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传人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三)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个人采访部分
记者问：在《佛教的见地与修道》中，您提到了传承的重要性，能否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从老师那儿获得思想，又是如何传递给您的信徒的？
仁波切说：我必须非常谨慎地谈论传承。当我谈到它时，我希望我不会把它当作毕业证书来用，就像牙科诊所里挂着的那种牌匾。如果我以那种方式夸耀自己的传承和传承上师们，不但是不健康的做法，而且会使我的老师们蒙羞。在藏传佛教中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佛教徒相信因、缘、果之道。而传承正是一种因、缘、果的产物。如果没有传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揭示新的教法——只是读了一些书、弄了个宗教大杂烩就说，某个早晨我醒来时获得了这个启示。现在世上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传承上师需要担心和敬畏。他们没有任何的原则需要遵循，突然就展现他们自己是伟大的人物。那只是没有传承的堕落之一。即便是泡制中国茶你也需要传承，需要很多因和缘，像是应该在什么温度、煮多少水。所有这些对一位茶道大师恐怕都是很重要的，对吗？
传承的了不起之处在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伟大的传承导师们分享了他们的思想、经验、建议，而且他们有一套发现学生错误的方法。这些实践在传承中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而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修行者来说很重要。我愿意把自己看作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努力的、有愿心的学生。我的传承尤其如此。(注：宗萨钦哲仁波切是19世纪藏传佛教利美运动主要领导者蒋扬钦哲旺波的第三世转世。利美运动，又被称为不分教派运动，近代藏传佛教重要的精神复兴运动。支持者们希望统一藏传佛教不同教派间的歧见，对不同教派间的教义与传承同等尊重，以回到佛陀最初的教导，并保存藏传佛教的传统。)我也遵循莲花生大士的传承、文殊菩萨的传承，并尝试遵循金刚总持的传承。我不喜欢列举萨迦（花教）、宁玛（红教）、格鲁（黄教）、噶举（白教）所有这些派别的名字。我觉得这些名称已经过时了，并且和西藏文化有太多纠缠。比如，萨迦只是一个地名，是西藏一个叫后藏的地方。我们21世纪的人并不真的理解“萨迦”的意义。所以我宁可把自己看作一个努力成为伟大的萨迦派大师、宁玛派大师学生的人，是导师的学生，而不是教派的学生。
我认为自己相当幸运。在我成长时，我有一些非常好的、真正思想开放的监护者。因为我当时还是孩子，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但他们的确做出很大的努力，带我去见许许多多伟大的老师。这与蒋扬钦哲旺波和蒋贡康楚罗卓泰耶的传统——不分教派的精神是吻合的。所以我也许可以自夸的一件事，不是具有任何特殊的品质，而是至少有一个宗派观念比较淡薄的头脑。我真的感到宗派观念是绝对、完全荒谬的。就是这样。
记者问：请谈谈您主要的导师，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从他那里得到的独特启示是什么？
仁波切说：我有过许多老师，我想我们在谈论我的老师们，对吗？我有过许多老师，我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我现在50岁了，当我回想起我的导师们，我希望我能倒回25年。那时候我不懂得如何好好珍惜他们。如果能回到过去，有那么多事我可以做。比如，我希望25年前我有台录音机，我希望有台摄像机，我希望当时已经有MP3录音机了。当时并没有，但你知道，也许我们当时没有所有这些东西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真的不得不细心听。总之，我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珍惜。我有过那么多的老师，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令人惊奇。当然，毋庸多言，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非常突出，我想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除了是个好老师之外，还是个很伟大的人，而这是特别重要的。可能我太世俗了，不过有些伟大的老师要么太顽固，要么脾气太急，要么太难说话，要么思想太狭隘太清教徒，要么太过宽松，我不知道。但顶果钦哲仁波切就像一座山。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们，也许这可以概括一切：我和顶果钦哲仁波切同样有很多学生。他所有的学生，从清洁工到大喇嘛或国王，都会这么想：“我得到了仁波切的特别关注”；而我呢，我所有的学生都在想：“噢，仁波切忽视了我”。这就是差距。
记者问：藏传佛教有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方法，请谈谈您所受的教育，您需要学些什么？
