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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勞工人權 空姐移工做伙來

【記者王蓉台北報導】景氣寒冬降臨，各行各業皆遭受衝擊。雖然政府高喊拚經濟，推動一連串的金融、法令改革，但政策所謀取的利益，卻得靠犧牲勞工權益換來，台灣勞工不分藍領、白領，正面臨勞動條件的不斷惡化。

昨日有兩個勞工團體為爭取生存、走上街頭。一是民間團體為外籍移工向行政院陳情，希望政府介入、修改法令，給予外籍藍領勞工最基本的勞動三權。擁有白領光環的華航空服員，因不滿資方遇缺不補、超時工作，更拒絕與勞方簽訂團體協約，齊聚「嗆聲」。

藍領移工的處境

資本迅速流動的時代，藍領工人因為低價、取代性高，首先淪為國際「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第三世界的勞工因社會位置的弱勢，只能輸出到已開發、開發中的國家，出賣勞動力與人身自由。國際協會秘書長顧玉玲指出：「外籍移工在台灣就像是奴隸！」在台灣政策的縱容下，這群藍領工人被雇主箝制自由、強迫勞動、甚至層層轉包。

「每天晚上8點以後，資方會降下工廠鐵門，把我們關在裡面不停工作……。」來台工作2年餘的菲籍移工Rosemary數度哽咽地陳述，除了不准她們休息，連續工作24小時外，在堆滿易燃物的廠房工作，一旦失火，她們會被困在廠內、活活燒死！資方「安慰」她們的方式，是叫她們自己想辦法從二樓跳下。

有時候，台籍男性管理人員隨時會進入位在二樓的宿舍，不准她們休息，有時更會趁喝醉時侵入房間，讓她們每天處在擔心恐懼之中。除了旺季要24小時趕工外，遇到淡季時，雇主還會將移工轉販到其他工廠勞動，不讓她們有喘口氣的時間。

在電子加工廠的Carolyn認為：「最難以忍受的是，老闆總是扣掉我們的薪水，但我們卻不知道為什麼！」只用中文的薪水單上，列滿各種扣款項目，如「勞健保」、「水電住宿費」等，還有不知名的「預扣款」，加上發薪前的口頭款項。每月加班逾200小時，全年無休，好不容易領到的微薄薪資1萬8千，在歷經種種扣除後，實際拿到她們手上的只剩1、2千元。

而這些非人性的對待，僅是總體惡劣勞動條件中的一角。台灣國際移工的慘況，在官方政策的結構下，正不斷加劇。

「他們待我們如動物，我們非常恐懼，只因為他們恐嚇要遣返、扣除薪資。當他生氣時，他會拿起身邊的任何東西砸向我們；當他心情好時，則任意地鞭打我們的屁股，除了保持沉默，我們不能作出任何反抗……。」這是移工在5月間秘密傳真給勞委會的申訴書，然而申訴從此石沉大海、移工則遭到遣返。

白領光環的消失

不亞於藍領勞工惡劣的勞動條件，台灣白領工人的處境也在整體勞動環境下被犧牲，繼國營事業、基層教師、銀行員之後，昨日下午台灣空服員也首度出現走上街頭。

「歷經7年、50餘次的勞資協商，資方始終無法與工會達成共識。」中華航空公司產業工會理事長李昭平指出﹐航發會指派的管理人員違反政府法令與團體協約﹐半年前起﹐要求空服員每日工作超過14小時﹐一人當作兩人使用。

舊版的團體協約中﹐明定空服員每月工作不得超過100小時。「公司規定『起落架』的升降時間範圍內﹐才算是工作時間。」林姓空服員指出﹐事實上她們每次起飛前2小時20分就要至航空公司報到﹐再加上出發與回家的時間﹐若是按照正常飛行時數計算﹐每月至少有50小時不計算在工作時數內。

她進一步指出﹕「因為人力嚴重不足﹑資方遇缺不補﹐我們除了增加工作時數﹐更加重工作內容。」以前每架飛機必須安排19名空服員﹐如今即使航班客滿﹐資方仍指派16﹑17名﹐「航空業首重服務﹐每位空服員的工作內容原本就相當沉重﹐如今更短少1﹑2名空服員﹐實在吃不消﹗」

除工作負擔變重外﹐未有充足時間可以休息﹐也是令她們走上街頭的主因。

長期以來﹐班航間只讓空服員休息8個小時﹐「扣掉往返公司﹑盥洗﹑準備行李等時間﹐真正休息的時間不足2個小時。」林姓空服員表示﹐尤其是在近半年因為超時﹑工作量增加的情況下﹐她常常在頭昏﹑生病的狀況下工作。

「很多客人投訴華航服務態度變差﹗」一旁的黃姓空服員表示﹐但是公司也不會因此體諒員工﹑加派人力﹐反而指責空服員的服務技巧不佳﹐將責任全推給過度勞動的空服員身上﹐相當不公平。她補充﹐不只是服務的問題﹐空服員的精神﹑狀況不佳﹐更是嚴重衝擊到飛行安全﹐枉顧消費者權益。

李昭平表示﹐華航員工人數共約9千人﹐這次參與抗爭的1千名員工多是原休假員工﹐不會影響航班正常營運作業。

政府漠視勞動人權

昨日藍領﹑白領不約而同走上街頭﹐暴露出台灣勞動結構的問題。上午的陳請﹐勞工團體希望行政院能立即籌組跨部會「預防人口販賣小組」﹐全面檢討外籍藍領在台遭受強迫勞動的事實﹐並提出預防等政策。原本答應接受陳情的李應元不願出面﹐僅派出處長接受陳情。

而台灣史上首度空服員的抗議﹐即使訴求只希望能回復以往的勞動條件﹐安排充足的人力﹑時間﹐以保障員工與消費者權益。但資方也僅是同意將14小時的超時工作﹐減少2到4小時﹐工會的其餘要求﹐全以「再協商」回應。

「儘管台灣勞工的處境不斷暴露在社會大眾眼前﹐政府仍是視而不見﹑埋首沙堆。」顧玉玲指出﹐結構性的政策與不平等的關係不改變﹐整體勞動條件只會不斷惡化﹐出現更多走上街頭的勞工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