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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色：志願主義──訪談費舍教授

2012-12-21 06:02:27

本報訊



訪■尼可拉斯．杜弗Nicolas DUVOUX 譯■林智貞

社會學家費舍（Claude S. Fischer）在《美國製造》一書中主張在美國，最適合用來描述其社會連繫特色的是志願主義（voluntarism）而非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且用志願主義這個概念最能讓我們了解美國相較於西方其他社會的特殊之處。費舍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剛出版了《美國製造：美國文化性格的社會史》一書，全面性地重新檢視了美國是如何有別與其他西方社會的各項論點。

美國文化性格的社會史
杜弗：是什麼讓您對美國社會史開始產生興趣？是否可以請您解說，您先前眾多著作（其中包括了社會連繫、技術的社會史、都市生活以及對新保守意識形態的回應）在哪些方面引導您發展後來在《美國製造》一書中的論述？
費舍：這個問題可以我個人層面，以及知識層面上的因素來回答。比較個人層面的回答是，我一直以來都為社會史學家的細緻研究（此類研究多受年鑑學派啟發）著迷，也愛閱讀這類研究。寫《美國製造》一書恰好可以讓我自己沉浸在這樣的智識樂趣中。
就知識層面而言，一直以來我的研究可以說是處理了我認為是社會學與大部分的社會科學領域中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該如何了解西方社會在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現代化的興起和意涵？以及，更進一步地問，現代化為人的生活領域──人的心態、社會關係和社群──帶來些甚麼樣的結果？這些問題社會學的元老們都鑽研過，尤其是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和《自殺論》。現代化還包含了都市化和科技演變，我因此過去在都市生活的社會心理學議題上研究多年，也花了數年探討新科技中「人」的面向。這些是我的核心關懷，也驅動了我寫《美國製造》這本書，而本書探討的是一直以來被認為最現代的社會──美國──的社會史。這本書要問：美國社會與文化如何演變？在國家經歷現代化之時，美國人民的經驗與心態又如何改變？
杜弗：您用什麼方法來寫美國文化與性格的社會史？這本書和之前處理過相似題目的他人（比如說托克維爾（Tocqueville）、馬丁里斯佩特（Seymour Martin Lispet）、貝拉（Robert Bellah）著作，以及其它關於現代性、現代化的社會學著作間，有什麼關係呢？
費舍：這裡間接提及了我書寫中兩條非常重要且相關的脈絡。一個便是問美國社會和它源自的西歐社會有何不同。當然，托克維爾是處理這個問題的歐洲作家中之經典，馬丁里斯佩特則是其中主要的美國當代作家（他是20世紀美國偉大社會學家，他的眾多著作包括一系列的「美國優越主義」研究，其中之一聚焦於美國加拿大間的差異。他也曾是我的教授）。早在托克維爾之前直至馬丁里斯佩特以降，幾個世紀以來，無數學者、新聞工作者及旅人都曾試圖解釋美國的特別之處。我從這些成果中，例如從瓦仁尼（Hervé Varenne）身上，汲取了許多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大多認為是特殊的、早期歷史中顯現的美國性格，今日實仍屹立不變，比方說美國人篤信宗教和不信任政府的性格都是。
另一個相關的寫作脈絡大抵上是問美國社會，特別是社會凝聚這部分，在過去這些年是否改變、如何改變。1985年由一群學者共筆的經典之作《心之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主筆是我柏克萊的同事貝拉，作者還包括我的同事同時也是我妻子安娜．蘇德勒Ann Swidler）主張，自獨立建國以來，個人主義強盛，社群聯結日漸衰微，造成了現代美國人深層的社會疏離。在17世紀以來一連串類似的分析中，《心之習性》的剖析最為精湛。本書《美國製造》試著從這些研究與書籍中學習吸收其貢獻，但書最終的結論卻是要挑戰那些主張美國歷史已發展出「社群衰落」或是疏離漸深等現象的論點。
就系統性的方法而言，我採取的就是儘量廣泛且深入地閱讀美國社會史相關文獻，蒐集各史學家提出的經驗觀察，然後以社會學式的問題探討和概念來把過去3個多世紀寫成一個一致、連貫的社會史。美國的史家們已經放棄了這種長時段、宏觀的歷史敘述，有些史家更直指社會史領域今日多為各種特殊專精的研究所分割了，無法形成整體性的學問。我身為一個門外漢，尚有膽識，所以我試著來做。

