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台灣一直要到於1875年（光緒元年）2月沈葆楨奏准解除對台灣的一切禁令，實施「開山撫蕃」政策之後，才實際進入國家直接統治的時代。在此之前，東台灣，特別是現在的花東兩縣，還是處在部落自主自治的階段。每一個部落自有居地、水源、耕地和獵場，且自主管理。不過，在有些文獻資料，以及東台灣的民間口碑中，卻一直似有若無地存在著一位被稱為「卑南王」的英雄人物，和他所統轄的「國度」－後山七十二社。這個「卑南王」是怎麼來的？那七十二社又是怎麼連結在一起的？其實，深深和西台灣自荷蘭時代到清代的政治局勢息息相關。
林爽文事件，可以說是清治時期台灣的三大事件之一。1787年（乾隆52年）1月16日（陰曆11月27日）因台灣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促使林爽文率軍反抗，才不到一個月。全台除台灣府（在今台南市）外均陷落。台南府以北主要由林爽文領導，而以南則由鳳山天地會領袖莊大田領導起兵響應。事件之初，清廷急由福建增兵，後來又再增調浙江、廣東之兵，雙方對峙在台灣府城，僵持五個月。後來清廷又派陜甘總督大學士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共率兵於12月10日（陰曆11月2日）自鹿港登臺，雙方大戰於八卦山。福康安先後收服彰化、嘉義等地。林爽文敗逃走集集、水沙連(今南投縣魚池鄉)等地，1788年2月10日福康安令人說服原住民於老衢崎（今苗栗、竹南一帶）生擒林爽文。此事清廷共派十餘萬大軍，費時1年4個月才平定 。
對乾隆皇帝來說，平定林爽文之亂，是一大稱心如意的事，更將此事列入他的十全戰功裡。而在平定林爽文事件過程中，清廷巧妙運用當時台灣的族群關係，是後來能夠鎮壓事件的原因之一。清廷巧妙借助了閩、粵矛盾，以及結好原住民圍堵林爽文部眾後路的策略，在中部地區借助原住民之力生擒林爽文，而南部則藉原住民堵住莊大田部眾往東向中央山脈山林後撤之路，使其南向今車城方向，終遭殲滅。乾隆論功行賞，認為「生番」（原住民）著有大功。所以接受了福康安安排各社有功頭目赴北京朝見,並給予獎賞的建議。當時被認為有功的頭目名單，（詳見附表）：
從上述名單當中，顯示了當時仍被稱為「生番」的原住民族群，經林爽文事件之後，在清廷台灣統治的政治上增加了重要性。因而形成結好和保護原住民的政策 。
林爽文事件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頗為深遠，特別是東台灣原住民的社會政治。在卑南族的口碑中盛傳，卑南社的頭目比那賴 （Pinadray）因功進京受封為王的故事。而他也因此統領了東部七十二社（部落）。不過，有趣的是，上述清宮資料四大總社當中，與東台灣直接有關的就是傀儡山總社，而總頭目名單是「加六賽」，不是「比那賴」！這個不一致現象，在宋龍生到卑南部落與耆老的訪談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解。原來當時的總頭目確實是加六賽，只是年事已高，不克遠行，所以特別命在西部（今屏東）水底寮做生意的兒子比那賴就便代父參加赴北京之行 。（宋龍生1998:233）
不過，筆者對比那賴能獲得父親的推薦任代表赴北京受封乙事，有補充性的看法。筆者不認為比那賴僅僅是因父親年事高又居住在西部之故，而能取得代表地位。筆者對事件發生後的局勢，設身處境地推想後，有兩個疑問，其一、卑南社遠在中央山脈之東，是當時清朝官方力量難達的東台灣，連皇帝使用的地圖都畫不明白的地區，在戰亂時分，清朝官員如何通過淪陷區域與敵後的原住民部落聯絡上的呢？其二、就卑南社而言，或就原住民各族各部落而言，西方平地地區的爭戰與其何干，在狀況不明未受波及的情形下，何需捲入別人的爭端當中？雖然資料缺如，証據不明，但是筆者想像，二個問題其實可以合一而觀，那就是「比那賴」這個人（或說年青人）很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當時南台灣與東台灣的局勢來看，到水底寮番產交易所做生意的比那賴，極有可能是「傀儡山」總社最前線情報資訊的提供者。也因為與官營番產交易所的關係，建立了與清廷連繫的管道。所以，筆者大胆假想清廷與卑南的結盟，比那賴應扮演了極為重要的連繫性角色（窗口），或執行性的角色。惟因年事尚輕，所以都是借加六賽頭目之名進行。若從實際功勞，加上具有溝通能力 等因素考量，對一位年事已高的老頭目而言，比那賴應是最佳，也是最能服眾的考慮人選。也就是說他是一位學習力強，又極具才能的人。
林建成（1998）據其採訪所得說：「他是一位頭腦聰穎、反應敏捷的天生領導者，年輕時正值清政府實施「封山」政策，禁止漢人往來後山地區，他帶著後山狩獵的熊膽、鹿茸、鹿皮翻山越嶺到屏東水底寮地區，設置交易站，與漢人交換布匹或農作物種子，攜回故鄉種值。」而姜柷山（2001:38-39）在《台東縣史人物篇》中所撰〈比那賴〉傳記中描述其家世背景如下：「他是卑南社人，屬卑南社的拉拉（raera）氏族，是傳統六大氏族之一。父為加六賽，母為出身太麻里的西路古 。…比那賴成年後，以進入婚（musabak，漢人稱入贅婚）方式，進入屏東平埔族馬卡道族（Makatao）的大木連（Tavolia）部落（今水底寮）……同時在枋寮、潮州一帶，學習漢人的農耕及相關技術。之後，將犁（kankan）、無蓋大木桶（paetang）、有蓋大木桶（Siukiu）、石磨（ailangan）等器物及技術，引進卑南社。」我們只要想到當時的交通艱難情況，就可以瞭解到一位言語不通的年青人居然跨過重重中央山脈之障，來到陌生之地做生意，是需要何等的冒險和探索精神！而又學會當地語言並在該處結婚，更顯現他的學習適應能力。
另外一件值得探討的問題是，乾隆當時的封賞官位最高只達「六品頂帶」 ，距離口傳所說「受封為王」的官位還很遠。可是為什麼會在民間傳成「王位」呢？特別是在沒有「王」概念的原住民社會中產生，很值得探究。
其實，卑南王的領導人產生方式和中國封建時代封王的制度不同。所以，所謂「王」也者，不是卑南族傳統的社會制度產物。日據時代《番族慣習調查報書》可以說是卑南族部落自治最早最有系統的記錄，所以書中有關卑南族領導人產生方式，應該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而根據該書（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2000:356－357）的記錄說：
頭目稱為 yawan。 puyuma 族的頭目是屬於家之職權，不需經過選舉就可以任職。本族家產之繼承人習慣上是女性年長者，只有頭目之家是由嫡長男繼承，無男子時就以長女之配偶為頭目，而全無子女時則從他家收養讓其繼承。
自清朝統治後，頭目改由官府任命，原本為社民所信賴而接受其指揮的名符其實的頭目，變成了僅憑一張委任令就可挾官威而君臨社民之頭目。雖然在短時有若干一些弊害，但近年似已略被統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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