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馬雅各、巴克禮、馬偕之後，長老會日據時代不再有耀眼的外國宣教士？
在我們從加拿大購藏的早期台灣玻璃版中，有幾張涉及到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而且是長老會的先驅者，包括一張大清光緒年間巴克禮牧師與本地信徒在台南神學院前草坪的合影。一張甘為霖牧師夫人抱著孩子在台南神學院前的留影，草地上是網球場。還有一張打狗與洋人墓園中剛修好的李庥牧師的墳墓。最後一張則疑為李庥牧師與友人在哨船頭山上休閒合影照片。說「疑為」，是因為不敢完全確定，因為那個時代留大鬍子的西方人很多，只能說形象神似李庥，而且時間和地點都對。
我們有四張關於台灣長老教會先驅者的原始版玻璃，無論就台灣教會史、醫療史、攝影史而言，都是無價之寶。從這裡我們可以談一下長老教會最初到台灣已經進入日據時代的狀況。首先從這四張照片，出現以下有趣的問題和思考：
1，不同於稍後的馬偕博士的看牙齒的照片，深入民間，為基層病人免費看病。這是基督教傳教很重要的途徑，就像耶穌基督用神蹟治好了許多窮苦百姓的痼疾：瞎子睜開眼睛，痲瘋病瞬間痊癒..。馬偕博士儘管沒有如此神蹟，但有著一樣的精神和形象，一邊傳福音一邊施善，體現的正是基督博愛的精神。不過在我們的玻璃版中，巴克禮牧師、甘為霖牧師夫人、李庥牧師，都生活在西方中產階級的環境中，而且巴克禮牧師的台灣信徒，雖然是他的追隨者，也不是窮苦的人民，明顯是安平一帶的富裕的台灣人。這代表什麼？而且長老會牧師並不是成天傳播福音，或是編字典，他們也許凡人，有平常人休閒的部分，那是高於本地人生活水平的西方生活。為什麼？
2，基督教長老會最初在台灣傳教時，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包括受到鄉下群眾的暴力攻擊，教會通常用「暴徒」來形容這些攻擊者，教會和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矛盾？我們幾乎找不到最早期長老會跟基層民眾打成一片的影像紀錄。他們跟底層民眾的和平關係，要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穩定下來，為什麼？
3，早期巴克禮傳教士等人是由長老會派到中國福建省台灣府傳教的，屬於長老會中國福建分會管轄的範圍，這是行政指揮系統的隸屬關係，所以他們的行政運作中心是在廈門、福州和上海等地，通常宣教士派到台灣之前，先在廈門學習廈門話，然後再到台灣傳教。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長老教會本應該轉移到隸屬於日本長老教會的行政指揮體系，然而原來的宣教士卻仍然維持跟中國密切的關係，宣教派遣工作仍然是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而不是台灣和日本之間，為什麼？
以上幾個為什麼實際上是相互連結的，答案也是密不可分的。要了解基督教和非基督徒之間的衝突，首先要從歷史的角度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已經上千年了，而且非常血腥，到今天依然如此。基督教到東方來沒有發生像跟回教那樣的流血衝突，但初期的摩擦仍然存在，而且在不同國家程度也不一樣。佛教也是從印度傳過來的，也有過一些小摩擦，但很快就跟本地的信仰相互融合。基督教卻不是這樣，根本的原因在於其教義在與「信仰唯一真神」，把拜其他宗教都當成「拜偶像」。一提到「拜偶像」，西方基督徒腦中就浮現摩西帶著以色列人在西奈停留，上山聆聽神諭，下山時看到墮落的以色列人沉溺在祭拜金牛，飲酒作樂，荒淫敗壞之中。的確，深受聖經教義洗禮的虔誠基督教徒，一說到拜偶像馬上就會跟「祭拜金牛，飲酒作樂，荒淫敗壞」連結在一起。新教出現時，連天主教的耶穌和聖母瑪麗亞的人形像都當成偶像，照樣搗毀，看到東方的觀音、佛祖，乃至印度教各種動物頭人身的塑像，更當成妖魔邪神，更理所當然了。即使到了今天，極端虔誠的基督教徒本能上仍然不願意踏進寺廟一步，彷彿會沾到邪氣，也不會拿香祭祖。