志願主義的歷史淵源
杜弗：依你的看法，最適合用來描述美國的社會連繫特色的其實是志願主義而非個人主義，你也說，美國社會所見的志願主義正是使其相較於歐洲社會最有所突出、特殊之處。能請您談談志願主義是由什麼構成的，它的歷史淵源為何，根據您的研究，志願主義在近幾個世紀又是如何演變的呢？
費舍：美國文化一般被稱為極端的個人主義，我用「志願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有部分就是為了挑戰我們對美國文化的詮釋。這個概念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我闡述其他作家的想法而得，比方說我參考了前面提過的瓦仁尼和蘇德勒等人之作。
關於志願主義第一個關鍵前提是，各人皆為有主權、特殊獨立、自力自治且對自我負責的個體。第二個前提是：自我中心與孤立不能使個人成功發展，而是要透過相互支持、自由地結伴及組織社群才能。最原型的社群要屬基層新教徒的教會，人民可以自願加入或退出教會，身為教會一員時，就堅定投入參與。世代以來，很多所謂的「美式特質」像是別無旁人般地投入、自信且樂觀實幹、平等主義眾、奉公從眾，還有對社會地位的熱中等等，其實都源自美國志願主義文化。我的重點是，美國文化傳達的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孤立，這是一種根據個體的志願結合成社群的文化──這種社群不是像舊世界的部落宗族或社會階級一樣，是由個人的家世出身或天命決定，而是透過志願抉擇所組成的。
志願主義在美國生根要追溯回16到18世紀，當持異見的新教派在北美殖民定居時。這些教派樹立了他們教會的型態：各個信眾經由自身對神的見證而志願加入團契，組成教會（這與歐洲集權制式的教會形成了強烈對比）。特定的美國情境，像是缺乏地方性的貴族階級、以及廣大土地可供白人運用使其成為自立的農夫、高度的空間流動和移民間的文化異質性，都使得新教式志願自組的團體型態擴及至人們其他生活領域，在居家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蓬勃發展。
美國的主流強勢文化在西元1800年時就已經為志願主義所左右，但在當時，其實很少美國居民能真正置身於這樣的文化中，很少人生活足夠自立並有能力參與。白人資產階級是那些領導主流文化的少數，而印地安人、奴僕、婦孺和窮人階級則無法參與，因為他們隸屬於白人資產階級，沒有文化資格。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大部分的美國人生計提升，並有了權利參與主流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書中好幾次都稱：「很多美國人變得更像美國人了。」
我們可以發現開始行使自治與自決的美國人民越來越多。很多女人今日充權後選擇延後婚姻生活，或選擇不婚或是離婚，她們在婚姻中更能發聲，也能追求家庭之外的其他生活；勞工們曾一度隸屬於雇主，且必須隨雇主而居（於工廠中），如今也有自主的生活，能表達自己的聲音；今日就連兒童也享有法定權利，並依各文化的不同而能表達他們不同的需求。這些人民自決的興起都代表了美國志願意識型態以及分權系統的興盛，當然，這也很可能是造成在國家層級上的集體活動有其困難度的原因。

