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是澎湃洶湧的時刻，往往，我愈是無言。
這也是一篇寫於三四年前的文章。當然，後來也一併收錄在〔愛上編輯台〕那本書當中，作為告別新聞戰場的紀念。
我還記得當時寫這篇文章的心情。那天早上，我打開電子信箱，看到朋友轉寄過來的〔記者都是白痴智障〕這篇文章並要求大家瘋狂地轉寄，有感而發，因而寫下。寫完後，只是默默地張貼在自己的心情網站上，並沒有同樣要求大家也轉寄。很簡單，我不想造成大家攻擊來攻擊去。那不是我的本意。
有時，我真希望自己健忘一點。
但，我真的記得十年前，我們新聞部的主管，經常在會議上訓誡我們，攝影機對記者來說，就像槍之於軍人，即使犧牲生命捍衛，在所不惜。好多年時光過去了，我輾轉過幾個新聞單位。常常覺得，自己並沒有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公司老闆的權力，基層工作者只是中階主管手下的棋子，下得漂亮，才能像老闆邀功。這樣的感覺，到我離開新聞界前，一直都沒變。
2004年１０月２５日台視攝影記者平宗正殉職前最後一刻，仍高舉攝影機，試圖保護它......
《愛上編輯台》◎李冠蓉
無言的時刻
華航又發生空難了。
一架載滿觀光客、歸鄉人、台商、機組員的波音飛機，原本應該平安地降落在香港，卻在從中正機場起飛後沒多久，無緣無故在雷達上消失，莫名其妙地摔在澎湖海域，生還機率渺茫。出事後，乘客家屬心即如焚趕赴澎湖等待消息，救難隊伍一批一批地出海搜尋打撈，官員民代也不容自己在這種場合缺席……當然，還有一大群蜂擁而至的新聞記者。
無疑地，這是一條大新聞。
一條散發著淋漓鮮血腥味的巨大災難新聞。令人完全無法忽視它的發生、存在、與進行。
災難新聞的處理，接觸到的不外乎是，傷亡、屍體、號哭、心碎、憤怒、繁雜、忙亂……種種必然的激烈情緒反應與舉止，對多數基層新聞工作者來說，鐵定不是愉快的經驗與記憶。但，更令人感到錯愕與羞辱的是，朋友透過e-mail群組轉寄來的一封《嗜血媒體，我們不需要你！》的信。
這是一個義憤填膺的網友寫的信。
信中詳細列舉他認為電視新聞在此一空難事件犯下的錯誤。包括「文字記者冷靜地問傷心的乘客家屬，你的女兒在上面嗎」、「攝影記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攝影機，怒吼出手打他機器的家屬」。信中更教導新聞記者「真正的新聞，應該是去找出空難發生的原因。媒體記者能做的，是報導該負責的、如何把後事安置好」。文末更請求網友不斷地轉寄，期盼藉由網路轉寄的方式「讓嗜血媒體消失，讓我們的新聞像個真正的新聞」。
透過層層的FW再FW，一句句的評論紛紛加油添醋地被寫上，「記者危言聳聽，真是社會混亂的推手。」、「記者搞不清楚狀況，編輯台為了版面，什麼都湊數。」「請記者不要忘記自己記者的本份, 更不要忘記自己是人的身份」……最後，我的朋友踹上最重的一腳，寫上一句︰「記者本來就多半是白癡加混蛋」！
真的是這樣嗎？
我看著這些指責，腦子裡有時飛快地轉著一幕幕將近十年的新聞人生涯、有時什麼也無法思考地發呆，心神漸漸恍惚，現實慢慢模糊……他們罵的是我嗎？或是，罵的是那個「為了保護攝影機而和罹難者家屬發生口角」的攝影記者？我分不清楚。
我的大腦快速地往前搜尋，找出幾天前的記憶檔案——
找到了！我對那則新聞記憶深刻。搭機從香港來台善後的罹難者家屬一出關後，發現攝影機正對著他，怒吼︰「別拍了！」攝影記者繼續拍攝。家屬動手去打攝影機。記者立即護著攝影機，並且斥責家屬：「這是我吃飯的家伙，攝影鏡頭很貴的！」
身為一個基層的新聞工作者，我完全能夠理解，這位被網友抨擊為「毫無人性」的攝影記者，當天當場為何會有那樣的反應與行為。
該名攝影記者當天很可能被長官下令︰「你去機場拍香港家屬。」他於是動身前往，拍到畫面才算達成任務。拍不到畫面，長官會說︰「這麼簡單的任務你都搞不定，你還有資格吃這行飯嗎？」要是攝影記者不想把鏡頭對著哀傷的家屬，隨便拍個背影回來交差，長官會罵︰「你到底是沒有sense，還是偷懶啊？多走幾步路，繞到他的正面拍他的表情，才是重點啊！你拍他後腦袋幹嘛？」
要是攝影機被受訪者打壞了，攝影記者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呢？