如果虔誠的基督徒是用這種眼光看其他宗教，他們肯定也會得到同樣的回應。那就是最早在東方國家的眼中，尤其宗教信仰比基督教更長更久的國家。基督教才是真正的破壞傳統信仰的邪惡宗教，帶著唯我獨尊的傲慢，要「教化」比基督教具有更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更糟糕的是，到了近代，基督教宣教背後有著西方強大的武力，一旦碰到衝突，不是外交協調，而且直接把軍艦開過來炮轟。東方傳統宗教信仰者的眼中，基督教才是離經叛道，舊約中的故事，耶和華可以把整座城市摧毁，讓耶利哥城倒塌，又指使以色列人殺光城內男女老幼，連牛羊畜生也不放過。先知們也要殺羔羊獻祭耶和華，亞伯拉罕甚至受到神諭，要殺兒子以薩祭神，儘管後來上帝阻止了，並表示這只是信仰的試煉，並非本質上反對，後世信徒也做了許多圓融解釋。儘管如此，舊約裡的耶和華神魔一體，在很多事情上魔性甚至超過神性，這個是古老宗教神祇的共通性，帶著嚴厲的毀滅的神威。這是律法不明的古老社會中，最大的駕御力量，透過祭司和巫師的，傳達神的指示，不從者則必將遭到毁滅性的懲罰。因此，耶和華是亞伯拉罕的部落神，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巴勒斯坦是上帝的應許之地，其他都是「外邦人」，猶太教仍然保留了這種宗教心靈。
天主教神父到達東方時，儘管有著高尚的個人人格，但他們的使命中就是傳布福音，教導耶和華是唯一的真神，告訴當地百姓放棄原來的信仰，因為那是「祭拜偶像」。如此，衝突必不可免，不過每一個國家的反應程度不一樣。在日本，當地政府直接把天主教神父砍頭，如果要活下來，就被迫踐踏耶穌的畫像，甚至被安排娶妻生子，讓神父飽受精神的羞辱，一輩子受折磨。在韓國，神父也被認為帶來邪教代言人，跟著西方軍隊一起過來，要摧毁韓國國體以及傳統的宗教文化，神父和信徒都會遭到殺身之禍。
至於在中國，天主教神父的境遇好很多，直接由中國政府以命令殺害傳教士的情況極稀。在羅馬教廷宣布的120位中華殉道聖人中，清一色都是被民間人士殺害，或是跟民間衝突中遭到地方官員拘禁折磨，並沒有來自中央政府直接的禁教政策而殺害的，否則他們連入境都沒辦法。中國和日本韓國的情況不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本身是歷史上非常強大的國家，對於「萬邦來朝」抱著習慣性的自信，不會認為自己的國家會因此垮台。大唐盛世，長安住著西域各國的使節、商旅、傳教士等，佛教、景教等外來宗教寺廟林立，不僅相安無事，還添增了長安城繽紛多彩的異國文化。如今，天主教前來中土，不過再添盛事一樁而己。第二原因在於來華的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個人的眼光的胸襟。中國人有各種宗教信仰，即使不拜佛，也會祭拜祖先。利瑪竇向教廷報告，中國人祭祖祭孔，是飲水思源尊師重道的禮儀文化，跟基督教並不矛盾，他的見解為教廷接受。利瑪竇對異文化的尊敬態度，使得他在中國的傳教推展得很順利，他個人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很高的聲譽，明朝幾位大臣都信教受洗。一旦天主教接受中國人祭祖的正面意義，意味著連結的文化慶典都會不排斥，包括元宵、中秋、端午等，「偶像器物」如祭壇、牌位、龍騰塑像等都不忌諱。如此，等於天主教在中國傳教草根化，信眾快速增加。儘管如此，天主教內部對於中國人祭孔祭袓的性質仍然存在爭論，並沒有徹底定案。