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是永恆的，很多藝術家都這麼說，但是什麼是永恆？每個人的定義都不相同。
英國小說家兼戲劇家威廉•薩默賽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他代表作」一書中，提到「傲慢與偏見」的珍．奧斯汀時，有如下一段話：「有人說，她生活在世界歷史上最動盪的一段─法國革命，恐怖時代，拿破崙的崛起和失敗─而在她的小說裡，卻並未提及這些。為此大家責她太過遺世獨立。但我們應該記得在她那一個時代，女人談政治是不禮貌的，政治是男人的事，她們甚至連報也不看，可是我們也沒有理由說因為她沒有寫這些事，就表示這些事對她毫無影響……她的避免寫時事，也是再聰明不過，因為從文學觀點來說，時局千變萬化，不容吸注永恆的注意。前幾年所寫的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已是明日黃花。它們像報告我們時事的報紙一樣的失去了時效。」
我在今天的文章裡特別抄錄下徐鍾珮女士所翻譯的文章，當然是有些小小的感慨，年輕的朋友，可能還聽過珍．奧斯汀，卻未必知道毛姆，更別說徐鍾珮是何許人了……代溝是個可能，也有可能是健忘，然而先是無知，繼而卻不在乎，更是文化斷裂的重要原因。
寫作難免會留下時代的印痕，反應當下的情感。然而刻意就會顯得做作，粗忽卻可能是致命的缺失。
很多正統文學家看不起武俠小說，其中一個理由是武俠小說的人物幾乎都不用吃飯，每天只顧研發新式武功，快意恩仇，不像「水滸傳」就花了很多時間寫英雄俠客的飲食習慣，例如到景陽崗打老虎的武松一出場時就：「先喝了二十四碗水和麵，又扒了兩碗燕窩湯，半斤一個的薄單餅，一口氣吃了六十張；雞子鴨子一百二，帶著皮就往肚子裡；吃了五斤燒牛肉，又撐了十斤牛盤腸；一斤大米撈乾飯……」光是這段文字就讓你看見了宋代（或明代）的漢人飲食文化風貌，同時也讓我們想見了武松做為大肚英雄的本色，這麼會吃的人，想必力大無窮，才能打得景陽崗上的老虎沒處可躲。
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裡有很多小兒女的心情描寫，款款動人，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炮聲很淡很淡地襯托在背景，但是最後卻成了白流蘇和范柳原終於地老天荒的關鍵所在。
不刻意寫一個時代，卻在不知不覺中，讓動亂成為故事的重要環境，絕對是精彩巔峰的藝術成就。藝術是時髦的話題？還是永恆的關注？答案其實是很明顯的，公元2000年或之前問世的電影，多數已被時光淘汰進記憶的夾層裡，不會再被翻出來篩檢討論，留存的一些作品，即使是那些曾在公元2004年讓你短暫動容的作品，有一些不過是到了2005年的二月，你就已經不復記憶了，能夠記憶、存放，再隨時取用的作品，通常我們都稱之為經典，然而，這類作品有如鳳毛麟角，很多時候，你需要的是一位KEYMAN（通常我們翻譯成關鍵人物，但在《駭客任務２：重裝上陣》中卻直接就成了鎖匠），KEYMAN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來節省大家的時間和精力，直接帶你跨過記憶的斷層，進入人生精華。
一九六０年代的台灣，軍事困頓，外交受挫，政治肅殺，經濟還沒有起飛，那個年代的台灣文藝青年突然之間看到了陳耀圻導演拍攝出台灣紀錄片史上第一部真實電影《劉必稼》，當時的反應是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欣喜若狂。
《劉必稼》是禁忌年代的異色作品，赴美學習電影的陳耀圻導演帶回了美式電影的攝製手法和觀念，最重要的當然是選材的突破，劉必稼是1940年代在大陸農村被抽壯丁而隨著蔣介石軍隊來台灣的軍人，他們多數知識不高，識字不多，除了報國殺敵，只能從事體力工作，他們如何在台灣安身立命？他們對故鄉的思念又該如何解決？老兵的故事原本就是一個很嚴肅、很有時代意義的紀錄片題材，文藝界的熱情反應也反映出那個年代對於新形式藝術的渴望和期待。
那一年，時間座標是1964年。整整四十年後，那一位導演胡台麗拍出了劉必稼故事的後傳─《石頭夢》。
這樣的一部電影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劉必稼是誰？
年輕朋友不認識他，不認識這個名字，其實不必苛責。畢竟，《劉必稼》只是台灣電影史上有名的一部紀錄片，但是那個年代，電影就是電影，沒有錄影帶，更沒有ＶＣＤ和ＤＶＤ，多數人根本沒有機會看過這樣一部電影，更因為它只是部紀錄片，除了電影資料館偶而演個一兩次之外，根本不可能在其他管道看到這麼一部電影。你如果沒聽過《劉必稼》，不知道《劉必稼》，你會對以劉必稼為主題的紀錄片產生多大的興趣？》
第二個問題是：《劉必稼》是陳耀圻成名的紀錄片，四十年後再以同樣的這個人物做主題，你能拍出什麼樣的觀點？
在胡台麗的《石頭夢》中，我們看到了劉必稼娶了具有阿美族和平埔族原住民血統的寡婦，也接納了妻子和前夫所生的孩子，他曾經回過大陸老家，也在老伴過世後，不算極親但也朝夕相處過的養子養女有意克盡孝道，但他依舊盤算著要不要回到老家定居，四十年前在《劉必稼》中提出的問題，多數都在時間的累積和木瓜溪的沖刷下有了一些其實有些辛酸，不夠甜美的答案：劉必稼還是繼續在和石頭家園奮戰，他的養子也愛上了石頭，追求在外形毫不起眼的石頭中，能夠剖挖出瑰麗高雅的玫瑰石風景。
《劉必稼》曾經是台灣影史上的一個響亮名字，然而劉必稼本人卻只是台灣歲月中的一位平凡人物。四十年前，陳耀圻紀錄下一個耕耘台灣的外省老兵身影；四十年後，胡台麗接棒，替一個未完的故事，繼續補上另一頁生命章節。
《劉必稼》的故事是不是還會有第三章節？我不知道：《石頭夢》的紀錄手法，會不會太過刻意？我卻清楚知道：這一點即將會在開春的台灣影壇帶動一連串的討論風潮，胡台麗拿起攝影機拍攝這樣一個故事的自覺和能力限制，肯定會激發正反不同的觀點論述，但是這樣的接棒方式，為一則即將被時間的浪濤捲進遺忘洪流裡的人物和故事開啟了另外一種敘事的可能，卻有些茫茫天意。
因為，如果胡台麗不知道劉必稼是何許人也？肯定不會有《石頭夢》這樣一部紀錄片。這就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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