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看的三種練習
~《生生長流》觀影筆記
文◎alien
中東的電影，有趣的就在於他的簡單卻又豐富的特性。從簡單的生活切面，截出讓人讚嘆的人性、生活的豐富基調。
我與S(中東影展策展人)是一同在戲院觀看《少女總統》（At Five in the Afternoon，2003），那是出生於導演家庭的伊朗女導演莎米拉‧馬克卡巴夫（Samara Makhmalbaf）(其為穆森．馬克馬巴夫 (Mohsen Makhmalbaf)之女)作品，讓我震懾的除了這位女性導演強烈的女性批判意識之外，更迷人之處在於大量透過影像，以一種強烈的隱喻方式，告訴我們鏡頭之外的種種可能。
美國杜克大學紀錄電影中心訪問人斯科特•方達斯在2001年訪問阿巴斯的訪談稿中，阿巴斯強調了他希望「一部」電影，能夠在觀者腦海中出現了100部的可能影像，可能電影；對於電影我們不僅是探討他有趣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一部電影在藝術創作中，特有的性質，如何透過影像說出好的故事，遠比透過劇本由演員「誦讀」一篇故事給你，遠遠來得重要。
之於閱讀中東電影的練習性？我想充滿了無限可能。
ξ練習一：「『但有什麼辦法呢？這場世界盃足球賽可是四年才舉辦一次。』
『大地震呢，40年才一次。』
『我想這是神的旨意。』」
-節自《生生長流》
神的旨意？
1990年伊朗發生了大地震，震央正好就在《何處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拍攝的山區，阿巴斯因為擔心曾經合作小演員的安危，帶著兒子和攝影機去災區尋找他們的下落，他們的旅程拍成了一部感人的電影《生生長流》。
在《生生長流》中阿巴斯把真實與虛構做了有趣的連結。他藉著真實的事件，卻用了演員飾演他自己和他的兒子，也雇用了一些地震生還者飾演地震生還者。似乎，所感觸到的場景與發生的事件是真實不過的，然而卻也是阿巴斯精心安排過的。真實與虛構架起了一座空屋，讓演員以及觀眾紛紛進入屋內做客。
在這樣虛與真的追尋過程中，阿巴斯的鏡頭試圖要告訴我們生命的常態性。伊朗的人民歷經大地震、數萬人傷亡之後，卻仍然保有樂觀，擁抱生命的未知。是神的旨意嗎？我想阿巴斯在運鏡中，告訴了我們答案。
在追尋的長途過程裡，最後阿巴斯以遠鏡帶出了更多的希望：尋找男孩的主人翁開車在崎嶇不平的路上，過程不時有當地居民幫忙讓車順利行駛，這樣遠鏡、一氣呵成的場景，再再讓我想到韓國鬼才導演金基德的《援交天使》(Samaritan Girl (Samaria)，2004)，在電影最後，也是類似的構圖，女孩獨自一人開著車，試圖開離海邊，同樣遠鏡、一氣呵成的場景，讓我們懷中充塞了飽滿的希望。
ξ練習二：「一個影像是一項邀請：去觀察、學習、專注。」
-節自〈戰爭與攝影〉(War And Photography)/Susan Sontag
Susan Sontag在2001年2月參與國際特赦協會(Amnesty International)邀赴英國牛津大學參與演講的發言稿末，修正了她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激進的批判，在2001年的她，認為恐怖影像的繁殖，除了早先所提出的非介入性的行為概念之外(介入的沒有辦法紀錄，正在紀錄的沒有辦法介入)，或許蠻重要的是影像的邀約行為。
影像做為一種邀請的媒介，邀請我們思考，而不僅僅著眼於當下。我想這點似乎與中東的許多影片相呼應。阿巴斯在自述中談論了許多，包涵演員、導演、道具、現實等概念。在提及「幻象」這一概念時，他這麼說：「永遠不要忘記我們正在觀看的是一部電影。即使是在看來非常真實的時刻，我都希望畫面旁邊的兩把利劍的光芒閃爍不停，為的是提醒觀眾不要記憶他們正在觀看的並非現實而是電影，也就是我們以現實為基礎拍攝的影片。」也許大概是這樣的理念，讓阿巴斯在《生生長流》這樣的原始紀錄片過程中，以真實、虛幻交構出綿密的生活片段。
「攝影能夠滿足人們創造欲，使人可能接近安寧，具有某種神奇的淨化心靈的功能。」阿巴斯在談論攝影時，這麼說。一種簡單、直線性的敘述，是不是更能讓我們進入「自己的電影」？
下次進入電影院時，不妨惦記著：我們是群受邀的客人呢！
ξ練習三：對生活上的大問題而言，民族國家的角色已變得微小；對於生活上的小問題來說，卻又變得太大。
-Daniel Bell
記得某日一人坐在房裡看著《九一一事件簿》(11'09''01 - September 11，2002)，十一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導演(當中也包含我在一開始提及的女導演莎米拉‧馬克卡巴夫（Samara Makhmalbaf）)以不同而犀利的觀點切入，拍攝11分9秒的短片，各短片或多或少隱指著美國政府多年前的九月11日挾民主之意推翻其他國政府。於是強烈的抗衡大美國心態，在這11部短片中拉扯。這讓我獨自一人在房裡寒了起來。
我們今天，是否能拋開慣看的好萊烏電影，嘗一嘗不同口味的中東電影呢？從簡單而真誠的敘事結構，走入繁複的人性空間。阿巴斯的電影是份很好的作業：他要我們用功地體會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更特別的是，小孩多半是中東電影裡的主人翁。從1987年，樸素的兒童題材影片《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到《特寫》：一個潦倒的影迷因為冒充著名導演騙取錢財而被送上法庭，阿巴斯就此進行了紀錄片式的採訪調查。《橄欖樹下的情人》、《櫻桃的滋味》……一直到2005年的《10 on Ten》，寫實的電影帶給了我們許多練習機會，對於生命的種種演練。
無怪乎，高達會這麼宣稱：「電影始於格里菲斯，止於基阿魯斯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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