明朝崇禎年間，在中國傳教的道明會士黎玉範神父，反對天主教接受中國祭祖敬孔 的禮儀，向羅馬教皇呈遞了禁祭祖敬孔的意見書。教皇依諾森十世於清順治二年(1645)批准了黎玉範神父的意見書，引發了三百年的禮儀之爭。 大清順治七年(1650)，耶穌會士衛匡國神父，又向羅馬提出意見書，解釋中國人對父母長輩在生前與死後的孝敬，並不違背教會信仰。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因而於順治十三年(1656)批准衛匡國神父的爭執案意見書，又准許中國信友行祭祖敬孔禮。然而，康熙十三年(1674)，另一位道明會士閔明我神父，再去羅馬呈遞中國禮儀爭執案意見書，並於康熙十五年(1676)在歐洲出版了《中國歷史政治宗教概論》，再度掀起歐洲對中國祭祖敬孔禮儀的激烈爭論，教皇格肋門十一世，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仍再次出令禁止祭祖敬孔，並於第二年 (1705)，遣派教廷官員多羅宗主教，來華宣布此禁令。康熙帝原本以上賓禮接待多羅宗主教，但當得知主教來華的目的是為禁止祭祖敬孔的禮儀時，康熙帝在氣憤中下令多羅宗主教即刻離京。（以上一段維基資料）
經過了激烈反覆的爭辯，羅馬教廷終於決定中國人祭孔祭祖屬於偶像崇拜的犯罪行為，不見容於天主教，這是大清初期禁教的根本原因。客觀來說，中國的反應並不激烈，中國皇帝本身每年都有祭拜祖先、祭拜天地的盛大儀式，並傳遞忠孝仁愛的倫理價值，如今西方傳教士來告訴中國皇帝這是犯罪行為，天主教表現的是傲慢無比的文化征服態度，比較起伊斯蘭與基督教血腥的宗教戰爭，日本和韓國將天主教傳教士斬首的回應方式，中國皇帝將其驅除只是相當於宣布對方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算是非常輕微作法，比起當時天主教本身動輒將異端分子綁在柱子上用火活活燒死，更是文明許多。
一直到了1939年，羅馬教廷才正式撤銷中國信徒對祭孔祭祖的禁令。不過，在1842年天主教已經突破了清政府的禁教令重新進入中國，這一次是跟著西方船堅炮利，以及強迫中國人吸食消費鴉片的帝國主義侵略而來的。1860年後，天主教會更深入中國沿海和內陸各地，由於背後是西方國家強大的軍事力量，清政府已經無力干預，因此教會與民間的磨擦均出自於信仰和習俗的衝突。教會依然教授中國人有關祭孔祭祖是拜偶像的邪惡行為，天主教聖經中文譯本，也將地獄的Dragon 翻譯成中國的「龍」，因此中國人傳統中的吉祥神獸成為聖經中與伺侯撒旦的地獄怪獸。不僅如此，有關於教會所使用的土地財產與本地人發生糾紛時，總是仗著西方政府的勢力，而取得優勢。因此儘管教會也做了許多醫療慈善和教育工作，但本質上的摩擦和怨怒越積越深，最後終將如火山爆發一般。義和團把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教會視為一體，大肆殺害神父和信徒。這種宗教迷信、盲目排外的暴動行為，固然是一種愚昧野蠻的行為，但就像車禍一樣，不能只看單一畫面的截圖，必須把呈現前因後果的錄影帶調出來，才能理解到為什麼會爆發反教會的暴動。
在解釋了以上的歷史背景後，就可以理解到天主教或基督教進入台灣時，遭到本地人排斥，並非本地人排外，而是信奉唯一真神的西方宗教太排他了，把別人固有的傳統全部否定，而且視為理所當然。尤其當他們又仗著西方帝國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干預，但加深了本地人猜忌和不信任。因此，基督教長老會最開始傳教成功對象並非台灣底層百姓，而是在安平和打狗與洋人經商的台灣經商階層人士，就像巴克禮牧師與本地信徒合影照片顯示的。必須說明的一件事情是，教會作為外僑社區的一個部分，神父並非孤立生活的，而且和社區裡的領事、洋商、技術人員、眷屬等，有著密切的往來，尤其西方眷屬本身也會固定上教堂做禮拜，作為日常的宗教信仰生活。