仁波切说：我们这一代成长时，老一代总是训斥我们，你知道，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小家伙太幸运了，你们努力的不够，你们这些小家伙太懒散了。”我们就想：“为什么？他说我们努力的不够是什么意思？我们凌晨两点起床，我们那么早就入睡。我们没有节日，从来没有，没有周末，每周没有间歇，每月没有休假，没有父母探望。甚至在我们吃饭、睡觉时，都有老师在讲佛陀的故事或者类似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感觉像是残酷的训练，毫无疑问那是非常严格和孤独的。身边没有其他的孩子，没有伙伴。我们就那样长大，而老师们一直责骂我们。但现在当我们去看新一代的祖古（转世活佛），哇！和我们相比，他们来的太容易了。他们根本不学习！他们有那么多玩具、那么多假期，他们的父母会来说，我们家仁波切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他们看电视，什么都可以，你明白吗？所以是的，我想这种训练已经变了。我不会说变糟了，我不知道，但变化是确定无疑的。
过去我们什么都学，佛经，阅读。对一个年轻的祖古或者仁波切来说，最重要的训练之一就是快速阅读（注：指发出声音的诵读）。有的人也许认为这有点浪费时间，我们光学这个就几乎花了5年，你们可能在学习数学、科学，类似的东西。大多数新一代仁波切没有学习怎么快速阅读。这一点令人不安，因为我们之前说到过传承，如果我们想要使传承可以延续，我们需要做很多灌顶，而这需要我们做大量读诵：经文、咒语、仪轨。如果不能快速阅读，就不可能完成。
记者问：据我所知，您没有结婚也没有剃度，谈过恋爱。这和一般理解的佛教徒有些不同？
仁波切说：是，当然有所不同。如果你去泰国，那里的法师也不同。有时这会令人困惑，但基本上这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出家戒。如果你受了出家戒，那么你当然不会被允许结婚。午餐后进食或触碰黄金等等都是不被允许的。在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戒律系统的形式可能是最完备的。现在，在西藏因为密宗的学习和修行，不是每个人——老师或修行者——都会出家。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总是觉得结婚和出家一样难。（大笑）你明白吗？出家不容易，结婚也很难。所以我有一点悬而未决。而且，我想，我也许会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做自己能做的，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承担太多，或者承担自己不能承担的，然后假装我们可以，那可能会导致虚伪。我们可能欺骗自己，更糟的是，欺骗别人。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最后我会结婚，也许我会成为僧侣，这可说不准。
记者问：在世界各地讲授佛法，常常要使用英语，这对您解释清楚佛法是不是有所限制？您怎么学的英语？
仁波切说：我从来没有正规地学过英语，可能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余的就是靠虚张声势了。所以，我挑我知道的说。我的一些中国朋友鼓励我学汉语，我的确也想学。但在我这个年纪，不得不学4000个词太令人气馁了。不过我喜欢北京人的腔调，所以如果我真想说一点，我会试着学一点北京话。
记者问：您接触过各种修行者，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困扰？通常他们想从您这儿学到什么？您通常的教授和开示方法是怎样的？
仁波切说：这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困扰。男人，女人，不管是谁。好，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不是为了奉承中国人，这是认真的。这么说可能太粗略了，但我认为和一个新加坡人、香港人或台湾人——那些声称自己是佛教徒或有志于此的人谈话，与同一个中国大陆年轻人谈话有很大差异。而且我不得不说，许多时候我的确更喜欢大陆人，因为那些年轻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包袱，对我来说，这真的很像空白的画布。然而，尤其是在新加坡那样的地方，对佛教已经有先入之见；所以下意识的，他们在问我之前头脑里已经有答案了。
记者问：日常生活中您是怎样的人？
仁波切说：我确实不清楚。但我为很多事操心，我是个很紧张的人。有人说因为我是双子座，我有神经紧张的毛病。我想这点很对。人们以为我很无趣，事实上我并不是，那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内心其实很害羞。我应该是一个和蔼的人。但这很难，我越来越意识到做个和蔼的人太难了。
记者问：您是否已经做到没有机心？
仁波切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时常有某些机心而自己意识不到。而许多时候，我清楚知道自己怀有机心。 但多数时候是我有机心，而我没有意识到。你知道，自私是如此细微、活跃、有组织的。我以无私开始某事，我以善良、理应是慈悲的慈善之举开始某事，但自私悄悄混进来，然后已经为机心画好了蓝图。这是要小心的。这是个好问题。
记者问：您主持或监督许多寺院和修行中心，还要负责两个基金会，怎么还能够有时间拍电影？
仁波切说：很多我的喇嘛同道们也这么问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有时我也感到困惑，尤其是拍电影的事。我正打算拍一部电影，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事要想。当我看着我的制片人，我看到这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基本放弃了她的工作，一周7天，每天24小时投身于此，为此掉了很多头发。而且其他所有帮助她的人们，也都在为此操心。所以有时我也困惑我为什么拍电影。为什么我要把这么多人带到痛苦、折磨、焦虑等等之中。不过这是，我想你可以说——可能前面的问题已经提到了——心机。
记者问：您可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仁波切说：也许吧。我想用这个借口：我想拍一部关于佛陀生平的电影。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拍佛陀的一生，与中国伟大的玄奘法师的一生并行讲述。这有点像一个梦想或希望。我应该告诉自己，如果它没有成为现实，顺其自然吧。
