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 Isaiah Berlin
昨天（30/6）我和阿Cham的牛津之旅，事後回想，實在值得一記。Cham是我在中大教過的學生，目前在University of York 讀政治哲學碩士。他這幾天從York上來倫敦，和我一道逛了不少書店，淘了不少好書。
一切都得從H.L.A.Hart說起。Hart（1907-92）是牛津大學的法學講座教授，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法律哲學家，。他的著作《法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OUP, 1961; Second Edition, 1994）更早已成為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的經典。我到倫敦後，偶然在書店中看到兩年前出版的Hart的傳記，A Life of H. L. A. Hart （OUP, 2004），作者是Nicola Lacey。後來和倫敦的舊同學談起，都說這本書好，於是前天買了，當晚並即時挑了一些章節來讀，尤其是他晚年和Ronald Dworkin（Hart在牛津的法學講座教授繼任人，另一位著名的哲學家）之間的一些學術爭論。Cham在我睡後，忍不住也拿來讀了，並頻呼過癮。
這是背景。我們去牛津，和Hart一點也沒關係。我們主要是想去逛書店，以及拜祭一下Isaiah Berlin，圓我多年心願。我很熟悉牛津，一來是因為牛津有很多朋友，二來是因為以前有段時間，每星期都會去牛津聽G. A. Cohen, Derek Parfit等哲學家的課。
到了牛津，我們在University College下車，先逛附近一家叫Waterfields Books的舊書店（52, High Street）。這家書店歷史悠久，專賣很多斷版的學術著作，尤其是歷史方面的書籍。我們甫進去，便見到門口正中，擺著一書架的舊書，上面寫著Books from the Library of Jenifer Hart on These Shelves。Jenifer是Hart的妻子，去年才逝世。換言之，這個書架的書，都是Hart夫婦生前的藏書。我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覺得真巧。昨晚才看過Hart的傳記，今天便看到他的藏書。我最後從架上挑了一本Harold J. Laski, A Grammar of Politics，1925年出版，全書六百多頁，保存得很好，上面還有Jenifer的簽名，書價是12鎊。今天聽過Laski（1893-1950）的人恐怕很少，但他在二十年代卻鼎鼎大名。他是LSE首任的政治科學教授（1926），主張社會主義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核心人物，甚至做過一年的英國工黨主席（1945-46）。（如果我沒記錯，Laski的書當年便已被譯為中文，並在中國有一定影響力。）
行完Waterfields，我們打算到書店旁邊的All Souls College參觀。All Souls 是牛津眾多書院中，很特別的一個，因為它只有院士(Fellows)，沒有學生。就我所知，牛津最優秀的畢業生，每年都會被邀請參加All Souls一個叫Prize Fellows的考試，最優秀的兩位會成為院士，為期可以去到七年。院士待遇優厚，而且十分自由，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歡的研究。Isaiah Berlin在三十年代便是首位猶太學生奪得Prize Fellows。其他有名的哲學家院士，包括Bernard Williams, Charles Taylor, Michael Dummett , Kolakowski, Derek Parfit, Amartya Sen, G.A. Cohen等。我以前到牛津聽Parfit 和Cohen的課，便是在All Souls的Old Library上。
當天書院不容許遊人參觀，我於是在門口指給阿Cham看Old Library在那裡，並告訴他一些有關Cohen的事。Cohen是牛津政治理論的講座教授（即Chie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當代分析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成名作是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1978)。最妙的是，我話未說完，Cohen便從大門旁邊的傳達室行出來。我遂上去打招呼問好。Cohen穿著短褲涼鞋，戴著帽，看上去較四年前老了一些，說話卻一如以往的風趣。他還記得我，並說他正要去見人，叫我們陪他行一段路。於是我們從正門開始，行到All Souls的後園，再從小門轉出去Radcliffe Square。他談了一下他近來的出版計劃，並說會在兩年內退休，又問了一下我的博士論文。我說是關於Rawls理論中的穩定性問題（The Problem of Stability），他聽完便不再問什麼。我知道緣故，因為他在他的文章中提過穩定性問題根本不重要。我沒有時間向他解釋我的觀點。能夠在如此偶然的情況下，重遇這位我一向敬重的前輩，實在已經很好。
