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台灣文壇湧現大批不可小視,富有特色的女作家。這一批女作家的作品,對父權宰制下女性處境深入討論,鋪陳傳統架構下女性的困頓,並進而探尋拋棄傳統包袱的可能性,以期藉由女性的觀點重行檢視女性所的邊緣地位。 琦君為五十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寫得細膩,更富有人情味。她的作品充滿對故人的回憶,誠如她所說:「就我個人來說,我就只會寫自己:自己的童年與故鄉、自己的親人、師友、自己的悲歡離合」 。她的作品如同鄭明娳教授所說:「潘琦君的作品,無論是寫人、寫物、都在平淡無奇中含蘊至理,在清淡中見出秀美」 。在她眾多的筆下人物中,女性是佔了絕大部分,如母親、姨娘、小妾、小丫頭等。然後,這些女性都有一個共同的點:就是生活中國傳統男性的權威之下。究竟她們在父權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社會下,女性所面對的婚姻現實是如何呢?本文將嘗試以女性主義中的「第二性」去窺探,琦君作品中的女性在婚前、結婚、婚後生育三個階段的現實情況。
二、 女性主義的特色
女性意識是女作家的主體意識之一,她們在女性作家的自覺性下,特有地關注女性的生活、生存處境、女性命運。 任一嗚(1945- )指出傳統女性意識的形成:一方面是在父權制下,使女性的自然屬性成為了被奴役及淪為生育工具的對象。另一方面,因社會活動的排斥而導致能力得不到發展,精神無所依托的苦悶及壓抑,也使女性自覺不自覺地在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中全部「拋出」與「實現」自已,從而又深化了女性的心理結構 。
中國作家指出的女性主義,恰好反映了法國女權主義作家西蒙.波娃(1908- )在其著作「第二性」中的理論。西蒙.波娃指出千百年用來勞役、歪曲女性的「女性神話」只不過是男性根據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編造出來的,他們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是虛構的。她認為:女性從女孩到母親的生命歷程中,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設計自已的「第一性」。但是,處境卻迫使她們根據社會的需要、男性的需要進行看我的設計,使自己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女性,成為第二性。
在琦君作品中的很多女性,都呈現出女性屈從於男性之下,婚姻變得無助,心理上感覺焦慮和無助。
三、 琦君筆下女性的婚姻現實
1. 女性沒有主體,只是屬附物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第二卷處境》中說出:女性是附屬於父兄的家庭的。女性身體是家族之間交換的資產,往往由這一邊男人將她嫁給另一邊的男人,婚姻的成立取決於丈夫與父兄而非妻子與丈夫。女性結婚過程中,以具體的物品形態呈現。在琦君的小說《橘子紅了》中被具體表現出來:
「我打聽了左鄰右舍都說她又勤快又規矩,就叫阿川去說謀,她哥嫂一聽就願意了。說好五百元當禮金,以後兩家就不來往。」(《橘子紅了》頁22)
就此,秀芬的一生就被大媽當成貨物般買斷了。在一連串的婚姻買賣過程中,女性對自身的命運,只能默然承受父權人物的擺佈。傳統的女性,不但在婚姻過程以貨物的形成交換,在婚前亦只能以特沽貨物生活著。這一種情況,在琦君筆下的農村貧窮少女更能體現出來。《錢塘江畔．阿玉》一文有以下一個故事:
阿玉被嬸嬸賣到小鶯家當丫頭。在被姨娘知道她和三叔通信後,被送回家中。回到家中,她的嬸嬸在十天之內把她迫嫁給一個貧苦的漁夫。最後,阿玉只能發出一句悲嗚:
「我的命運就像萬花筒,自己一點也拿不穩,變化得太多快」《錢塘江畔．阿玉》
女性在失去第一性的主體後,對自己的命運是無力掌握,只有淪為商品,任憑他人的處置。