此外，傳教雖然要吃苦，但教會牧師過是西方水準的物質生活。雖然談不上奢華，但在教會的經費注入下，有寬廣的禮拜堂、辦公室、圖書室、書房、衛浴設備，也有休閒生活中的網球場等。簡單地說，神父過的仍然是中產階級水準的生活。因此，第一批接觸教會的本地人並不是熱衷於宮廟文化的基層百姓，而是與洋商有生意往來的本地商人。因此，長老教會的第一批台灣本地信徒是富商和仕紳階層人士，而不是底層熱衷宮廟文化的台灣人，後者拜媽祖、關公，城隍爺巡境。心中有疑惑是到廟裡問神求卜，擲筊；想發財拜財神爺，求好姻緣拜月下老人，求中第拜文昌廟，甚至少數心中有其他念頭的還會拜豬八戒：台灣人開餐廳，前堂不是放財神爺像或是關公像，沒有人會放耶穌基督或是聖母瑪麗亞的像。這就是真正台灣的文化，基督教長老會必然與之格格不入。但最重要的是，具有富商仕紳階級性質的長老會教徒，會用什麼眼光來看待普通的拜佛台灣人？當然是看成異教徒「外邦人」，對於鄉下文盲的一般拜佛百姓，更有一種階級的優越感，以及仕紳階級在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性格。日本人一來，他們很快就跟日本統治當局配合，以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這種階級本能也決定他們在整個日本統治時期的政治和社會表現。即使至今，長老教會對於早年那些由於自己信仰遭到羞辱而對教會進行破壞的台灣百姓，一律稱之為「暴徒」，顯然缺乏反省的意識，天主教已經做過深刻的反省，同時同意祭孔祭祖並不違反基督教義，長老會還沒有這麼做，還是很排斥。這也說明了歷史上長老會在台南農民暴動中的政治態度。台南是中華文化扎根最深的地方，府城是官學官廟的集中地，郷下則是各種歷史悠久的廟宇，農民靠著到廟裡燒香拜拜，聽神怪演義故事，傳遞傳統的信仰和中國歷史故事。在清朝統治比較鬆懈的狀態，土地劃分並不是那麼清楚。農民們隨便找一個山地和平地的交界處，種菜抓魚，過著自然經濟的生活。日本人來了以後，宣布所有土地都是國有，未經許可而使用土地的生產活動，均屬於非法。如此農民被剝奪了基本的生計，對日本殖民當局非常憤怒，反叛的怒火熊熊燃起，從而爆發了西來庵事件。
日本殖民當局指責抗日軍領袖余清芳利用宗教迷信蠱惑人心，煽動暴動，事實上，嘉南郷下的文化水準就是如此。所有信仰和知識取得的渠道就是寺廟，地方人民的教育和倫理也透過寺廟繼續交流。他們反抗日本當局的精神養分自然取自於傳統宗教的演義和神怪故事，連高舉義幟也使用「大明慈悲國」國號，直溯大明王朝，號稱得到天兵天將神功義助等等，這是他們的文化水準的限制。儘管如此，不要忘了，他們首先是作為被壓迫者的反抗行動，這是事件的緣由和本質。事實上，提到宗教迷信，日本天皇才是天字第一號裝神弄鬼的神棍，尤其推動國家神道後，強迫所有人參拜神社，將天皇當成人間神來祭拜。若有不從，輕則拳打腳踢，重則逮捕入獄，再施予酷刑。日本帝國成了神權社會，一個超大型的邪教組織，帶領了全國信徒走向自我毀滅，同時又害死了亞洲幾千萬無辜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基督教長老會保持了沈默，不是針對與遙遠的滿州或中國大陸的日軍暴行，而是台南本地的重大事件。至於噍吧年事件本身，總督府下面的台南法院判了八百多個死刑，國際上一片譁然，日本國內輿論也不以為然。在強大的壓力下，總督府被迫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但此時已經處死了100多人。如果不是受到龐大的外界壓力，這八百多人勢必被快速處決。之前總督兒玉源太郎就是以殺戮著稱，如今噍吧年事件的審判也是徒具形式而已。此外，事件本身的死亡人數遠高於此，日本軍在嘉南進行大規模屠村，當時估計最少有3000人以上遭殺害，老弱婦孺不能倖免。事實上，總督府自己公布的具體資料，那幾年他們處決的反抗者將近5000多人。