撇開他的學術觀點不談，有一件小事Cohen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記得當年旁聽他的課，主題是關於John Rawls的理論，科目名稱大概叫Constructivism and Justice吧。第一天上課，Cohen帶了Rawls的 A Theory of Justice來，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版本。書放在桌面上，他偶爾會打開來讀一段。我留意到，他那本TJ殘舊不堪，整本書幾乎全散了，每次打開，都要小心翼翼的一頁一頁的翻。我當時真的呆了。我自己那本TJ，讀了好幾年，而且幾乎天天在翻，雖已陳舊，但卻遠未到Cohen那本「讀到破」的地步。由此可見他讀了多少遍，花了多少心力。我當時便想，以他這樣的學者，都要以這樣的態度讀書，我又如何可以不用功。
見完Cohen，我們繼續去書店淘書。大約四時左右，再到酒吧看阿根廷對德國。看完球賽，已近七時，我們決定去探訪Isaiah Berlin的墓。Berlin葬在Wolvercote Cemetery，從市中心坐2號車，沿著Banbury Road走，大概15分鐘便到。抵達，卻見大門已鎖。我們很失望，卻又不甘心，而鐵門看上去不算很高，我們於是打算爬過去。當我們正準備行動時，一位園丁卻遠遠行過來。我心裡涼了半截，莫非他來阻止我們？誰不知那園丁卻說，墓地仍然未關，並打開旁邊的小門讓我們進去。
我們真是喜出望外。但入了墓園，我們卻發覺要找Berlin一點也不容易。墓地很大，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少說也過千。而整個墓地唯一有指示的，是J.R.R. Tolkien(1892-1973)的墓，也即《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的作者。Tolkien和他的妻子Edith合葬在一起，墓上種了紅白玫瑰。
看完Tolkeien，我們決定分頭找Berlin，並相約誰先找到，對方便得請吃晚飯。墓園很靜，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到鳥兒在叫，叫聲相當淒怨，園內有許多參天老樹，看上去有點森然。幸好還有陽光。我們於是每人負責一邊，逐行逐個碑細看。雖然找的是Berlin，但每看一個墓碑，看到生卒年份及上面刻的字，腦裡難免會有想像。但真正能夠想像的，其實不多。一個人生前無論活得多麼風光，在這百千的墓穴中，其實分別不大。
找了差不多一小時，我們幾乎將整個墓園行了一次，依然找不到Berlin。我有點氣餒，於是遠遠的問阿Cham有什麼進展。Cham很興奮的說，Berlin找不到，卻意外發現了H.L.A.Hart的墓。這麼巧？！Hart的墓，在墓園西邊一個角落，和他的妻子Jenifer合葬在一起。綠色的墓碑，上面寫著Herbert Hart, Philosopher of Law, 1907-1992; Jenifer Hart, Historian, 1914-2005。我們鞠了躬，並將Cham剛買的Hart的傳記，放在墓前照了幾張相片。陽光更為暗淡。
我們仍然未死心，於是來來回回的將墓園多看了幾次。雖然找不到Berlin，但卻讓我意外地發現當代另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Peter Laslett的墓。Laslett是研究John Locke的專家，劍橋大學出版社的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960）便是由他編輯。而書本前面很長的導論，更成了研究Locke的經典文獻。當然，也許更多人會記得他在1956年說過的「政治哲學已死」的名句。（Introductio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
找不到Berlin，我們雖然心有遺憾，但在短短一天之內，讀到Hart的傳記，買到他們夫婦的藏書，拜祭到他們的墓，真可謂奇遇。我們坐車回倫敦時，已是晚上十一時，天終於全黑下來，在茫茫原野中，掛著一勾彎月。
保松
2006/7/2; 6:00am;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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