我的大腦往更深層的記憶去搜尋，找出幾年前的秘密檔案——
當時，我是一家有線電視新聞台的文字記者，和一個攝影記者搭檔風塵僕僕地終日奔波。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滿腔熱血熱情與正義感。當時，社會剛剛解嚴不久，街頭大動員的失控場面屢見不鮮。我和我的搭檔經常得穿梭在鎮暴警察與抗議群眾之間，身手靈活地躲著迎面而來的雞蛋、鐵條和棍棒。
有一回，攝影機在一次採訪任務中摔壞了，公司要求攝影記者賠償修繕費用二十多萬，要是修不好，就得賠上七八十萬，買台新機器還給公司。
長官代表公司高層向攝影記者傳達這個消息時，還打了一個冠冕堂皇的比喻︰「就像槍是警察的第二生命一樣，警察在任務中要是丟槍的話，也會被上級記過處分。攝影機對一個攝影記者來說，重要性就跟槍一樣。公司不是政府機關，記過懲戒沒有意義，所以當然是要賠錢，才能讓你記取教訓，教你下次記得在採訪時，好好保護你的第二生命。」
我永遠忘不了，長官離開後，那個攝影記者憤恨、頹喪交織的咒罵：「幹！當時那種混亂的情形，幾十公斤重的攝影機叫他自己揹看看，看他能不能保住他的第二生命。幹！我一個月薪水才三萬多，叫我賠二十幾萬、甚至七八十萬，我哪裡拿得出來啊？乾脆，去法院告我算了。」
如果你知道，攝影機的毀損，可能導致攝影記者傾家蕩產、一貧如洗，我想，任誰都很難苛責那個記者，即使面對動手動腳的罹難者家屬，都要失去同理心而氣急敗壞了。
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來看，該名記者一定也料想不到，一趟採訪任務下來，他竟然成為全國觀眾所唾棄的匪類。他的爸爸媽媽妻子孩子從網路上收到這封數十萬人爭相轉寄的責罵信函時，也絕對不能理解，自己的兒子丈夫爸爸不過是安安分分地工作罷了，怎麼會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從這封信所訓示「真正的新聞，應該是去找出空難發生的原因」，不難看出，長期以來，記者被大眾期待成為「社會正義的化身」，要挖掘真相、要懲奸除惡、要伸張公理。
事實上呢？
事實上，一個跑線的基層記者，往往只是長官手下可以任意調動的一顆棋子，力量是非常微薄的。
而，更深層地探討這種「集體期待」的背後涵義，當一個職責是「報導」的人，竟被寄予伸張正義的厚望時，是否意味著職責是「辦案和斷案」的警察、檢察官、法官等司法系統完全失靈，民眾失望，社會正義早已蕩然無存了呢？
的確，台灣的媒體亂相頗多。但，一味地要求基層的記者和編輯檢討，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主導權並不在他們手上啊！
還記得我從前還在電視台跑新聞時，每天罵聲隆隆的採訪會議上，常常目睹耳聞攝影記者拍的畫面，被長官檢討或是批評「有沒有夠震撼」，「有沒有夠精彩」，達不到長官要求的人，日子肯定不好過。
我知道那些攝影記者，曾經和我共同打拚堅守崗位的弟兄們，幾乎人人背攝影機背到脊椎位移變形，他們的辛苦與痛苦，外人很難體會些微。
新聞媒體主管又是憑著什麼理由指揮下屬、向老闆交代呢？
很簡單，收視率和閱報率。
如果每次的「下猛藥」，都能衝高收視率和閱報率，又怎能讓他們覺得自己有「錯」呢？就像永遠不褪流行的電視肥皂劇，劇情愈離譜變態，觀眾罵聲連連時，收視率愈是拉出長紅，歹戲拖棚的惡夢，就發生了。閱聽大眾心口合一嗎？
人生常常是這樣的。起初，你懷著美好的夢想投入一個行業，漸漸熟悉這一行的真實面貌與遊戲規則時，你的美好夢想漸漸消逝幻滅，然而，你卻被更多的生活現實給牽絆，深陷其中形成一個紮實的共構，無法輕易脫身。
我沒忘記，原本是懷抱著美好的理想投入新聞工作的啊！
然而，我的熱情漸漸冷卻，我的笑容慢慢凍結。想起了那句話——生命中有些時刻，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
此刻，我真的無言以對。只想關機暫時離開一下，一個人靜靜地去喝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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