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取得於 2014.01.24
近日網友曝料鄧小平的遺囑，記錄於1992年8月28日，（三腳木：真實性待查）
會議召開於北京景山後街鄧家小院，
參加會議者有：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和姚依林。
遺囑由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負責記錄。
遺囑的內容:
今天找你們來，是我心中有些話想對你們說，人老了，清醒的時候越來越少了，我想趁我還清醒的時候，給你們交代一些事情。你們有跟我快四十年的了，從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也熬成了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
而錦濤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談，第一次面談就給你們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我這輩子就是冒失過來的。
早年不到二十歲，不懂法語、俄語，身無分文就冒失去闖法國、俄國。回國後，又冒失地到馮玉祥軍隊去工作；後來又冒失地去廣西搞百色起義，到蘇區又冒失地被打成反黨分子；解放戰爭時冒失地挺進大別山。
八大以後，毛點我當總書記，我卻多年不向毛彙報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後，那就更冒失了。這些事情你們都知道，我就不囉嗦了。我把你們找來，要向你們交代一些我認為應該交代的話。
你們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來讓鄭必堅執筆弄出個“南方談話要點”。很多人講，這是鄧老爺子的臨終遺囑，或者說最後的政治交代。
這話不確切。我今後不會再說什麼太多的話了，但真正的政治遺囑是不會像這樣弄得滿城風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代怎麼能大張旗鼓地宣揚？！今天，我倒想小範圍的真正講一下我的政治遺囑，或者說是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對我們國家的政體現狀並不滿意。我是這個政體的創建者之一，這十幾年也算是這個政體的守護者、責任者，但我也是這個政體的受害者。
每當我看到這個殘廢的身體，我就在想，我們政體的名字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共和國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麼呢？
應該是民主與法制，而我們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為改變現狀，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這個問題並未解決，十幾年後，你們當政時也未必能解決。其實解決的辦法是存在的，這就是向美國的憲法學習。
美國成為超一流強國，靠的就是這個東西。中國要成為一流國家也得靠這個東西。向美國學習，應該理直氣壯，你比別人差嘛，就應該承認自己的不足。當然，這裡邊有很多技巧，不要急。
但你們有責任去努力、去學習、去實踐，這是歷史的責任。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把中國真正建成權力來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憲政國家。這也是孫中山的夢想。只有這樣，才能說長治久安。
第二，臺灣問題。香港問題解決之後，中國最大的統一問題就是臺灣。臺灣問題的關鍵所在是現在政體上差距太大。解決這個問題我是看不到了，你們那一代也未必能解決。
但我想有三點你們要把握好：
一、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二、是大陸的經濟要奮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
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政之路。 中國經濟強大了，政治上又有了民主和法制的共和體，臺灣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發展問題。上面兩個問題的基礎還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而這個問題有核心是發動老百姓去幹，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幹。
要千方百計讓全國老百姓的腦袋來代替總書記、總理的腦袋，我們再聰明也聰明不過人民，我們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盡可能少管。經濟上，老百和市場都比我們的計畫聰明。
我想，只要堅持開放改革，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手讓老百姓去幹，也就是堅持不斷地發展經濟民主，每年增長超過7%是有希望的。堅持下去，持之以恆，等你們交班的時候，中國或許就成了小康國家了。
第四，中美關係。中國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中美關係，回顧一百年來，對中國欺負最少的大國就是美國了。退回庚子賠款，讓中國人到美國留學不說，八年抗戰，美國的援助比蘇聯的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與美國打仗，是金日成和史達林加給我們的。
美國是第一強國，中國的發展和統一都繞不開美國，世界和平與發展也離不開美國。現在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只能韜光養晦，絕不冒頭。沒辦法，我能力不夠，手段也有限嘛。到了你們這一代，辦法可能會多一些。我們要學習美國憲法，美國人會不開心嗎？
為了民富國強，我們黨讓人民當家作主和富強的理想不變，但名字是否可以考慮改為人民黨、社會黨之類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關係馬上會改善。
總之，到了你們那一代，手段會多些、辦法也會多些。你們也要開明些，靈活些，要有所作為，不要像我們這一代這麼僵化和死板。只要為了國家和人民利益，實事求是地去做，就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第五，“六四”問題。“六四”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社會成本很高。這個問題，今後會有人來翻舊帳，說你動用了軍隊，也死人了，責任是躲不開的。
但也還有歷史責任，則在於國家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國家是混亂破敗了還是穩定發展了？真正對歷史負責任的人，不怕這種責任。尤其要做領袖，更得要有擔當。
到了你們那一代，也不知會出什麼樣的事情，或許是“六四”，或許是“七四”，但你們一定要有歷史責任感，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只要對中國進步發展有利，該怎麼幹就下決心怎麼幹。回答“六四”這類問題，根本的方法不是去爭論，而是實實在在地把國家搞好，讓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
有人告訴我，黨內人材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以什麼標準衡量，論文采飛揚，我不如毛澤東，論意志堅定，你們可能比不了我。但論科學理性，論勤學努力，論民主長處。
總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禍。要敢闖、敢幹、敢負責任。當然，也不要一朝權在手就惹事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幹實事、敢負責，有了這種態度，歷史也會對“六四”有個理性的說法。
第六，制度建設。除了政體要在憲法制度上下大氣力外，還有黨內、政府內的政治制度搞一些持之以恆的建設。像今天我們只在小圈子裡選江澤民，小圈子裡選你們，這是歷史條件，沒有辦法。但這種作法絕不能長期不變。
最終的領導人還是靠人民來選，不能靠小圈子和槍桿子。最好是先從基層的民主抓起。今後我們再也不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古語說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實事求是的本領，靠真理和民心民意來維持的完善政權。你們要有這個觀念，今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稅收來養政權，你要老百姓養，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務民意。此事從上到下搞，風險太大，但必須試驗，不搞的風險更大。
合理的辦法是從下而上慢慢演進，先把基層工作做通，農村包圍城市，這樣風險較小，就像八十年代農村改革那樣，先從大包乾抓起，而後是鄉鎮企業，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不要急，但也絕不能不去開拓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