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摯愛的媧
政治，在人與人之間複雜關係體的總稱。一個巨大到將所有事物淹沒的無形牢籠。政治，不是那些無良的跳樑政客的遊戲（當然了如今的確政治萎縮退卻到那樣的位置點），不是只有程序，不是管理跟被管理，不是只有官僚、事業主與勞動者的對峙（按照阿倫特的說法是：勞動、製作和行動所指向的公共場域與私人場域的區隔，而眾數並存的行動才是真正的政治），不是新聞頻道淺薄無知到只是資訊流動的報導。政治，鈞特˙葛拉斯說，政治是不可以迴避的。政治，並非少數人的少數原則運作。政治，原來應該是你我之間的事。你跟我，就構成了政治，然後擴大，再擴大，直到你跟我都無能為力的地方。政治，是龐大到人一出生就被含括在其中的最大的有限體（相對於個體來說，也夠無限的了）。
所以，某種層面來說，政治其實是上帝般的存有（我說上帝般，意味我並不確知上帝是否存在，就算祂存在，老實說我都懷疑祂像一隻鳥或一顆石頭多過於其他）。政治原來就立於虛構，原來就是一種概念，用以協調人和人類、個體和眾數的意識，直到人口暴增，而終於不得不建制有命令與服從性質的制度。制度只是政治表面。而政治的裡面應蘊含更豐饒的意義。不過那只是應該。當政治被抬高到群體的尖端，它的真正意涵也就枯萎了。當大多數的人覺得政治跟他們無關，頂多就是投投票時，政治變成跛腳政治，變得殘缺，僅剩下空殼，而失去了政治的效能與對整體提升的集體自覺。
那就像是，你知道，譬如說也是一種政治的愛情吧。你跟我之間的政治，我們共同建立的關係體。我跟你依照某種法則，雙人性的法則，來成立、建構我們的愛情。有強有弱，有建設有破壞，有控制有反對。但無論如何，戀人們意識到愛情，沒有把它剔除在外。而當你決定我們之間的愛情與你無關時，愛情乃必然瓦解了。政治亦然。
在紀錄片《牽阮的手》，導演顏蘭權、莊益增以一段突圍式的愛情切入大時代與社會運動的脈絡底。當還就讀高中的女孩田孟淑決意與大她十六歲的田朝明廝守終生，甚至不惜叛家逃出，從此一生相隨時，你彷彿看見陳甜和蔣渭水：日據時代為爭取台灣人議會與政黨的權益而奔走，並終於在對霧社事件堅持報導被逮捕入獄，壯志未酬而死的蔣渭水，還有一路伴他，在他死後便出家終生不另嫁的美麗女子陳甜。同樣都是醫生和相差十幾歲女孩的組合（但醫生這個行當在當代卻逐漸失去魅力與影響力，主要是過去的時代醫生通常有錢有閒，有治癒天下的大氣魄，但當代的醫生卻經常是縛手縛腳的，為了符合體制，賺取財富而為，良心與知識便純粹是名詞了嗎？），也同樣是為了廣大意義的人民和政治持續奮戰著，被暱稱為田媽媽的孟淑，跟說人生來就為了真理而受苦的田朝明，亦在島國從戒嚴到解嚴的過程扮演見證者、推動者的角色。
就是這樣一個女孩，敢於違背規矩（亦即違背法，他父親禁止她與同姓又大一輪多的田朝明婚嫁的法）以心中的準則為準則，走向愛情，最終亦走向了民主運動的路線。導演的敘事從兩人相愛位移到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乃至於七零、八零年代的各式解放運動，其中包含對政治犯的援救、美麗島事件，以及為民主做出重大犧牲的李萬居、林義雄、鄭南榕等人形影的捕捉，最後再回到都已垂朽的兩人：一個躺在病榻、動彈不得，一個胖大、渾身病痛。但在影片中，他們仍以那敗壞到了盡頭的軀體緊緊纏綿一如舊時。而耳熟能詳的那些情歌啊，如〈家後〉、〈牽阮的手〉，襯著在時代與歷史的夾縫之間寫下愛情詩篇的兩人，如此動人悠遠，堅定而溫柔。
你喜歡田爸爸寫的《Love Story》裡的色情，坦蕩蕩的色情，對他所愛的女子，縱使那是未成年女子，他亦無所遮掩。那種灼熱、激情，不得抵擋。而我更喜歡田媽媽的果敢、堅決，她不但未阻止田爸涉入政治運動，反倒自己也深深投入，那為了信念而起的勇氣啊。你明白嗎，當你期待英雄，並不意味正義到來，反倒可能是邪惡的降臨。因你只是期待別人去當英雄，而自己卻畏縮地躲遠，你只盼望由別人來解決困境，而自己坐享其成，什麼都不用關心付出，只要偶爾發出讚嘆和鼓勵──這不是惡的源頭又是什麼？
導演以動畫重現田爸、田媽的女兒田秋堇去到林宅血案的現場，復又交錯她和田媽的此時專訪。那個時代的恐怖，人性美好那一面的全數淪喪，直至到最低。而那個秋堇沒有下去的地下室的入口，不只佔據在她人生成為一關口的象徵，更是你和我必須時時警惕在心的幽黯之所在啊。它並不會消失。有個萬惡的統治者，我們可以直接察覺，並努力擊倒。暴政必亡嗎，是的，但那得累積多少的犧牲與奮鬥，而又有多少人願意拿出自己所擁有的，無論是財產、幸福或生命來交換呢？捫心自問，我們是如何渺小和卑微、低劣啊！地下室入口，是的，它一直在。
在洗腦年代、無聲年代以後，你我這一代人總是做為漂泊者、不可知論者。當從小所受的教育的核心，那神聖的一切都崩塌了以後，特別是在政黨輪替後，我們被灌輸的那些歌功頌德原來都是謊言，不比屁更值得時，我們歷經了幻滅（當然還有再幻滅，在第二次政黨輪替後）。荒涼啊國境之內。在此，我們還能相信什麼？除了那些偉大而逐漸被未來人遺忘的先輩以外？
政治應當是無關於善和惡的，只是隨著立場與觀點的不同，遂有了政治的善與惡之分。如果有一天，我們失去了政治施虐者的形象，又如何呢？我們要去打倒誰，打倒什麼？
有人就有政治，有政治就要有法做為依循與判斷的準則。
但法，法是什麼？法是追求人類的公平與正義？或者只是在眾數在善與惡的兩元基礎上在多樣性範疇裡尋找平均值？而如今，政治與法的內容是不是被市場和生活取代了？生活至大，維生至大，工作至大，你跟我都被那些訊號搞得精疲力盡，是嗎？而法在哪裡？法只是體制人拿來掛在嘴上的「依法辦理」的東西嗎？法等同於正義的時代是不是在更早以前就已遠去了？法只是權力說話者（不是掌控者，沒有人能掌控權力，人只能被權力掌控）的機器嗎？我們所遵循的，是不可動搖的根本嗎，是必要的嗎，是沒有問題的嗎？那些理所當然的觀點，難道不需要一再地檢視與翻修嗎？我們是不是活在一個沒有辦法的法裡了？是不是如卡夫卡寫下的〈在法的門前〉問著：「人人都在追求法，但在這麼許多年裡卻沒有一個人要求進法的大門，這是何故呢？」是嗎，是嗎？
而我們只能繼續發掘、困惑並思考，或許就能一起走進受難者族裔的中間。
造牆者
記於99,9,23
──99/9/23，午后，《牽阮的手》，國家電影資料館。
「本文首發於國藝會藝評台」。
本文同步刊載於2010女性影展中文部落格：http://wmwff.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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