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威尼斯影展把金獅獎頒給了李安的《色，戒》，以致於台灣媒體理所當然大肆報導李安和《色，戒》的種種，幾乎沒有人特別注意到另外一位以《十二怒漢（12）》獲得特別金獅獎的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亥柯夫（Nikita Mikhalkov）。
台灣上映過的俄羅斯電影並不多，米亥柯夫至少就有兩部，分別是獲得1991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的《蒙古精神（Урга／Urga）》和1994年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以及1995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烈日灼身（Утомлённые солнцем ／Burnt by the Sun）》。可惜，他的光芒全被李安被遮蓋掉了。
米亥柯夫今年的參賽作品《十二怒漢》是將美國導演薛尼．盧梅（Sidney Lume）的名片《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移植到了車臣，當年的《十二怒漢》曾獲得1957年柏林影展金熊獎，新版的《十二怒漢》描寫一位車城青年涉嫌殺死了具有俄國軍官身份的繼父後，接受審判的故事，原本是証人舉証歷歷，死刑難逃的殺人官司，卻因為一位陪審團員力排眾議，而讓陪審團及觀眾都有了重新思考犯罪行為的契機。
根據米亥柯夫的說法，他的《十二怒漢》是要把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思潮帶進俄羅斯，而不是在挑戰俄國的車臣政策，更不要被車臣少年殺害俄國軍官的簡單邏輯，就在罪証不足的情況下將嫌犯匆匆定罪。擺脫成見與偏見，追尋真理的人道主義情懷，其實也是米亥柯夫一向關切的主題，威尼斯影展特別頒給他特別金獅獎，也算是沒得大獎的一種肯定方式吧。
看到米亥柯夫，我就想起了我曾經在1993年訪問他的「慘況」。
首先，我不懂俄文，只會說英語；他不會英語，只會俄語，這樣的訪問怎麼進行？
其次，我是在西班牙的San Sebastian 影展上遇見擔任競賽單元的評審委員米亥柯夫的，影展當局為他安排的翻譯人員只懂俄語和西班牙語，不會英語，我自然也是不會西班牙語的。
語言不通，怎麼辦？語言不通，怎麼採訪？
有人也許就此放棄了，但是我不甘心，好不容易遇見一位大導演，不做訪問，這趟西班牙不是白跑了嗎？眼睛溜呀溜的，我瞄到了一位曾經和我一起採訪過坎城影展與柏林影展的西班牙記者荷西，「他會說英語的啊！」我想起了我們在坎城期間的簡短交談，於是立刻飛奔上前請求協助，荷西很大方，立刻點頭就找上了翻譯，表示有一位台灣記者想要採訪俄國導演，但是訪問要轉三手才能進行，也就是我先用英文發問，荷西再翻成英語給翻譯明白，再由翻譯轉成俄語，等到米亥柯夫用俄語回答，翻譯翻成了西文，用由荷西轉成英語讓我明白。
很糗，也很費周章的一次採訪記，但是很難忘，畢竟難度太高了，試過一次後，我就不敢再這樣勞煩朋友了。當年，常跑影展的我，每回遇到採訪受挫，就有想要學日語、德語和俄語的衝動，但是因為影展通常只有短短十天，熬過去就忘了語言障礙的痛苦，就繼續懶散下去了。
那次的訪問歷時半小時，後來我根據採訪錄音和筆記，寫下了「來自俄羅斯的聲音─專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作品《蒙古精神》導演尼基塔．米亥柯夫」一文，發表在聯合副刊上，昨天找出了這篇十多年前的舊文稿，想起了當年抱著初生之犢不怕死的精神，闖盪國際影展的採訪往事，因而決定整理舊稿，與部落格上的朋友分享往事趣聞，同時也提供一點資訊，或許可以讓大家多認識一點米亥柯夫。
問：一位俄國導演，怎麼會想到到蒙古拍《蒙古精神》這種題材的作品？
答：如果，我到好萊塢拍《蒙古精神》，人們大概不會關心為什麼俄國導演要來拍中國題材的故事，可是我在中國大陸拍片時，好多人都來問我這個問題。一位導演選中拍片題材的決定，基本上就已反應出他的關懷心態，至於要講的話，應該也都很清楚地反應在電影上，可以讓影迷就個人的修養與感觸來做詮釋。
問：貝托魯齊到大陸拍《末代皇帝》，固然有其文化意圖，但是幕後片商的營利企圖相當明顯，讓人很容易理解其動機，但是你的《蒙古精神》純粹是文化層面的創作，自然更引人好奇關切？
答：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蒙古人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中國問題，歷史上，蒙古人曾經佔領俄國；從地理上來看，歐亞這一大塊地理彊域也是密不可分的。從經濟上來看，邊界人民的自然往來也相當頻繁。所以，我這個俄羅斯人來關切蒙古人的現況，其實既自然，又重要。
