受害者》一書的作者。「噶瑪巴的影響所及，不只是西藏人，也包括了中國藏區的不少漢人，還有在香港、台灣、韓國、歐洲和其他地區的人們。」
噶瑪巴很高興能夠受到追隨者的重視，因為身為一位現代的僧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西元2007年在印度班加羅爾舉行的TED大會中，噶瑪巴在演說時提到，精神領袖應該要帶頭處理社會議題。因此，現今這位年輕人就運用佛教哲理中的「相互依存」，來傳達他對環保、性別不平等和食物正義等當代話題的看法。
在他上周發表的新書中，就討論了這些議題，行動家Aruna Roy稱之為「能夠迅速對我們有所幫助的語言和表達風格」。《崇高之心》讀起來非常不像是來自佛教宗教之心的產物，作家、詩人兼「西藏之友」行動家Tenzin Tsundue說：「噶瑪巴有關慈悲的教導，包含了實際的步驟，例如社會服務、環境保護和人道服務，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方式，把佛教和全世界的年輕人連結起來。」
與他的頭銜相符（有一種說法說「噶瑪巴」一詞，是來自「噶瑪」，或者說是「行動」，因此，「噶瑪巴」就是指「行動者」），噶舉派的領袖確實言行如一。他在喜馬拉雅地區的寺院發動了名為「Khoryug」的環保計畫，這些寺院的僧眾和尼眾與專家配合，對於自己所在地區的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可能造成的風險進行評估，並且討論處理地震、山崩、旱災等災害的策略。噶瑪巴也是一位素食者，在他於西元2000年抵達印度之後幾年放棄了肉食，他這麼做主要是基於對環境的憂慮。他承認自己在年幼時是「以愛吃肉而聞名」，但是他發覺「我們對肉品的依賴，是造成氣候變化、濫墾濫伐和污染的主要原因」。
生態行動家Vandana Shiva說，噶瑪巴的教導「對醉心消費主義的印度年輕人會有實際的幫助」。噶瑪巴可以說是天生就熱愛大自然，他是西藏北方偏遠高地的一個游牧家庭的九個孩子中的第八個。他說：「事實上，你無法比我們更接近自然了，我們所住的地方，是現代發展或其影響的任何層面都無法觸及的地方。」被認證為第十六世噶瑪巴讓炯日佩多傑的轉世者後，他遷居到中藏的楚布寺，這是噶舉領袖的傳統法座。西元2000年時，他就是從這裡出走，在經過五天在山區的逃亡之後抵達印度。他對於回歸那些純樸時光的渴望，反應在他以動物和大自然為題的優美畫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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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巴想要踏入新領域的願望，使得他從中國出走。「這麼激烈的一步，必須拋下一個人所有的安適範圍。」噶瑪巴在談到他西元2000年的壯舉時這麼說。懷著面對逆境和擺脫逆境的精神，他不畏懼用自己的方式來行事。Tsundue說：「這位仁波切戴太陽眼鏡，是個科技通，會說五種語言，製作多媒體的現代戲劇，他依然教導佛教的典籍。難怪西方女性會稱他是「His Hotness」而不是「His Holiness」。
他是一位劇作家、畫家、書法家、詩人，也是極有造詣的舞者。他說：「我想要盡可能運用各種不同的藝術，來表達我對大自然的感激和感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仍然是噶舉派的精神領袖。噶瑪巴說，他之所以離開楚布寺，主要是因為他必須有機會親近佛學的老師，他們能夠以噶舉傳承的方式來指導他。至於印度，他說：「就如各位所知，西藏過去是與世隔絕，資訊非常少。我們得要猜測，印度一定是這樣，達蘭薩拉一定是那樣。」但是，印度讓他非常驚訝。他回想說：「當我首次來到印度時，我的目標很單純，也很清楚，但事實和我前來這裡的目標形成很大的對比，不知怎麼地，很多事情都攪在一起，政治方向和其它方向等等。這使得這個轉變更具挑戰性，而且以一種令人痛苦的方式變得更艱難。」
