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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少大型企業以慈善公益模式取代風光炫富的尾牙宴大抽獎，營利居於前茅的鴻海、王品都在其中。大資本家一夕間變得慈眉善目，成為好人好事代表。媒體為其免費做了企業形象廣告，稱頌他們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踐行者。

這些年來，CSR成為流行的名詞，儼然成為新時代企業精神的象徵。「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大致是這樣的：企業置處於社會之中，其利害關係人並不僅只限於老闆和股東，還包括所有可能在生產過程中遭受影響的人，勞動者首當其衝，其他還有中下游代工者、工廠附近居民、消費者、非政府組織和公權力等，他們都與企業有一定的利害關係，企業應該儘可能與他們「對話」，建立良好關係，並展現對於週邊社會和環境的關照。

其實，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即使在還沒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年代，將社會和環境目標列入生產過程早有先例。在19世紀，企業主為勞工提供住房、醫療和在職教育已是常態。199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反而比較不是著重在照顧勞工，而是在如何塑造企業本身的道德化形象。

那個年代的背景是：過去勞資相對妥協的福特生產模式面臨工廠大量外移的困境，企業為了追求廉價勞動力和新興市場的全球化布局，一方面造成工業先進國家的大量失業，而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代工部門也紛紛爆發雇用童工、血汗剝削和肆無忌憚排汙散毒的醜聞。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公民權利意識相對提升，抱持「另類全球化」主張的團體日趨活躍，它們有能力進行大規模調查，揭發邪惡跨國企業的醜聞，並呼籲消費者進行杯葛。殼牌石油（Shell）在北海油田的撤退以及耐吉（Nike）血汗鞋廠的揭露都是鮮明的案例。

追本溯源，「企業社會責任」是因應資本主義的道德危機、正當性危機而產生的需求。自2007年爆發全球經濟危機，金融醜聞頻傳，華爾街掏空惡搞的大肥貓更是一一現形。於是乎「企業社會責任」乍然變成危機資本主義的救命仙丹，彷彿可以為失信敗德的企業注入新的靈魂，讓它們的面目在公民社會的眼眾不會太過猙獰。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也可以是障眼法，讓跨國企業取得喘息的空間，可以在其掩護之下重新建構追求效率與利潤的機制。亦即，在資本主義體系敗德腐朽之際，「企業社會責任」適時提供了剔骨補血的藥方，助其重新取得正當性和道德光環。到了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卻似乎被包裝為新時代的企業精神，為資本家塗上護法金身，而完全忘記其曾經千夫所指的惡行惡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