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急診風波爆發第3周，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籌備會借台北金華街中華電信工會場地，召開第一次公開座談會，現場8、9成是年輕住院醫師，發起人之一更是尚未正式踏入醫界的實習醫師。
現場投影螢幕上打出「團結以求生」幾個大字，短短兩周，會員超過成立的30人門檻，連連出擊，已成功推促醫院修改不平等的「醫師聘用契約」。
現場最資深的是擔任醫師20年的台大急診部主治醫師顏瑞昇，以講者身份與會的他，因公務人員身份無法加入工會，仍力挺後輩為爭取合理醫療工作環境而奮鬥。
從長庚急診團隊挺主管集體請辭到醫師組工會、爭取納入《勞基法》，早10年，都不可能會發生！
Ｙ醫師在醫學中心擔任第6年的主治醫師，他並非出身環境優渥、背景雄厚的「醫師世家」，靠苦讀苦學唸到醫學系欲翻轉人生，選擇「沒有人做」的急重症科站穩位置。
儘管如此，直到2、3年前仍是「白袍月光族」，在天龍國養妻養兒、若還奢望養房，與所有勞工階級一樣喘不過氣，「以前年代的賢拜(前輩)說，月薪30（萬）是應該的，沒拿就是被醫院Ａ。但我這輩，有20（萬）就不錯了，這20還要再扣掉與院內拆帳的金額。」
近年來還有剛升主治的醫師因病人少、又沒有底薪，月薪連10萬都不到。10多年來，一碗蚵仔麵線從30元漲到50元，醫師收入卻逼近腰斬。
經濟優勢不再，出頭又難。10年來，在Y服務的科內，只新增了3名年輕主治醫師，醫療職場也受「世代擠壓」衝擊，「前一輩延遲退、後一輩上不去」。
他工作的日常是：
三不五時邊看病、邊有病家拿著手機對他拍攝「留存就醫記錄」，醫病關係緊繃；一天到晚接到健保核刪、寫不完的申覆報告。醫療專業尊嚴，對他們這輩亦彷若「醫師是金飯碗」一般的「昨日傳說」。
醫師的信心危機：
受限勞動條件放棄真心喜歡的科別，許多資深醫界前輩不理解，過去他們常常急診、病房兩頭輪值，連上36小時稀鬆平常，從未計較工時，「為什麼年輕人吃不了苦，成日喊著要加入《勞基法》，對醫療工作沒有責任心和企圖心。」
事實上，這些年輕醫師勞動意識，萌發於醫師的生存處境和過往大相逕庭。
醫療環境日益血汗令他們焦慮不安，長庚案更讓醫師們看見了作為單一受雇者與雇主爭權的極限。這一代更是「社運世代」，與台灣階級平權、世代正義思想及抗爭運動共同成長。
早年醫師的專業自主性極高，晉升之路坦蕩在前，年輕時辛苦，終究能媳婦熬成婆，捧實金飯碗，甚至開業。
然而，1995年全民健保開辦後，醫療市場競爭激烈，地區醫院大量減少，醫院開始大型化，也注入績效、經營效率等管理概念，醫師多半只能為財團醫院「打工」。
且隨著醫療科技發展，醫療儀器漸漸不再是醫師個人負擔得起的工具。以前爸媽那個年代，醫師拿著小皮箱，就到家裡看病⋯⋯但現在醫師自雇自營的比率在下降，醫院要用更多昂貴儀器、專門的開刀房，大醫院分工越來越細，有醫師、藥師、物理治療師等，這些都要龐大資本才撐得起來。」工會籌備會成員H說，這也讓醫師不得不進入受雇狀態。而台灣近20年來，約有6成醫師受雇於醫院。
醫院大型化的同時也一併企業化，讓「績效」逐漸凌駕醫療專業。績效至上、醫療糾紛增加、變相降薪等勞動處境，讓年輕醫師卻步，甚至逃離。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籌備會成員、仁愛醫院內科住院醫師第一年的張詔程說，他還是醫學生時就發現很多學長姊擁有一身絕學，卻因為生活、勞動條件過不下去而選擇出走。他們或去診所，或是乾脆放棄當醫師。
同樣是工會籌備成員、剛結束PGY（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的Ｈ則說：我最強烈的感觸是，看到很多人因為勞動條件，選擇不走最有興趣的專科。
很多人說五大皆空，以前都說成績好、最有理想的喜歡走比較有挑戰性的科。我大一時，身邊都會講對哪科有興趣，但過了一年兩年三年，對勞動條件差的科有興趣的人就會快速凋零，我覺得很難過，沒辦法接受。
同樣是工會成員、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北分院勞工健檢專任醫師林純如說，2011年實習時連續上班34小時後猝死的成大醫學生林彥廷就和她同屆，大家很震撼，原來我很有可能一覺再也醒不來。
社運世代的意識：組工會就是一場醫療社運
當醫學生與年輕醫師感知困境的同時，正好是台灣社會社運再度蓬勃發展的階段。因此在過勞看似沒有底線的情況下，醫學生及青年醫師的勞工意識捲動了起來。
張詔程回想自己大四、大五進入社會運動的歷程，當時是馬英九執政晚期，台灣社會運動越來越多。我第一次到現場的是文林苑事件，當時只是因為離陽明大學近，一群同學想說去看一下也好，結果就以全部被抬上公車丟包作為社運初體驗，最震撼的方式結束。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籌備會的成員，不少也都有參與社運的經驗。
而就在林彥廷離世的2011年，訴求醫師納入《勞基法》的「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也正式成立。籌備會秘書、台大醫院實習醫師陳亮甫說，那年醫勞小組成員第一次參加了五一勞動節遊行，那次經驗激勵了大家，決心要為醫療環境做點什麼，他們要求將醫師納入《勞基法》，連帶認為實習醫師也該受更多勞動保障，而成為醫師爭取個別勞動權之始。
醫勞小組和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串連推動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場以醫療環境為戰場的社會運動。
「團結以求生」，是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訴求的口號，因為這場運動的成敗關鍵，就在於醫界自身的共識與凝聚，但醫界內部溝通空間很小，儼然是一座讓人看不透的白色巨塔。
打開真空的白色巨塔：發起工會立即被找去「喝咖啡」
Ｈ作為醫勞小組的成員，他研究各種對醫療現實不滿的聲音後發現，醫界最主流的聲音就是「3成罵病人、7成罵健保」。
雖然健保確實有問題，但比起檢視自身處境力求改變，直接歸因於一個巨大的抽象群體或難以撼動的體制問題，相對較容易。
我心裡清楚，社會上比醫師辛苦的人還很多⋯⋯但最讓我不舒服的是，當醫師有不合理的情況，我想去講點話、尋求協助，完全是真空，沒有一個機制可以讓我們把這些提上檯面來討論。
以前你一提，大家都覺得你神經病，不懂人間疾苦。所以與其說不滿現狀，倒不如說我們不滿這些情況為什麼可以理直氣壯地存在，而且毫無被撼動的機制。
張詔程當上住院醫師後，儘管待的科本身勞動條件不差，卻還是發現種種「不對」的事，如苛刻護理人員，或為了便宜行事傷害病人安全等。
其實沒有一個理由是醫院對我不好，但當我想改變某些問題時，因醫界內部權威、師徒領導制明顯，能改變的通常只是老師看你講得不錯，看你可愛給你面子。大家常有話想說，但大概都覺得沒用便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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