對於發生在眼前濫殺行為，長老教會保持了沈默，沒有任何正式的聲明，甚至連委婉地的關心都沒有。因此，長老教會對於霧社事件沒有任何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儘管如此，日本殖民當局對長老會仍然極不放心，他們不准許長老會在山區傳教，以免他們強烈的「唯一真神」教導破壞的日本殖民政府的基本工作，干擾他們對原住民效忠天皇的思想灌輸。日本殖民當局不只如此，他們進一步要求長老教會對日本天皇的神性進行表忠，徹底控制長老教會。除了要求長老教會宣教士和教徒必須祭拜神社外，也要求長老教會做禮拜必須使用日語，遙拜皇居，議事也規定用日文記載。禮拜堂和牧師堂必須奉帶「大麻」，那是一種日本神道偶像工具，等於是說長老教會牧師和信徒拜上帝的同時，也被迫祭拜日本神道的偶像，原本向信眾傳福音的長老教會牧師，被迫也要順便要感謝「日本神道恩典」，並且承認天皇具有神性。對於基督教義來說，拜偶像就是拜邪魔。對於信仰天父是唯一真神的基督徒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精神羞辱。二戰爆發之後，長老教會的英美牧師全部被驅逐出境，1943年日本戰局快速走下坡後，台灣長老教會被迫宣布與加拿大原生母教會斷絕關係，以表示對日本政府的絕對忠誠。長老教會不僅對於大批台灣人遭到殘酷的殺害保持了沉默，他們反對台灣人祭祖祭孔，認為是祭拜偶像，但自己被迫走進神社祭拜日本神器偶像時，卻沒有激烈的反抗，反而是傳統宗教信徒拿起槍棍作戰。從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來說，後者比他們的信仰要堅定地多。在同一個時期的韓國，當地許多長老教會宣教士由於拒絕參拜神社，被日本殖民當局逮捕，大約有兩百多人在獄中被凌虐致死。另一方面，台灣長老教會雖然也有不同形式的反抗，但總體而言強度並不高，很快就妥協，甚至被要求組織配合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活動。
另一方面，日本殖民政府推動的皇民化思想教育中，長老會興建的教會學校自然成為整頓對象。舉一個顯著的例子，今天的淡水真理大學的最前身就是清朝時代馬偕先生所興辦的「牛津學堂」，校史也清楚寫著「全台灣最古老的大學」，有140年以上的歷史。然而，校史資料卻從清代直接跳到1965年成立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整個日據時代成為空白，好像也沒幾個人說得出所以然。其實日據時代，牛津學堂逐漸轉為淡水女中和淡水中學。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接管校務，進入皇民化的教育體系，所以教會學校名存實亡。順便說明，今天形容真理大學有140年歷史，其實遠離事實，因為無論在清朝或日據時代都不是大學，真理大學也沒有百年的大學學風和知識傳承。此外，外國人在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的艱難處境：晚清台灣施行開放政策，進出口貿易鼎盛，基督教傳教士事業蓬勃發展，清政府提供許多便利。日本統治開始後，壟斷進出口貿易，禁止外人投資，連在台灣開一家餐館都不行，洋行洋商紛紛離去，最後只剩下傳教士留下來；儘管如此，傳教士的工作對日本殖民統治具有顛覆性，尤其是在國家神道信仰確定之後，基督教的思想與之絕對對立。基督教會成為被監管的對象，教會不准向原住民傳教，同時也被迫參加祭拜神社的信仰活動。到了最後，日本殖民政府直接接管教會學校。在日本殖民政府眼中，或許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長老教會信徒表現出政治順民的個性，那是城市仕紳偕層的特點。不像受壓迫的傳統宗教信徒，經常領受「玉皇大帝聖旨」或「關帝爺顯靈」，跟日本人閙事。此外，大日本帝國從「九一八事變」之後，就處於國際孤立狀態，他們在外交上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對於西方人士表現出猜忌和敵意，在日本統治區內的西方人受到監督，被當成可能的西方間諜。
