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跑電影線時，主管就告誡我：「不要太多使命感，不要以為自己就可以改變生態。」
這句話，我們當做耳邊風。我們不甘心，也不願意信服。
在電影圈還有很多黑道人物出沒的年代，在電影圈因為檔期排不上，就有人送你一個鐘（送終）的年代，我開始跑電影。不時，會在半夜時分接到恐嚇電話；不時，會有人「好心」提醒你，下班回家時要多注意四面八方…
但是，年輕人怎麼可以沒有理想？怎麼可以隨波逐流？還沒成家的我們，看到大爛片，就想要說明它有多爛；看到良心傑作，你就想要盡力幫忙，讓更多的人看見，我只是報社的一個記者，我的採訪文字，報社信任，報社刊登，訊息四播，讓大家知道，就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了。
當時，台灣電影的年產量還有一百多部，但是媒體說真話的勇氣還是不時可見的，所以電影《亮不亮，沒關係》，中時在上映當天寫出了「看不看，沒關係」的評論文字；所以電影《夏日福星》上映前，聯合報寫出了「創作者的墮落，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的評論。
當市面上出現一窩蜂鄉野傳奇的土狗片時，只要有電檢委員敢說電影分級要加一級「愚蠢級」時，我們一定勇於報導，那種熱情，就像聽見當時的立法委員趙少康高喊「廢除電檢！」的口號時，不管有沒有方法，不管一時片刻做不做得到，我們總是熱情地呼應相和著。
那是個混亂的年代，投機又現實的片商或者充滿熱情，卻常常不得見其法的創作者，不時就會爆發一些劍拔弩張的雞飛狗跳場景，是可以想見的，這些都是吸引人注意的好新聞，但是我們常被熱情誤導，常常不自覺就陷進了主觀意識宰制的世界。
那一年，中影總經理林登飛邀集了昔日夥伴劉家昌拍了一部從社會案件改編的電影《洪隊長》，那是一位因公殉職的警官故事，那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影經常配合執政黨所做的工作：拍一些能夠振奮人心的作品。
然而，年輕的記者，血氣方剛的記者，大概只相信電影應該來為藝術服務，只想要賺錢，只想要迎合長官的作品，通常都不會得到我們的青睞，我們是偏食的，我們是有成見的，但是我們並不自知，我們不能體會「讓觀眾心甘情願掏腰包，是最大的學問」。
成功的商業片，要讓老闆和觀眾都掏錢掏得心甘情願，就算你拍的是藝術電影，也不能不考慮投資人的損益，不能讓一家仰賴票房收入才能繼續營運的電影公司 無止盡地賠累下去，我們欠缺更寬廣層面的反省與探討，我們沒有清楚認知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界線，我們只信仰自己的口味，在自己的井底哇哇叫著。
當時，主跑中影的記者傳回報社的消息是電影沒有經過一般企畫審議程序，直接就由總經理找了老朋友來拍，於是就有人義憤填膺，覺得太不公不義了，完全沒有想過，中影只是一家黨營事業，迎合執政黨做政策文宣，就是他的基本職責，他的主管都來自政治任命，自然要替政治服務。
我們只是把中影當成台灣的電影龍頭，侯孝賢抵押房子拍的《青梅竹馬》慘敗，不是中影支持拍了《戀戀風塵》和《童年往事》，也許他的創作元氣不會恢復得那麼快，當侯導的底片量直奔二十萬呎時，我們就會嫌中影太小器了，不肯大力支持好導演，卻忘記了在商業體制的實務運作上，電影製片的預算掌控與藝術創意的矛盾永遠是無解的議論。
中影拿執政黨的錢（是不是也是人民的錢？）拍唬爛的笑鬧片，大家一定會亂棒齊揮；中影拍《皇天后士》、《戰爭前夕》和《八二三炮戰》等反共政策片，報社長官一定會受到文工會的關切壓力，記者還是試圖在夾縫中鑽漏洞，講一些能講的話，《洪隊長》的出現是在威權體制尚未崩盤的年代，國民黨文工會走高層，基層的我們則是拿著放大鏡檢驗著電影的拍攝細節，一旦親耳聽到了電檢委員指責《洪隊長》的歌詞把蔣經國頒贈的「忠勇足式」改成「忠勇的足式」是不學無術時，你一定就大大地把它寫成了頭條新聞，你批判了不學無術的創作者，卻也無端傷害了殉職警員的家屬心。
記者要有道德勇氣，才敢摘奸發伏，但是記者還要有智慧，才能真正深入核心，寫出影響深遠的報導。回首過去，熱情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智慧呢？經常會嚇出一身冷汗的。
有一回，我的同事站在年輕導演的這一邊，寫出他被製片壓榨剝削的「事實」，十年後，那位製片才淡淡地告訴我，那位導演走出報社時就打了電話給他：「你看好了，明天就有報紙修理你了。」報導見報，電影票房毀了，導演也沒再拍片了，兩敗俱傷，媒體無形中成了借刀殺人的那把刀。
通常，我們都是瞎子摸象，真相是什麼？時間尚且不一定能夠還原，何況我們只有盲目的熱情呢？愛看電影的朋友請去看看凱特．溫絲蕾和凱文．史貝西主演的《鐵案疑雲（The Life of David Gale）》，應該會有更大的感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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