問：或許也因為蒙古人在中國是少數民族？
答：是的。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現象。蒙古人有他們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但是現實上卻又得接受中國漢民族的治理制度，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生命態度和生活情趣，一定就會有矛盾產生，更可能因而產生強烈衝突。譬如，電影中提到的人口政策「一胎化」的問題，對於在地廣人稀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而言，就意謂著生死存亡的威脅。
問：不過，你在《蒙古精神》中似乎試圖在探索更寬廣的人類生存問題？
答：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中國人也好，蒙古人也好，甚至俄國人也一樣，都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共同問題，也就是「我們都可能沒有未來」。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觀察結果，今日世界的人們，不論國別，不論種族，不論身處何洲何處，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一種「橫向人生觀」的哲學基礎上，也就是基於生存上假設的身心需要，基於一種生活上的安全感，我們很自然地就會對周遭的人事物，產生更多累積與擴張需求的滿足，譬如我們在衣食有慮的狀況下，就會不顧一切去爭取衣食無慮的明天，即使踩在別人頭上也在所不惜。有錢的人，誰不想再去賺更多的錢。而且，這種橫向擴張的慾望是很難停足滿足的，所以這種橫向人生的最後結果，必然是你爭我鬥，非有個你死我活的結果不可，自然就會導致毀滅的人生。
至於蒙古人的生活原則，則屬於「縱向人生觀」，一切講究自然天理，懂得尊重自然法則，取得和諧共濟的人生，這種生活態度，在當代人生中已屬難見，當然是搬上銀幕的好題材，既新奇，又有耐人尋思的哲理。
問：可是，蒙古人也曾經是歐洲人的惡夢，他們也曾是「橫向人生觀」之下，向外侵略搶奪的民族，只因龐大的帝國最後瓦解了，才成為今天的模樣。
答：其實，《蒙古精神》的電影主題講的就是「幻滅」。蒙古人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是一則歷史教訓，值得我們思索，也值得讓那些還在緬懷蒙古盛世的人思索，再強大的侵略帝國，最後還不是分崩瓦解的命。今天的他們或許已是樂天知命的放牧人，但從他們的生活上，我們也可以清楚發現，標榜橫向擴張思想的資本主義的親生活模式，已經透過新式科技產品的殼子，悄悄進入他們的人生之中。我的電影就是從「過去訊息」和「當代訊息」兩方向同時來架構的。
問：你的電影因為啟用蒙古演員，在台灣遭到禁演（註，當時的大陸政策限制中國演員的演出比例，《蒙古精神》因為主要演員都是蒙古人，只有一位俄羅斯人只佔了一兩位，因而被認定是中國大陸電影，所以禁演，但是後來政策放寬，《蒙古精神》終於得能在台上映）。
答：真的嗎？我不敢相信。
我不懂你們政府的規定和忌諱，但是我要講蒙古故事，當然是要用蒙古人來演出，全世界沒有人會認為這是部中國電影，連中國人都不以為如此，我只能說這是我的電影，一部俄羅斯電影。
問：政治干預藝術創作的現象，在開放後的貴國是否已經有了改善？
答：沒這麼容易。我剛放棄了一系列電視影集的拍攝計畫，劇名叫做《十字路口》，內容探討克里姆林宮內的權力鬥爭，我的拍法是把過去和現在交錯並陳，以古今對照的方式表現權力鬥爭的本質。但是官方一到要拍當代鬥爭故事，說什麼都不肯配合，連場地都不借，我只好放棄了。
問：你曾經把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改編成電影《黑眼睛》，在各個國際影展都獲好評，舊俄文學典藏豐富，是否還有類似改編計畫？
答：基本上，電影和文學是兩種不同形式的藝術媒體。好的文學作品通常不適合改編上銀幕，好的文學改編電影，其實往往是從不起眼的作品上去取材，才有充分的影象和敘事自主權。但是我並不放棄從文學作品借鏡，入手的創作考量，有機會，遇上可以震撼人心的作品，我會努力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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