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法」是人類藉以認識、理解自然，進而求生存的本能，Rolan Barthes說，概念的二元分類法經常存在於結構的思想中，即使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愈趨複雜，「二分法」仍舊是人類在面對外在世界時最直覺式的反應，因此，當生活的經驗投射到小說的閱讀時，
人總是希望世界中善與惡是明確區分開的，因為人有一種天生的、不可遏止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它們要求必須有一個人是對的；或者安娜・卡列寧娜是一個心胸狹隘的暴君的犧牲品，或者卡列寧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的犧牲品；或者無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壓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後隱藏著神聖的正義，而K是有罪的。（頁8~9）
在通俗小說中，「二分法」是最容易也最能吸引讀者的方法，善與惡、好與壞的對立，以及最後的「快樂結局」，讀者得到的，其實是他原本就知道的事物，至多，再加上「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般的情緒（尚稱不上情感）宣泄，使小說成為一種躲避現實生活的避風港，或是如Susan Sontag所說的，讓自己的想像力被庸俗的言情故事所腐蝕。
在現實生活中，「二分法」則是人們用以識別他我的工具，這一工具造就了部族、種族、民族的觀念，於是也就成為「偏見」產生的根源。在歐洲「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言論：「我只是愛全體的猶太人；而在個別情況下我寧可避開他們。」（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語，Hannah Arendt《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這種言論的另一種修辭就是「我最要好的幾位朋友⋯⋯」，Umberto Eco是這樣批評的：
「我最要好的幾位朋友(Some of my best friends)：這幾個字已成為（特別是在美國）像套語般的口頭禪。一般來說凡是開口就說「我最要好的幾位朋友是猶太人」（其時幾乎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人，通常接下來便說「可是」或「然而」，然後就是反猶太的連珠砲響了。（Umberto Eco《倒退的年代》，翁德明譯）
「我對XX人沒有意見，但是對個別的XX人不以為然」（或反之亦然），這種對其他種族、民族、國家的人所抱持的偏見（以及陳述），在一個有理性的人看來，似乎顯得荒謬，然而卻是極多數人在實際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所不自覺地含有的偏見。這一偏見的根源或有可探討之處，但「二分法」必然是其中相當主要的部分。
然而，無論是現實或是小說（作為反映現實的小說、作為想像力落下之處的小說、作為率性而多感的小說，以及，作為探尋「存在的遺忘」的小說）都是複雜而不確定的；Milan Kundera說，當堂吉訶德走出家門開始出外冒險，他發現世界已經不一樣了，它不再是中古世紀那樣善與惡、對與錯、上帝與魔鬼涇渭分明的世界，藉此，塞萬提斯告訴讀者：
世界是曖昧的，需要面對的不是一個惟一的、絕對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對真理（這些真理體現在一些被稱為小說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擁有的、惟一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智慧。做到這一點同樣需要極大的力量。（頁8）
而任何將現實（與小說）「簡化」的企圖都是危險的，因為「二分法」並不意味著被分開的二者是相互平等的：在我與「他者」之間，似乎先天上就存在著某種一方要壓迫另一方、一方要消滅另一方的傾向，這個區別、壓迫、抹除對方的簡化過程會持續進行，直到完成其最終形式——「一體化」。
這一現實與小說的「一體化」，無論是歷史上曾經實際存在過的極權主義，抑或是想像中的天啓天堂、極樂世界、各式各樣的烏托邦，以及啓蒙運動以來孜孜追求的「進步」夢想（而我們正身處其中），都是與「小說作為建立於人類事件相對性與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模式」不相容的，Milan Kundera認為這種「一體化」才是真正的「小說的死亡」。
同樣地，當在公共事務領域遭遇「他者」的時候，我們應該借鏡於真正的小說精神。小說告訴讀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複雜」，我們不應該偷懶地採用那種「先於問題而排除問題的簡單而快捷」的答案；我們必須謹防那種「概括化」的習慣性思維與修辭：誰是「他們」？誰又是「我們」？實際上，所謂的「我們」和「他們」既是單一也是多數。顯而易見的偏見也許讓人嗤之以鼻，然而隱藏在思想結構中的「二元分類」卻經常讓人懷有不自知的偏見，甚至做出錯誤的行為。為了要避免陷入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簡化」的陷阱，也許可以參考Edward W. Said對知識份子的建議：
⋯⋯知識份子可以藉著比較已知、可得的事實和已知、可得的準則，得到對於一個情境的認識。這並非易事，因為需要記錄、研究、探索，以超越一般呈現資訊時所出現的零碎、片斷、必然缺憾的方式。⋯⋯第一件要事是去發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是為什麼發生，而且不是為孤立事件，而是展開中的歷史的一部份⋯⋯。（Edward W. Said《知識份子論》，單德興譯，頁83~84）
「不是為孤立事件，而是展開中的歷史的一部份」，這正是所謂「用歷史的眼光思考」，在現今全球化的環境中，遭遇他者的機會非常多，但並不是每一次的遭遇都是一次重大的事件，也無法在每一次偏見產生之處都採用這樣嚴謹完整的方法，但是，擁有這樣的思維自覺與習慣，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偏見發生的機會。
最後，Milan Kundera的小說所表現出來的許多悖論、質疑，經常會讓人將其貼上相對主義、後現代主義，或虛無主義等等標籤，這都是未能將Milan Kundera的小說作品以及這個小說見解聯繫起來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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