二戰爆發後，所有在台灣的西方傳教士全部被驅逐出境，長老會的外國宣教士當然不例外，台灣教會甚至被迫切斷和加拿大原生教會的關係。這樣的歷史環境造就了一種必然的現象，長老會第一代傑出的宣教士如馬雅各、巴克禮、甘為霖、馬偕等人，他們終老之後，為何長老會就在沒有下一代耀眼的外國宣教士？當他們的故事結束時，日據時代的後半段幾乎是空白的。理由有兩個：一，第一代傳教士他們學習的是中國文字和方言，他們的教區行政與知識累積也都是跟中國有關。即使他們在台灣工作的時候，也經常在大陸和台灣之間不斷往來。日據時代，馬雅各二世馬士敦在中國大陸行醫，還擔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日本統治之後，台灣的宗教事宜改由日本方面管轄，語言文字也變成日文，這種語言和文化的傳承決定第一批的西方宣教士已經完成他們的使命，接下來是由受日文教育的本地宣教士，以及日本派來的日本宣教士，或者能掌握日文的外國宣教士。二，即使如此，宣教士除了提供醫療服務之外，他們的傳教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長老教會的歷史中，外國宣教士重要的文化成就全部集中在清代，日據初期都是清代的延伸，中期以後乏善可陳，沒有重量級的文化表現和著作，因為在現實就不可能。當他們都被迫祭拜日本神社的偶像，很難想像能夠產生重大的思想與文化的著作。
今天談到基督教或天主教那些為台灣奉獻一輩子的，不是在清朝末年，就是在光復以後來到台灣的傳教士，日據時代沒有，因為他們受到嚴厲的思想和宗教活動的限制，最後甚至被日本政府趕出去，如何奢談「為台灣奉獻一輩子」呢？
1998年，長老會教友廖安惠在台灣教會公報」撰文描寫皇民化時代的教會，他寫道：「……皇民化運動時期，雖然有牧者遭受迫害、逮捕，然而教會對政府的抵抗非常軟弱，有時甚至扮演協力者的角色。為鼓吹日本精神，教會聚會需要用日語，禮拜中並要求舉行所謂「國民儀禮」，遙拜皇居、唱日本國歌、獎勵國語（日語）家庭，以及日語講道。如議事錄改由日文紀錄，也是日本政府的要求；對於改姓名運動，教會中也有多人響應，如文田宗義（汪宗程）、福山春雄（徐春生）等人；此外，禮拜堂或牧師館必須奉帶「大麻」（神道教偶像）」「就個人淺見，教會確實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而對於戰爭而來的精神苦悶，普遍存在於當時的信徒。然因本地教會之二、三代，經由教育而提昇社會階層，甚且受日本教育之故，對日本政府的反抗不強，因此老一輩教會人士多以同情的角度理解之。然而經由比較，我們可以發覺縱然是高壓的情況下有許多人採用沉默做為抵抗，而少數人卻迎合政權，配合政府，只為自己私利，這些人就成為我們必須批判的對象。」
以上是少數長老會教會教友對於日據時代教會的角色抱著反省意識，非常難得。25年前的台灣社會，不像以前那樣充滿著戀殖的氛圍，今天已成空谷足音。今天的長老教會提到日據時代的情況，不是盡量少提，盡量淡化，就是直接為之辯護。2016年台南神學院教授鄭仰恩在濟南教會的演說中說：「醫療本身就是福音，日本時代的醫療宣教發揮得非常好，馬偕醫院是全亞洲最美的醫院，而且制度化、設置護理部；中部的蘭大衛醫師兩代，對台灣人的貢獻有目共睹；南部則有新樓醫院安彼得醫師。於是北馬偕、中彰基、南新樓，日本時代三足鼎立的基督教醫院，證明日治時期的醫療傳道制度化，是有福音的果效。此外，照顧痲瘋病患（漢生病）的戴仁壽醫師，以及在泰雅爾族醫療宣教的井上伊之助，都是日治期間醫療傳道的美麗故事。」