對一個心靈上師來說，來到一個他認為是「樂土」的地方，卻發現自己從一開始就被捲入爭端之中，包括懷疑他的動機和指控他有財務非法行為等中傷，這真的十分令人費解。在這份清單上，達蘭沙拉的當地新聞還說：「藏人已經破壞了我們的土地。」噶瑪巴的行政人員承認，達蘭沙拉的藏人和當地居民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但是這是文化上極小的衝突，不應該被解讀成這樣。然而，噶瑪巴的追隨者，所感到憤憤不平的是印度政府沒有正當理由的審查，以及限制他出訪的行動。噶瑪巴在流亡中的主寺，是由第十六世噶瑪巴所建的位於錫金隆德的「法輪中心」，至今仍然是現今的噶瑪巴無法自由進出的地方，這或許是因為此地十分接近中國邊境，也可能是因為有關這個傳承所有權的爭端。
噶瑪巴面臨的狀況，是另一位上師欽列泰耶多傑主張擁有這個頭銜，這位上師是由西元1981年第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後，負責照管過渡期間事務的四位攝政之一所認可。藏人說這樣的對抗已經傷害了噶瑪巴的形象，但是要判決這件事非常困難，因為噶瑪巴的傳承所依憑的，不是DNA或是繼任證書，它依憑的是前一位噶瑪巴留下的深奧徵象。那麼，為什麼這位27歲的噶瑪巴比另一位要求權利者有更大批的追隨者呢？「我沒有精神上的能力去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噶瑪巴。」一位追隨者說：「但是達賴喇嘛有這樣的能力，而他已經任命尊者鄔金欽列多傑為噶瑪巴。」事實上，他可能是唯一一位同時為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所認證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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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世噶瑪巴有極高的能見度，尤其是在他從西藏出走之後，特別吸引了全世界的想像，這讓他就如《時代雜誌》在噶瑪巴於西元2008年出訪美國時，在雜誌封面上所說的：世界的下一位首要上師。隨著達賴喇嘛年事漸高（現年79歲），這位居住於達蘭沙拉Sidhbari的年輕住民，一直被視為是西藏文化下一世代必然的新代表人物。很多噶瑪巴的追隨者都覺得，由於班禪喇嘛（格魯派的第二高位上師）仍被中國政府監禁，事態越來越清楚，噶瑪巴未來可能必須要扮演史無前例的領袖角色。Anand也贊成這個觀點：「領導能力，和與生俱來的領袖魅力有關，也和後天習得的行為和機會有關。噶瑪巴具足成為對西藏事務有影響力的發言人的所有特質。」這位西敏大學的老師補充說：「但是，這要看他是否能獲得印度政府的允許，讓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前往海外。最主要的障礙是德里狹隘、保守、弄巧成拙、防衛官僚主義的思維，這顯示了對噶瑪巴的潛力和重要性的認識十分貧乏。」
噶瑪巴本人倒沒有那麼樂觀。他說：「尊者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和信仰的代表。他代表了我們全體。然而，如果你的處境是所有的一切都要仰賴一位發動者，那麼，這顯然很危險而且不切實際。所以，我個人認為，每一個藏人，尤其是年輕的藏族人，必須認知到我們擁有共同的責任。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在他的追隨者心中並沒有這樣的疑惑。考慮到達賴喇嘛的年紀和噶瑪巴的年輕，必然會有一段空位期，那時，這位噶舉派的上師將會發現他是周遭最重要而卓越的藏人。那時，噶瑪巴極有可能必須再度冒險離開他的安適區域，面對他具有九百年歷史的世系從未處理過的事情：政治的領域。就如Anand所說：「這並不是取代達賴喇嘛，而是在藏人經歷第十四世和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之間不確定的過渡期間，持續他的傳統和遺教。考慮到藏人在中國所遭受的嚴峻壓力，以及轉世系統的錯綜複雜，噶瑪巴有可能是未來重整旗鼓、凝聚眾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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