记者问：您是怎么结识贝托鲁奇导演和英若诚先生的？
仁波切说：当时伯纳德•贝托鲁奇正打算拍电影《小活佛》，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他们正在写剧本，贝托鲁奇想要一些哲学上的建议。在电影方面我完全是新手。我希望我知道一点电影制作，但我完全不懂。我只是喜欢看电影。我真的渴望拍出伟大的电影。但不管怎么说，我朋友的朋友，一个美国女孩刚好遇到了贝托鲁奇。她告诉他有个喇嘛真的喜欢电影，他们就联系了我。在拍摄现场，我见到了中国最好的演员之一——英若诚。当时我正在伦敦亚非学院读硕士。实际上我很困惑我在那儿干什么。对我个人而言那完全是浪费时间。然后贝托鲁奇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离开。
记者问：《高山上的世界杯》中，老喇嘛怀有深切的乡愁，对修道者来说乡愁是不是一种执著？您有乡愁吗？您把何处视为故乡？
仁波切说：是的。这是个好问题。我出生在不丹，我是不丹公民。我真的关心不丹人的幸福，我真的关心不丹的年轻人。但在文化上，我非常醉心于或者说敬畏印度。单单是这儿有300种不同的活的语言的事实，单单是这儿有诗歌，这儿有长达3000年的舞蹈传统的事实——这是我下一部电影的主题。3000年历史的舞蹈，3000年历史的音乐，这些都令我着迷。所以从文化上说，在印度我感觉很自在。或许这也是因为我是佛教徒，佛陀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印度人。除此之外，我越来越少有“在家”的感觉。世界变得这么小，在香港你可以喝到新西兰的猕猴桃汁，基本上，你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任何你在纽约能得到的，在香港也能得到，商店看上去都一个样。遗憾的是，它们都想努力变成一样的。因此，所有这些也导致与你可以称作故乡的特色越来越近。
记者问：我听说您也使用iPhone和iPad，看来您并不排斥科技，科学也有对世界本性的解释，例如宇宙大爆炸理论、相对论等，您怎么看科学对世界的解释？
仁波切说：实际上，我会使用iPad是因为有个中国人给了我一台。我不得不说，iPad令人惊奇。现在我甚至在法会中都在使用它。我大概有差不多6000个藏语文本，我可以随意选择所需要的，就这样拿着。是的，当然，人们怎么可能排斥科技呢。科技已经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将继续。与其回避科技，不如和它交朋友。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不能让科技对我们和世界的生态等等造成灾难。我们也许可以利用科技实现这一点，而这是科技的好处。科技本身并没有生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利用它时出于什么动机。我总是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这么蠢，制造了这么多毁灭自己的科技。你知道，我们有能力去月球，却不能做一些无害的、有益生态的事。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想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人类有太多的贪婪和不安全感了。
许多喇嘛对科学和佛教的关系有一些兴趣。科学的一个优点是研究和探寻。他们探寻、探寻、探寻，兴趣无止境。他们做研究，非常理性导向、逻辑导向，不会只是因为表面现象相信某些事物。这是桩好事。而很多喇嘛对科学感兴趣，我想是因为他们现在将科学视为权威。科学家所发现的，特别是与心灵有关的科学——关于心智、原子、时空等等这些方面的科学——他们探讨的方式真的很接近佛教。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藏喇嘛和佛教学者产生了兴趣。
但我仍然得说，两者存在着鸿沟。在某些方面，科学和佛教没有任何共同基础。比如，关于心的概念。如果要讨论，必须存在某些共同基础。就像我们在讨论这张桌子，你和我必须都同意这里有一张桌子可供讨论，类似这样。但让我们看看事情会如何。如果我没说错，科学好像对客体更有兴趣，而佛教对主体、冥想、心灵活动更有兴趣。而依照佛教，主客体最终是不分的，它们没有区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们不断探寻，最后他们是有希望得到正确结论的。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记者问：您怎么看死亡，对此还有恐惧吗？
仁波切说：非常恐惧。也许使我保持做一个不那么糟的佛教徒的,就只有这件事(对死亡的恐惧)。而死亡的不确定性，甚至更糟。
记者问：有没有想过自己原本可能成为另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传承使命的话？
仁波切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参照。自从我自母体降生，我就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你明白吗？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参照点。不过实际上，我近来在和一个朋友谈论经济，我想我不介意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过，我会努力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经济学家——我不知道——一个有宏大的、或者更健康的动机的经济学家。可能我也愿意出生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我听说那里的男人会为自己化妆，去追求取悦女人，这是因为我挺喜欢在自己身上画点什么的。就这样吧。
內文轉載自宗薩欽哲仁波切正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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