「日本統治台灣，也讓教會快速發展，因此公立的醫院與學校，跟教會的醫院與學校有了競爭關係，關係稍有緊張。1931年日本右派軍國主義興起，強化台灣皇民化，1937年中國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動員台灣全民支持軍國政府，教會要支持皇民化。1941年始，台灣總督府更嚴厲控制教會機構。鄭仰恩表示，皇民化過程有基督徒參與其中，基於傳道報國的想法參與「國語（日本）家庭」與改名。皇民化進入嚴厲時期，日本人擔任神學院長，牧師要接受洗腦教育，長榮中學與淡江中學要參拜神社，看似與信仰衝突，但當時去神社並不是宗教崇拜，而是愛國心表現。鄭仰恩表示，面對這樣的歷史，要以同理心去理解當時的處境。」
這種說法令人啼笑皆非，大日本帝國早已滅亡在一片廢墟當中，日本的基督教會對日本帝國歷史的批判是非常嚴厲的。然而今天長老會的宣教士完全脫離了時代的基本歷史正義，包括長老會本身所必須堅持的信仰正義。表現出日據時代典型仕紳階層順民的態度。在長老教會的歷史中，日據時代是受到最嚴厲的監管、控制，甚至倍受羞辱的時代，今天長老會的宣教士不僅沒有羞恥感，反而帶著一份被殖民的光榮。台南神學院的教師對於日據時代台南發生的大屠殺，毫無感覺，而是稱讚「日治時代醫療制度很好」。日據時代的醫療是日本殖民建設的重點，日本人排除對台灣人的高級工業技術的教育訓練，著重在醫科教育，但也是屬於醫療工作本身，台北帝大附屬醫科專門學校，並非大學本科，而是專科學校。整整半個世紀，台北帝大只有一位台灣人醫學博士教授杜聰明，而且還只被安排教授藥理方面的課程。日本殖民政府加強對台灣的醫學教育，也不是為了台灣人，而是從功利的角度，日本在台灣大量的殖民經濟，需要大批勞力，如果台灣人體弱多病，對日本沒有任何用處，只是增加負擔。鴉片也是一個重要的案例，任何國家為了國民的健康，對所有國民禁吸鴉片，對於吸食者強制治療。日本殖民當局卻對台灣的鴉片者，以漸進的方式繼續以專營方式販賣鴉片給他們，榨取他們的錢財。這個例子說明日本人在台灣的醫療建設是功利的目的。這跟早期教會宣教士開設醫院，抱著救世濟人的悲憫，有著本質的區別。殖民政府強迫長老教會祭拜偶像，極盡羞辱，卻又扶植長老教會的醫院，作為日本在台灣基於殖民功利目的醫療建設的一環，都屬於大環境的一部分。另外，說「馬偕醫院是全亞洲最美的」也是信口之言，毫無根據。當時天主教會在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都興建大型的醫院，甚至馬雅各二世也在北京協和醫院，東京更有日本本身的大型醫院，長老會牧師居然敢說「馬偕醫院是全亞洲最美的」，最後心理正是日據皇民階層莫名的虛榮感，帶著對世界的無知。
如果說要對當時參拜神社的宣教士保持著「同理心」，我們也可以反問：如果是這樣，「殉教」有任何意義嗎？台南的傳統宗教信徒面對日本殖民的壓迫勇於犧牲生命，為什麼長老會面對同樣的政治壓迫，連一個殉教者都沒有？不要忘了，同一個時期其他地方天主教、基督教徒為了反抗日本的壓迫，選擇殉教的多得是。台南神學院教授的解釋，不僅沒有任何反省意識，只是反映階級的優越感和信仰意志的軟弱而已，反映的是政治上的妥協性和機會主義。事實上，今天不少長老教會教友對日本統治的欣賞，常常溢於言表，這點更清楚顯示，由仕紳階級所構成的長老會信徒主體，與日據時代的皇民階層高度的重疊。今天一些長老教會教友開設的文化出版單位，把歌頌日本殖民、把美化總督府暴力行當成唯一的工作，主動扮演起總督府殘墓的守靈人，在大日本帝國的廢墟中刻意花枝招展。只要回顧長老教會日據時代的主要信徒與皇民化階層密不可分，就可理解今天一些文化現象的歷史背景。在今天台灣面臨中國大陸巨大的壓力時，讚美日本殖民建設成為一種精神逃脫，彷彿挖個洞自己鑽進去，就可以不用看到外面的真實世界，或者像吸食迷幻藥，可以暫時忘記現實的挑戰。問題是，皇民階層的心理來自於服侍高貴主人的奴僕的莫名虛榮感，其特徵正是軟弱、屈服和投機，注定在時代衝撞的巨變中，瞬間化為泡影，煙消雲散。
