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6年02月19日
中東現場：自白書
一切不曾發生
直至它被描述
最近，因丹麥一系列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寧默德的漫畫，引發伊斯蘭世界的大規模抗議，人們連忙以伊斯蘭文明對抗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待事件。
衝突每天都在上演，但，不同的文明必然會產生衝突嗎？我在 《 中東現場 》 一書中，以和平運動作為最後的一章，就是要向讀者展示，衝突不是中東唯一的結局。
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走到中東地區，築起一幅動人的和平之牆，要向發動戰爭者說不，他們要指出一條出路——公民社會。透過國際民間社會之間的團結與努力，不同文明與民族之間，是有能力以合作、共存代替對抗。
朋友經常問我，為甚麼我採訪過後的地方總會有大事情發生？例如 1999 年的東帝汶，我去報道獨立公投時還平平靜靜，快要結束流程時則來了一場印尼民兵屠城記，成為哄動一時的國際頭條；又如 2001 年 8 月到阿富汗報道塔利班政權下的人民生活，第二個月竟發生 「911」，阿富汗成為美國反恐戰的第一擊。
到了今次，我的第三本書 《 中東現場 》 剛出版，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透過民主選舉上台，成為執政黨，國際社會譁然。在我這本新書裡，有一章節便是剖析哈瑪斯的崛起與發展，並訪問該組織頭號政治領袖札哈爾醫生。
有同業說我走運，我對此評價感到十分奇怪。這是否意味着人家的悲劇正好給記者一顯身手的成名機會？又或我總是 「幸運」 地與人間慘劇碰個正着？即使不算甚麼慘劇，也剛好處於衝突的漩渦中，掌握新聞的風眼。
我自問，我 「幸運」 嗎？如果我也這樣想的話，那便和浮士德出賣靈魂沒有分別。
面對翻雲覆雨的是非之地，我慢慢明白到，個人的榮辱和天真的浪漫吞噬了多少記者的真正任務。我在 《 中東現場 》 一開始的自序中這樣寫道，記者的書寫，很容易流於「甚麼的烽火熱線、甚麼的生死日記，反而阻擋了我們的視線、封閉了我們的心靈、窒息了我們的思考。」（第2頁）
我贊同英國 《 獨立報 》 記者羅伯. 菲斯卡 （Robert Fisk） 所言，記者，有時就好像醫生，醫生站到手術枱旁，要為病人動手術時，那一刻，他應該想到的是甚麼？完完全全是病人的病情。他一下刀，必須是冷靜及精確的一刀，而其所揭示的，就是更清晰的病情真相。
對，記者那枝筆、那部相機亦如是。當一下筆，或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間，隱藏的事實便理應呈現出來。
「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Virginia Woolf
老實說，我沒有靠着運氣，也不是誤打誤撞。最後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新聞，根本早已在那裡存在，等待記者去發掘，去解剖。
舉個例子，哈瑪斯的上台，不是一次偶然，但，大家感到意外，乃是由於傳媒的失職。過去，我們一直所閱讀到的以巴衝突，就只停留於恐怖分子與人肉炸彈。
我作為一名記者，同時也是讀者，總渴望能窺探新聞故事背後的故事。可是，在一言堂的記述卩，弱勢的一群總是無法表述自己，那得要靠記者親訪現場，並且忠實地作出記錄。
我曾兩次走進哈瑪斯的世界——加沙走廊，在 《 中東現場 》裡，我對加沙的小孩有過這樣的描述：「一位看來九歲大的小孩踢了我一下，他怒目而視，用力強搶我的背包，他可能不是想拿走我的背包，只是想宣洩心中的憤怒……
這裡的小孩與西岸相較，來得特別暴戾，我的繙譯賈巴爾 （Zaber） 為他開脫說，他的家國被毀、哥哥 『殉道』、爸爸失業，而天上不時盤旋的 F-16 戰機，把他僅餘的童真拿走了。不要以為他九歲，他已經 十三歲了，因以軍的封鎖政策而造成長期物資短缺，加沙的小孩嚴重營養不良。他拿起一塊石頭，跟着他後面的小孩也拿起一塊石頭。在這塊石頭上，刻劃着他們的心靈創傷所帶來的全部痛苦。」 （第 93 - 94 頁）
在西岸，佔領下的生活同樣艱苦，近年出現的一幅幅隔離牆，嚴重宰割當地的經濟。沒有了經濟的發展，加上佔領的現實，自治政府沒有可能進行有效的管治，而人民也無法監察政府的運作。
今次法塔赫被指貪污腐敗而下台，但，哈瑪斯上台，國際社會仍然沒有認清或是不願正視激進思想萌芽的主因，發動杯葛行動。
傲慢與無知，我夠膽這樣說，造就了今日的中東局勢。
當布殊向巴格達投下第一枚導彈時，他可能以為這樣就可以把伊拉克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怎知倒頭來伊拉克卻變成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伊拉克——潘朶拉的盒子，一打開，大家都無法預知未來。
與加沙一樣，我兩次進入巴格達，無論在戰前或戰後，在薩達姆的極權統治下或是美軍的槍口前，人，沒有太多的選擇。無論是成年人或小孩，唯一的選擇就是頑強地活下去。
臨走前，一位駐守巴格達的美軍交給了我一首詩︰「她說／床／你已做好／現在到了躺上的時候／我是如此堅強／希望活得更加長久／至於你／我希望／死在那裡／無怨無尤／現在的我只有淚流／雖然只有二十三歲／對死神已經不再苦苦哀求／不明白為甚麼你要殺我……
真的要揮別了，我向他們深深鞠了一個躬，那些戰爭的受害者，我誠懇地答應他們，會好好把那裡的一切，表述出來，因為，即使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其實早已發生了。
從埃及這塊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到中東風暴核心地帶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從在戰爭灰燼中站起來的黎巴嫩，到美國眼中的 「邪惡軸心國」 敘利亞，還有一步一驚心的伊拉克，我花了 3 年時間，企圖解讀當地的衝突謎團。
阿拉伯文學家在呼喊，向我這位香港來的記者，呼喊出一個時代的悲劇命運。我又跑到美國，聆聽中東專家慷慨激昂的分析，從文明衝突到東方主義。
除了伊斯蘭激進主義者，還有那些基督教原教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帝國與民族的擴張意圖，讓這個世界，紛擾而多事。但這一切，得要從中東說起。
採訪這一個 「文明衝突」 中的衝突核心地區，我總是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
記者的記錄，是否也可被視為歷史的初稿？那麼，人們就會用放大鏡看你算不算客觀。
可是，在中東，特別在兩派鮮明對峙的境況，不論你如何客觀報道，總會有一方認為你不夠客觀。
「有記者以為各打五十板就叫做客觀，但我終於明白，應該要打八十板的，就打八十板，四十板的，就四十板。」（第4頁）
我不斷提醒自己，要以最真誠的態度去觀照中東的現場，如果有人認為我持有立場的話，那麼，我可以告訴你，我的立場乃是建基於我的目擊見證，出自於我站在第一線上的分析，如有偏袒的話，那我只能說，我所偏袒的只有事實，和那慢慢受到蠶食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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