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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門診一位退伍榮民，很特殊的症狀：不敢不貼著牆坐。他說，如果坐在平常的沙發看電視，他會緊張得全身冒汗。問他怕啥，他也說不上來。最初以為是他憨厚魯直，不太能描述自己的心理狀態，也就不再問。

幾次以後，也許是信任感的累積，他才終於說：「醫生，你知道嗎？當年的部隊經常是一整排被槍斃掉的。」他說自己當年也幾乎被槍斃了，和全排的兄弟一起上刑場。槍斃了第一批，輪到他們時，莫名地被取消了。

我知道他症狀來源了，急急忙忙解釋這些可能的關係，忽然想到他的子女：「為甚麼他們沒跟我提起？」我是說，這其中的相關性很簡單呀，陪他來看病的子女應該知道的。「他們哪裡知道？每次我一講當年的事，他們就嫌我囉唆。醫生，你是我十多年來第一次肯聽我從頭到尾講完的人。」

門診還有一對夫妻，是太太抱怨融不進先生的家庭而求助婚姻諮商的。我們反覆談了兩次，先生總是不斷解釋自己的爸爸媽媽、姊姊等原本就關係十分密切，認為太太打不進他們家是不用計較的。第三次時，我開始對雙方的家庭做更詳細的溯源，才聽到先生講他的外公，一位因為二二八事件而被槍斃、小有名氣的「歷史人物」。我慢慢開始體會，當年在特務監視和左鄰右舍的鄙視之間，好不容易才長大的兒女，也就是這位太太的婆婆，為甚麼要將每一個家人都保護得緊緊的，將媳婦在內的每一位外人都視為可能一翻臉就鄙視或出賣他們的敵人。

這一次選舉之前，就有人談「族群融合」的議題。可是，這一切生命的創傷帶來代代相傳的影響，果真如此容易遺忘？

以色列的心理學家是對政治創傷研究最用功的。他們追蹤二次大戰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本身、他們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發現這一切的影響一直持續著。有趣的是，倖存者往往不曾告訴他們的子女曾經發生過啥事，子女也不太想聽。只是，儘管互相不談及，許多影響還是發生了，特別是信任與親密感。

會不會台灣也是這樣子呢？

也許有人會說，關於二二八的史料，包括口述歷史和相關文獻，不是收集很多了嗎？沒錯。不過這還有兩個問題。第一，除了二二八和部分的白色恐怖資料，其他個人和集體的創傷，並沒有任何人注意。試想，一位公務員因為沒有入國民黨而終身不得升遷，這不只是個人一輩子的抑鬱與怨懟，也是他對子女們因而成長在動盪不安的環境終其一生的愧疚。

一位居台的外省籍人士，他流離顛沛來台的過程，他如何在工作和婚姻上受本省人的排斥，他又如何面對「反攻大陸」這信誓旦旦的誓言逐步幻滅；同樣的，他也生長在軍警特當道的時代，如果妥協則換來一輩子理直氣壯能力的失落，如果選擇不妥協則同樣遭到處處不順的人生。

另一個問題則是更重要的：雖然有些人開始講了，但有誰在聽呢，除了歷史學家和相同遭遇者？當一個人願意談自己的創痛，卻沒人真正停下來聽，進而好好設身處地去體驗對方的感受；這樣，沒有被聽進去的述說，只好一而再地重述。沒有人傾聽的述說，自然而然是越來越不甘心，甚至嘮叨不停。

如果真的要推動族群融合，那麼，先從自己的傾聽開始吧。每一個人都找一位跟自己背景全然相反的人，政黨、省籍、階層、甚至年紀都相反，放慢時間坐下來，真正聽進內心深處，至少讓自己為對方的生命經歷開始同情，甚至動容吧。


資料來源：2004.04.01 中國時報 論壇
圖片來源：Tony Howell的攝影作品


台長意見：

雷倩在日前接受飛碟電台訪談的時候說，如果228撕裂了台灣50年，319槍擊案會撕裂台灣多久？

當一個國家領導人面對50萬的遊行群眾，記者會上使用的語言是要別人閉嘴，會多久呢，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