■志工在紐約市史塔登島發送食物給受到颶風珊迪影響的災民，圖攝於11月21日。

美國：失落的伊甸園？
杜弗：我們來談您作品中寫到當前的關鍵議題。在書的一開始，您指出美國這個國家對自身想像與認同充滿了迷思，而您對那些其實不正確的再現有所批判，甚至申請了部落格（madeinamericathebook），透過量化以及社會史等研究方法蒐得的資料呈現，一方面來延續您書中的批判，另一方面啟發社會大眾對此的了解。您覺得哪個議題在實際資料呈現上和美國自身形象再現間顯現出的差異最大？
費舍：美國人對美國文化存有的許多迷思其實是因為他們對歷史所知無幾，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也了解甚少（我們真的是異常專注於自我的民族。）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美國人總有的衰微與失落感，好像我們過去是處在較輝煌的時期，由一個美好的道德之邦演變至如今。這種緬懷過去的情結並不是只在美國才見得到，但是我認為美國的情況是比較嚴重而值得深思的，這種情結直溯至早期，早在建國之前，並且將過去的一些面向，尤其是鄉村生活浪漫化了，而歐洲人在這一部分就跟我們不同。這樣的歷史故事長久以來都存在於美國大眾及知識圈的敘事認知中，除了少數的例外，比方說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那段時期，但那並沒有維持很久。它存在於清教徒的先民時代，16世紀晚期，一直到今日許多政治論說中（留意有多少總統競選的演說和提出的口號中強調候選人將能重振某種已流失的、輝煌的過去）。雖然其他文化中也有這種懷舊情結，它所意含的世界觀卻恰好最符合美國的情境，因為它剛好呼應了基督教那失落了的伊甸園的主題。當然，某些時期我們的確曾歷經衰退，但是就美國至今的歷史來說，我們的走向其實是進步多於退步。最明顯的例子像是我們現在都很擔心本國民眾和外來移民間的衝突與暴力事件，但今天我們面對的移民事件要比19世紀時的血腥程度平和太多了，卻很少有美國人會這樣想。
另一個迷思就是美國人對政府的看法，美國人對政府是很有敵意的，尤其是對國家層級的政府。造成這種好惡的因素在於美國人十分強調自立自強、反君主制革命、以及所謂的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也因此，美國人對政府在今日社會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及功能，諸如治理經濟、降低人民生活風險等等，認知貧乏，又加上我們和歐洲相隔大洋，語言不同，當然也對歐洲政府的作為一概不知。

有錢人才有能力符合美式價值觀
杜弗：您證實了美國文化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有著高度的延續性。但是，美國今日似乎正遭遇嚴重的分裂，以階級分裂為主。少數高教育水準的菁英傾向與同水平的伴侶婚配，漸趨排外，自我隔離於其他眾多人口。像莫瑞（Murray）在《即將到來的破碎》（Coming Apart）提到的，有些主張預見隨著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對照核心美式價值有各自不同的發展，美國將出現雙重社會，也就是只有有錢人才有能力符合真正美式價值觀念的社會。相較於您本身強調文化、尤其是志願主義文化正持續發展，您又如何回應這種美國文化正在分裂和窄化的不同看法呢？您的論點如何包涵進這些元素？
費舍：我將志願主義的延續與擴張歸諸於美國過去以來經濟與財政良好體制提供的安全度。邏輯上來說，如果這種安全度降低了，人民能充分參與的能力也低，我想這可以用來解釋莫瑞提及教育程度低的階層社會參與度也低的趨勢。勞工階層和他們婚配伴侶的危機是美國當前最要緊的社會問題，在過去的40年中，這顯現了3百年以來正向的趨勢的停滯與倒轉。歷史並不一定會朝同一方向前進，也沒有必要如此，而我在《美國製造》中寫到目前為止的趨勢，並不表示它一定會持續不斷，我們當前面對的是一個非典型的時代。
我和其他幾位同事曾合寫了一本《人為的不平等》（1996）。不平等是自1970年代以來的新趨勢。美國的歷史發展中，經濟上的不平等在不同時期會根據當時的不同的經濟發展增加或減少，舉例來說，在南北戰爭前開放市場時不平等的程度加大了，而二戰後景氣繁榮時不平等的程度則縮小了。長程來看，底層民眾生活水準的大幅提升意味著全體的平等化，其中一個關鍵的指標就是人的壽命：過去平均壽命的差異一度很大，現在已經大幅縮小了；同樣地，現代生活所有必需，像是合宜的住屋等都已更加普及。但，就經濟上或是各種基本生活條件像是健保等而言，美國身為已發展國家中最不平等的社會，仍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它近期不平等的擴張程度也要其他國家要大得多（唯一例外大概要屬英國了）。