2. 抑壓的母性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第二卷處境》指出:「婚姻通常使妻子依附於丈夫，年輕女人心目中的丈夫形象是一個具有男性威望的、注定要代替她父親的半神，所以是保護人、供養人、老師和指導者。因此某人的丈夫搞點“欺騙”，她應當閉上自己的眼睛。」 這一個觀點亦正好證明了,中國婦女在「三從四德」的的框架下,對於丈夫的背棄愛情,移情別戀亦只好壓抑自己的怒氣,再轉化為一種默許與忍受。
在《髻》一文中,琦君的母親在懷著期待的心情等待父親回來的時候,父親卻帶回一個美媚的姨娘。然而,母親在被人奪去愛情的一刻,並沒有大悲,而是默默接受這一個現實。她不但接受,而且主動壓抑自己,置身於一個弱者的地位。母親對於父親所送的,和姨娘同一款式的髮髻高高擱起,依然在梳鮑魚頭。相對於姨娘洗頭後盤上的髮髻後,父親「不時偏過頭來看她,眼神全是笑」。
在作者及很多讀者的眼中,這樣一個母親是一個平和、善良、德性甚高的女人,備受讚賞。然而,這一個母親卻是反映了很多中國傳統婦女,在男權社會下的悲涼與無奈。婦女在面對丈夫貪戀新歡而泠落,在形式上亦被迫遵從三從四德,容許丈夫的三妻四妾。那正如第二性中指出: 婚姻對於男人和女人，一向都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女性被娶，被父母嫁出，而男孩子們則是結婚，娶妻。他們在婚姻中尋找的是對他們生存的擴大與證實，而不是純粹的生存權。因此,在男性的威權下,只能是馴服於生產者上,為社會提供孩子，滿足男性的性要求，為他料理家務。
因此,琦君的母親亦曾如此說過:
「我們這一個時代,沒有自由戀愛,愛情發生在結婚之後,妻子看丈夫愈看愈深情,丈夫看妻子是不是這樣,就不一定了。」(《三更有夢當枕．母親新婚時》)。
由此可見,母親是感受到在婚姻中的不公平,但她選擇的卻是習慣及認命。
3. 婚姻的焦慮
西蒙.波娃在歸納女性在婚後生活特性時,特別指出女性長期生活在男性價值的統治下,個人應付環境無把握又對不可知的未來感到威脅時的一種恐懼、憂慮交織的迷惘。 琦君觀察到女性初婚中對自我地位的不確定及自我價值觀低下。
在《琴心．姊姐》中的漪,在姊姊過身之後擔起照料姊夫及三個小孩的工作。在姊夫的真心告白下與姊夫結婚。婚禮之後,漪面對自己的丈夫及住了三年的家庭竟是:
「今天顯得這樣的生疏,我幾乎要迷失自己了!」
「他那一副吐著煙圈的神態是多麼神秘不可捉摸。」
「這站在我身旁的陌生人,我又何嘗與他說過多少話,更何嘗愛他呢?」(頁105)
「我們為什麼結婚呢!他究竟是傭用一個保姆?還是要一點可以代替姊姊的情感,我茫然了。」(頁107)
女性走入婚姻之初,對於即將展開的全新生活充滿不確定,對原先熟悉的環境與伴侶的陌生感,夫妻間很容易陷於冷淡的互動。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女性對自我的新定位產生強烈的質疑,任由焦慮感在自己的心中擴充,在男性的面對只能只我貶抑。
琦君在《錢塘江畔．岳母》中營造新婚的女性面對身份認同的抑壓。
心怡在結婚不足的一個月,面對丈夫前妻形象的延伸者—岳母時,產生嚴重的自我定位低落:
「他總是把岳母擺在第一位,把我擺在第二位,不,簡直是第三位,因為在他心中還有個前妻的影子佔據著。無論做做什麼他總忘不了說:『問問媽的意思吧!』」(頁131)
女性在介入曾存在的另一位女主人中,女性的潛在的焦慮認為自己「始終是不相干的外人」(頁131),「我自覺樣樣不如人,小珍的媽媽一定比我強多了」(頁133)認為丈夫「還暗暗在心中把我與他前妻做一個比較」(頁131)。
西蒙.波娃指出,女性對環境與人際的關係格格不入產生不安,對自己的第一性定位形成邊緣化。在面對自我定位模糊下的痛苦,女人總是用做家務來證實她的家是屬於她自己的，向社會證明她是無可非議的。但這沒有使她擺脫內在性，也幾乎沒有證實她的個性。因此,心怡只能「極力壓力內心的痛苦,以賢妻良母的神態料理著一切家務。」(頁132)
4.女性是生育的工具