這也解釋了長老教會在台灣已經有150年以上了，但它並不接地氣，發展非常緩慢，很大程度的還是集中在城市中產階級的一小部分人。如果拿香拜祖先都不可以，如果連踏入廟宇都有禁忌，當然就脫離台灣最大的人民群體。他們常解釋說「可以念祖」，不可以「拜祖先神主牌位」，但不管怎麼辯，就是不要人們拿香祭拜，這個問題天主教早就解決了，長老會還是跨不過。請問如何把祭拜祖先牌位與「祭拜金牛，飲酒作樂，荒淫敗壞」連結在一起？這裡再一件事情來說明長老教會跟信仰傳統宗教的廣大台灣百姓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長老教會的先輩李庥牧師，埋在過去的「打狗洋人墓園」，清代由打狗外僑社團組織負責管理。由於日本當局的進出口貿易壟斷政策，外商被迫離開，外僑組織不復存在，墓園沒人管理，逐漸成為荒煙蔓草之地，由民居逐步占領。換句話說，李庥牧師的墓地被壓在民房的下面。長老教會知道這個情況，他們也出版過李庥牧師的紀念專書，然而卻對於這位長老會傳教先驅的屍骨被埋在某個民居的地下，無所作為。這種情況對於傳統宗教信徒，甚至一般台灣人而言，不只難以理解，甚至是大逆不道。如果是佛教徒，知道某位高僧的屍骨被壓在某個民居下，必然會發動所有的佛教徒，無論花多少錢，用多少力氣，一定要把它找到挖出來，並且舉行盛大的遷葬大典，莊重的新墓園也必然是吸收無數的善男信前來祭拜。事實上，西方的天主教也是一樣，他們非常重視安葬背後所代表的虔誠敬意和靈魂的安息。唯獨長老教會對於李庥牧師的屍骨被壓下在民居之下，幾乎表現莫可奈何的態度，匪夷所思。
總的來說，這些都表現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的宗教與社會性格，他們具有城市仕紳階級的優越感，以及政治上的妥協性格和機會主義，即使他們在光復十年年俊，曾經發過一些政治聲明，但都小心翼翼，也很委婉，本質上是仕紳階級表達對共產黨可能會來的憂慮，這跟早期主張「託管」的心態一樣。這裡回到本文章的主題，今天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在精神領域上表現並不出色，除了挺身反對同性關係，表現強烈的恐同反同心態之外，並未予人太多印象。他們包含了城市中產階級的一些知識菁英，有時候聽起來好像聲音不小，但那究竟只是表象。真正最大群體的台灣人，還是遵循傳統宗教的基層百姓。光復後才成立的慈濟和佛光山，無論在台灣本地或全球的慈善和傳道事業，都比台灣長老會更強大太多，他們募款和捐款的社會貢獻也高的太多，主要還是精神信仰的包容度所致。說實在的，即使謝長廷曾經信奉的「宋七力」，或者「清海無上師」往往更表現驚人的社會感染力。最後，我再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美國長老會牧師薛培德在台灣傳教拍攝的3000多張底片，我在台灣到處找經費，希望能買下來處理，跟社會分享。長老教會並不太關心他們前輩的文化貢獻，最後我找到佛光山星雲大師提供經費，才完成薛培德牧師所有底片的購買和處理，同時刊登在「人間福報」上，清楚說明這是基督教長老會薛培德牧師的攝影作品；如果倒過來，一位佛教僧侶拍攝的老台灣照片，我要請基督教會幫忙出錢買下來處理，然後作品放在教會的報紙上，說明這是佛教和尚的攝影作品。任何人都知道，除非太陽從西邊升起，這也說明了基督教在台灣發展的限制，對我來說，最多大概只能翻翻蔣公的《荒漠甘泉》罷了。
（全文完）
淡水馬偕夫妻墓碑舊照 1901年馬偕辭世 1925年馬偕之妻辭世.
特別說明：我寫的有關於台灣歷史特定題材圖文，尤其針對目前熱議的台灣史觀等，包括這一篇文章，計劃收錄進《台灣歷史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