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的傳記電影通常要包含：作曲家癖好、名曲傳奇以及音樂人生的生命啟示錄。波蘭女導演安格妮茲卡．賀蘭（Agnieszka Holland）執導的《快樂頌（Copying Beethoven）》就兼顧了這三個面向。
沒看《樂聖柴可夫斯基》之前，不知柴可夫斯基有同志傾向；沒看《阿瑪迪斯》之前，不知莫札特的笑聲那麼怪異，發掘作曲家罕為人知的生命特質，一直是音樂家傳記電影不可或缺的要素，《快樂頌》的主角是耳聾的貝多芬，安格妮茲卡用了器材、眼神和洗澡水來揭露「樂聖」的私下人生。
貝多芬在《快樂頌》中第一次亮相只有迅如急雷的腳步聲，那是因為他要催樂譜抄錄員加緊工作的急性子，第二次亮相時，觀眾則看見了他的衣領上架有一塊金屬板，那是他的助聽器（或是聲波集中器），耳聾的貝多芬究竟如何來作曲呢？導演用了一個前所未見的道具，就回答了多數樂迷的疑問。
接下來，性情暴躁的貝多芬痛斥到他家抄寫第九號交響曲樂譜的女郎安娜，說話時眼睛都不看著他。表面上，眼睛直視對方是社交應酬的基本禮儀，貝多芬的狂暴會讓人覺得他不講理，其實，耳聾的貝多芬正是因為聽不見聲音，所以才要看著對方的唇型和表情，揣測對方在說什麼。貝多芬的眼神要求，看似態度粗暴，卻其情可憫，因而有了人性溫度。
貝多芬和多數的藝術家一樣，眼中心中都只關心藝術，所以行事不近人情，也不拘小節，《快樂頌》的安排是他喜歡洗頭淋浴，在沒有自來水的十九世紀初年，他隨時就會拿起淨身的水壺澆頭淋身，他的暢快隨性對於住在樓下的鄰居卻是不時會有「洗澡水天上來」的空降災難，而且不管怎麼大呼小叫高罵抗議，耳聾的貝多芬什麼都聽不到，也不會改進，大名人的小軼事，正是這部探用稗官野史手法寫大師傳記的電影《快樂頌》最愛採用的說故事方式。
《快樂頌》的最大噱頭是聽障貝多芬如何指揮演出第九號交響曲？
音樂史的說法是他在台上翻著樂譜，打著節拍，但是指揮另有其人；《快樂頌》則是安排讓貝多芬親自上台指揮，他的靠山就是細心體貼又能指出原譜謬誤的抄譜員安娜，正因為安娜對於第九號交響曲已經熟到倒背如流的程度，說她是貝多芬的紅粉知已一點都不為過，所以她來指揮貝多芬，貝多芬則來指揮樂團，在音樂的專業上，他們達到一樣的高度，在渾然天成的節奏與默契掌握中，男女合璧，天人合一，才能成就這則音樂史上的演出傳奇。
所有戲劇的高潮，都會放在電影的五分之四或十分之九的最後關頭，然而《快樂頌》卻在電影才演到一半時就飆過了第九號交響曲首演的催淚高潮，顯然安格妮茲卡．賀蘭想要炒做的不只是聾人指揮第九號交響曲的音樂趣味而已，我們必需把焦點繞回到電影片名《Copying Beethoven》上。
字面上，《Copying Beethoven》是抄譜員安娜「抄寫」貝多芬樂譜手稿的動作，但是電影中的安娜卻別有所圖，她接近貝多芬，不只是孺慕崇拜大師而已，她更期待能讓貝多芬品評她的創作。畢竟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裡，女人不但不適合做抄譜員，更別想去作曲了，安娜想要突破時代的禁錮，「拷貝」貝多芬成了最便捷的管道，但也因為她只會「抄寫」和「拷貝」，所以心血結晶看在貝多芬眼中只不過是讓人脹氣放屁的不入流作品而已，不念舊情，毫不憐惜摧毀他看不上眼的作品，大師的狂妄囂張，讓安娜備受羞辱，奪門而出，彰顯了貝多芬不會做人，不懂憐香惜玉的真性情（難怪單身一世），卻也間接點出了評論世界中人情勝過真理的「鄉愿」情懷。
《快樂頌》這時才從大師傳奇的傳統架構中，轉進了音樂人生的生命啟示範疇。
畢竟，時間會証明，藝術世界上只有巔峰精品才會傳世，衝太快，跑第一，往往註定要寂寞的（貝多芬的賦格作品，在生前就備受冷落，連知音安娜都說聽不懂）；但是不做第一，就是廢物，二流就是不入流，除了摧毀，沒有妥協的空間，藝術一旦妥協，一旦畫地自限就是自欺欺人，所以他才會拿起枴杖，一桿就敲碎了安娜男友精心設計的鐵橋模型。
貝多芬的際遇讓人鼻酸，他的率性則是既殘忍又無情的，但在那樣激昂又熱情的生命姿態中，觀眾卻是別有體悟的。
《快樂頌》有傳奇、有趣聞，還有嚴肅的藝術永恆論，選材上足夠滿足觀眾的期待，只可惜艾德．哈里斯（Ed Harris）飾演的貝多芬，有時像隻受傷的獅子，高傲又瘋狂；有時則像驕縱的蠢蛋，肉身失控又欠心理縱深，未能展現樂聖身心交困的靈肉困局。
飾演安娜的德國女星黛安．克魯格（Diane Kruger），風采明豔，具備了讓貝多芬動心寄情的氣質，也容易吸聚觀眾的認同，只可惜了在劇院舞台上指揮演出的那一場戲，手勢動作略顯生硬，未能展現「此曲只應天上有」的興會淋漓，算是美中不足的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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