■一家食物銀行在華盛頓發送食物給排隊的民眾，圖攝於11月20日。

杜弗：在志願主義漸強的趨勢中，不同階級家庭型態的轉型是一個例外。您說到婚姻穩定度的降低以及下層階級的同居現象標誌了新的歷史分水嶺，您是由哪些觀察實證而提出這樣的分析？目前所見經濟不穩定的局面是否會是扭轉了1970年代至今趨勢的要因？過去幾十年來其他許多作者提出了「都市型底層貧民」這樣的名詞，您覺得在這脈絡中用來討論此類人口是否有其重要性？
費舍：勞工家庭面臨節節高升的壓力算是近期的新現象，在過去大部分的美國歷史中，我們看到的是勞工家庭的生活都算是穩定增質中，雖然它比中產階級那種更親密也更平等的家庭生活形式來的要晚，但目前這個時期看來是問題重重。
1970到1980年代當時，美國人很擔心家庭瓦解這個議題，但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其實根本就是勞工階級家庭的瓦解，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所組成的家庭都還好好的。經濟對勞工家庭造成的壓力，尤其是低教育程度者的工資低下，進一步導致其婚配伴侶有外出工作的需求，是導致目前問題的主因，而另一方面美國家庭也同時受到女性角色普遍改變的影響。女性較50年前變得更獨立了，她們晚結婚，對配偶要求更高，而且可以自由選擇結束婚姻。高教育水準階層比較能適應這樣的性別革命，他們對婚姻有了更平等的定義，但教育程度較低的階層越來越難應對。至於你提到的「底層貧民」，如果這真的有用的話，應該是用來描述勞工階層裡非常少數也遭遇到非常大困境的一群，主要是那些沒有取得高中文憑、長期窮困沒有辦法維持生活穩定的人。

友情與社交網絡的發展
杜弗：您的上一本書《保持聯繫》處理了您研究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也就是自1970年以來友情與社交網絡的發展。您覺得這段期間改變最多的是什麼？您有怎麼看待新科技為社會連繫帶來的影響？
費舍：在《保持聯繫》中我檢視了同段時間內，美國每一份以同樣問題問及關於受訪者與家人和朋友關係的調查。我的結論是，大體來說，過去40年間美國人的社會連繫維持的出人意料地穩定，21世紀初的人們還是十分投入家庭與交友，家庭與朋友圈內互相支持的程度高，都跟1970年代的情況一樣。有些細節是有了改變，尤其是現今美國人在家裡舉辦社交活動的頻率不那麼頻繁，比較少全家人在家吃晚飯或是邀請朋友們晚上到家作客，他們改為外出聚餐或約朋友出去見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因為2000年代女人出外工作的比率比1970年代高得多，工時也較長。另一項改變就是美國人今日和家人朋友通訊的次數變多了，這該歸因於1970年至今電話費的調降以及電子通訊的興起，1980年代前個人電腦還不存在，Minitel的服務也要到1982年才出現。
提到科技與社會連繫，1992年我出了一本談電話與社會史的書《美國通話中》研究這個議題，書中結論提到了電話問世50年間大致上更加促進了人們一直以來的社會生活走向。我本身並沒有對晚近的科技進行研究，但其他研究文獻的論點大致類似：雖然說有些人較害羞，使用網路來避免現實的社會接觸，大部分的人卻用網路來拓展他們的社會接觸，且最典型的就是跟他們日常生活就會見面的人使用。就像老一輩的電話或是早期的汽車，這些都是「社交的科技」，不管科技研發者的出發點是什麼，使用者總用來增進社交性。網路研發者預想出了一種用於軍事以及學術用途的工具，有些人可能也預想了它的商業用途，但使用者則讓網路的社會功能成為實用上最重要的面向。

新聞來源：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