女子從婚姻的經過交易市場之後,物化的命運依然延續下去。在《第二性》中指出:「懷孕是在履行一項莊嚴的義務；如果母親後來逃避了這個義務，她就是在對另一種生存。一個獨立的犯罪女人是在做母親時，實現她的生理命運的；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為她的整個機體結構，都是為了適應物種永存」。 由此可見,中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正是把女性生育的自然天性,視為一種適應物種永存的必然任務。此時的女性就從婚姻的物品角色轉變為生育的工具。同是在小說《橘子紅了》中,大媽因為不能生育,丈夫可以在外明目張膽地娶二房。但當正室及偏房都未能盡妻子的責任後,別人生育的能力就成為兩人爭取男性寵愛的工具。於是大姨就把秀芬買入家門,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亦作為把男人留在家中的唯一方法。琦居亦藉敘事者秀娟口中說出秀芬的處境:
「她到這個家,就是要給大伯生孩子,不生孩子,大伯不會再要她,大媽亦不會喜歡她了。」(《橘子紅了》頁63)
同時,女性亦因為不能生育(不論不能生育的原因是否在於女性身上),都把罪咎歸於自身,認同是虧欠了男性社會的期望。
身為元配的大媽對於丈夫早已討了二房的反應是:「我生什麼氣呢?自己肚子不爭氣嗎?」(《橘子紅了》頁22)
在《錢塘江畔．梨兒》中,梨兒的同樣是表現女性無法生產匱乏下的自處。
「梨兒是借的人家肚子生的呢?」「誰讓我的肚皮不爭氣?」(頁97)
「看了多少次大丈,問過多少次:『開刀行不行,打氣通輸卵管行不行。』」(頁98)
「看著丈夫頭髮都白了,還不趕快給他討一個,生個一男半女。要不然,偌大的店業將來交給誰?」(頁98)
傳宗接代的作用是繼承以父為名的家產,這一個責任卻必然強加於女性身上。女性常為自己的傳宗接代的責任而忐忑不安,繼而把罪疚都歸於自己身上。
四、 總結
琦君的作品往往能細微地觀察到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遭受的抑壓。尤其對於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婚姻失卻原性時的焦慮、無助的描寫更為細膩。在五、六十年代濃厚的父權思想下,她用溫和的筆調揭示女性處境,用婉轉的筆法去展現男性加諸在女性身上的痛苦。身處五十年代的琦君在女性意識上印證了任一鳴所說的時代共像:
「如果說「五四」文學表達了對婦女悲苦命運的吶喊與抗爭,那應五十年代台灣女性文學則對不幸的女性命運灑下了一掬同情的眼淚,其所蘊含的傳統女性意識是十分明確的。」
參考書目
西蒙.波娃著, 歐陽子譯(1997-1998)。《第二性》台北市 : 志文出版社
任一鳴(1997):《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 : 青文書屋
鄭明娳(1993):〈飛翔並且穿越〉,《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代文化出版社,頁9至12
鄭明娳:〈談琦君散文〉,《文壇》第189期,1977年3月,頁34
張惠娟(1993):〈直道相思了無益—當代台灣女性小說的覺醒與徬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代文化出版社,頁39
琦君(1989):〈「有我」與「無我」〉,《青燈有味似兒時》台北: 九歌出版社
琦君(1980):《錢塘江畔》, 台北市 : 爾雅出版社
琦君(1998):《琴心》, 台北市 : 爾雅出版社
琦君(1975):《三更有夢當枕》, 台北市 : 爾雅出版社
琦君(1998):《紅沙燈》, 台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琦君(1990):《橘子紅了》, 台北市 :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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