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們看楊月蓀先生的翻譯本，知道「冷血」的作者名叫卡波提；2006年，台灣片商另外取了個名字叫他做柯波帝，不論是卡波提，或是柯波帝，都是寫過「第凡內早餐」的同一個人。
《柯波帝：冷血告白》在台灣的票房不好，台北只剩一家戲院映演，而且場次零碎，不過我會勸所有採訪線上的新聞同業去觀賞《柯波帝：冷血告白》這部電影，不是學習新科影帝菲力普．西摩．霍夫曼改腔變調扭捏變性的演技，而是見習他的採訪密訣。
首先，讓我羨慕的是主動出擊的採訪環境。光憑一則簡報，一通電話，就能爭取到《紐約客》雜誌總編輯的支持，到偏遠幽靜的鄉下去採訪一宗駭人聽聞的一家四口滅門血案，而且可以慢慢查証，慢慢寫，不到最後，不到真相大白，不必急著交稿，那是多稱心如意的採訪人生。
其次，更讓當下記者豔羨的是出外採訪，竟然還能爭取到知名女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的支援採訪，一男一女，雙線出擊，慰藉出外採訪的寂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觀點的互補，還有相互掩護的採訪補位，受驚的女學生不容易對男記者說真話，但是女記者出馬，就容易得多，精明又嫻熟人情世故的凱薩琳．基納飾演這位女作家，眉宇之間就是一股安定的力量，就算素昧平生，也願意傾吐塊壘了，更何況是為已故亡友盡一分追述心力了。
採訪之道，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論，最有效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攻心」。每位優秀記者都各有一套察顏觀色，運用自己的特質的生存法則，但是知己知彼，打破對方的心防，讓對方願意傾吐真相，採訪工作就已經事半功倍了。
卡波提的攻心術很有效。他寫的《第凡內早餐》很有名，小說好看，書迷不少，把著作拿出來，簽幾個名字，當成禮物送人，鄉下人當然受寵若驚。有文名做掩護，有談吐做偽裝，陌生人很快就也會掏心掏肺和文壇名流交朋友，連辦案警長都願意請你到家裡來吃飯，光是朋友閒聊間偶而透露的線索，就已經夠把其他競爭對手徹底擊敗了。
但在「冷血」的年代裡，卡波提不算新聞記者，而是雜誌作家，他不必每天為了新聞版面寫命案進度，沒有填版面的現實壓力，就不至於在媒體版面上洩露你的企圖和觀察，不會妨礙警方辦案，不會導致警方和媒體關係破裂，因此就有了更厚實的互信基礎，可以讓你多看一點第一現場的物件（包括命案現場照片，包括現場証物）。如果，卡波提是隨時要做ＳＮＧ連線的記者，隨時都要更新資訊，有新消息都留不得，警長一定讓他吃閉門羹，怎麼可能交心？怎麼可能做朋友？
捉到兇手後，和兇手做第一手交談，是多少記者夢寐以求的機遇。聰明的卡波提探聽到了看守所的位置，先送禮給看門女郎，先瞄一眼，再聊兩句，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和兇手聊了起來。採訪人生中，蠶食意味著火候，鯨吞則是最後收割的奮力一擊，蠶食是慢功才能出細活，急著鯨吞卻可能立刻就壞事，卡波提就是有耐性，有磨功，不到最後不發表文章，不到行刑 ，不出版專書，這樣的磨功，速食人生中如何做得到？
磨功讓他和死囚建立了友情，賄賂則讓他有了走進牢房做採訪的機會，手段不高明，不入流，卻是有效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死囚還有機會平反，他的囚牢獨家訪談又搶著發表，會不會帶來其他媒體的反撲和批判？會不會導致獄方的封鎖與阻斷？死囚是要利用他？還是有如溺斃前緊緊捉住最後浮木般地喘息，掙扎與吶喊？
拼圖與解謎是所有寫作必經的關卡。卡波提的最後一張謎卡就是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不急著掀開自己的底牌，不急著問出自己最後一個採訪問題，熬過春夏秋冬，問到自己的耐性都快要磨光的時刻，他才出手。可是你不禁要問：「《紐約客》真的能夠等一篇數萬字的採訪報導等上四年嗎？」就算最後証明等待是值得的，然而，老闆，會計，總編輯，一關一關的壓力，卡波提是怎麼安撫過去的？那是不是一門最有效的記者生存學。
《柯波帝：冷血告白》用影像告訴我們，他在最後關鍵時刻撤手，沒有幫助死囚再上訴；最後用字幕告訴大家，卡波提寫完「冷血」後就沒再寫出任何一本書。多數記者的深度採訪其實就像是禿鷹的掠食，狠準快，而且達到目的就棄置不顧，卡波提的現實與煎熬，既是控訴，也是良心的煎熬，記者和受訪者之間的關係，有多少的信賴？有多少的背叛？每個人的情境和答案各不相同，然而《柯波帝：冷血告白》的案例既無情又準確地鞭打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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