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都說動人的歌聲是隆冬吹來的一股暖風，是盛夏突降的一陣甘霖。月夜湖畔，或陽光草地，聆聽一首好歌，固然是一種詩情畫意般的藝術享受，彷彿在天籟的簇擁之中找到生活的極樂之境。但我卻從一個人的身上，感受到作為歌者人生旅途和諧與不和諧的風聲雨韻。
音樂本是他的專業，卻早已變成他的「業餘愛好」；歌唱本是他的專長，卻經常成為他的「自我娛樂」。應當說，香港不是音樂沙漠，也不是沒有聽眾，而是這個事事講求功利性、商業性第一的都市，沒有屬於他的更廣闊舞台。他自嘲道，怪只怪自己總是「不懂得隨波逐流」。
一切都是為了生存（還談不上真正意義的生活），他無可選擇地和自己「過不去」，投身於機器行列，在震耳欲聾的另類交響中折磨音樂細胞，換回三餐溫飽。
於今，對他來說，已沒有怨嘆的衝動。痛苦和歡樂都交織在無聲的香江「獨唱」之中了。如果有機會讓他重新選擇，他還是想做一隻歌唱的海鷗，而不是鸚鵡。
他是真的「執迷不悟」！
實際上，他並不善於以美妙的言詞來表達他的思想，然則，他從來不肯放棄以他的歌聲，在忙碌喧囂的香江社會，唱出一份理想，一份真情。所以，在春天的某一個中午，在九龍灣一家酒樓，我們面對面喝著平凡的茉莉花茶，我們旁若無人地哼唱新歌舊調，流行曲也好，文革老歌也好，一樣有味道。二十多年風風雨雨過去了，他找尋的還是音樂的不竭魅力。而此時此刻，我找尋的卻是淌流於他淺淺額溝的時光痕跡。
他始終是一位歌者，因為他認定，歌唱著是一種美麗！
2.
是的，他的頭上並沒有耀眼奪目的光環，但我相信，平凡的人生也有許多讓人動容的故事。真正的歌者，孜孜追求的首先是藝術世界的知音，而不是虛名和功利。
結識他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那是九七年初，一個團體舉辦的周年紀念晚會上。一個身材中等卻顯得干練，不算帥氣但神采奕奕的中年人，用國語唱了一首自己譜曲的新歌《香港回歸耀中華》，沒有伴奏樂隊，更沒有伴舞，而是播放簡單的錄音配樂帶，然而他雄渾有力音域遼闊的漂亮男高音，一樣唱得如癡如醉，神采飛揚，一樣深深打動台下的幾百名各界名流，現場的掌聲就是最好的評分。接著，他又唱了一首曾經風靡大江南北的《我愛祖國的藍天》，一下子把全場的氣氛推向最高潮。他剛開腔時，我擔心，今天很多香港人不一定會喜歡這種風格的大陸歌曲吧，何況還是一首老歌。不過那天晚上，我從人們的熱烈回響中備受鼓舞，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偏見。
曲終人散，我自報家門，上前與他握手道賀。他彷彿還沉醉於藍天白雲的空靈之境。他爽朗地笑了，對我說：「好久沒有這樣痛快地唱歌了，但今晚唱得不太好，要是有樂隊就好了…...」聽得出來，他已經找回歌者應有的亢奮感覺。
說實在的，這一二十年來，香港樂壇已是粵語歌曲的天下，雖然也有大陸和台灣的歌手，如林憶蓮、毛阿敏、那英等唱國語歌的大腕前來闖蕩，但都無法像以往紅得發紫。社會上普遍的價值取向是「崇粵輕國（語）」，一時看來是難以改變的，而國語歌手「吃不開」的宿命，短期內也不太可能被打破，只能作為某種演出點綴。換言之，像羅大佑《東方之珠》這樣的經典之作，實在太少太少了。
當晚我還得知，他是九七年「香港回歸全國音樂作品征集比賽」優秀獎得主，也是香港地區唯一的獲獎者，作品就是《香港回歸耀中華》。在中央電視台的「九七香港回歸新年音樂會」上，大陸著名歌唱家彭麗媛、閻維文精采地演唱了這首歌。行家的評價是：氣勢磅礡，旋律優美，色彩斑斕。
無疑，《香港回歸耀中華》已成為他的最新代表作之一，很快地，大陸和香港的報刊電台電視台爭相報道和播出。
「牡丹盛開，香江澎湃，百年滄桑久別的香港兒女，扑向母親的懷抱；太平山下眾志所向，實現了多年心願……香港回歸耀中華，跨越歷史新時代」。有知情者告訴我，彭麗媛、閻維文演唱後曾激動地說，這首歌飽含激情和歷史使命感，反映了香港愛國同胞的心願，曲調喜悅豪邁，抒發了炎黃子孫盼望香港回歸和美好未來的情感。大陸音樂界人士甚至稱讚它是一首「堪稱歷史性之作的樂壇精品」。
然而，他並沒有被一時的掌聲所陶醉。他說，作為一個香港愛國同胞及一個藝術工作者，有責任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於是，在香港回歸的前夕，他與大陸詞作者傾力合作，完成了這首「非一般」的原創歌曲。至於後來受到人們的讚譽，倒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
3.
他的眼睛屢屢告訴我，半輩子的人生滄桑，只能增添他更勇敢面對生活的信心。
沒錯，他有過美好的嚮往，也有過失落的苦痛……
和許多華僑一樣，他的血管裏天生暢流著中華子孫的熱血。他的祖籍在客家之鄉廣東大埔，出生於印尼一個華僑家庭。一九六○年前後，印尼掀起瘋狂的反華浪潮，他好不容易才隨家人平安返回「唐山」，投向母親的溫暖懷抱，那年他才十歲。而青年時代的他，有幸進入部隊文工團，稍後又到廣西藝術學院深造，主攻聲樂專業，畢業後再回到文工團繼續他的歌唱生涯。他說，融入大陸的十多年普通人的生活，他才逐漸理解了古今中國人的苦難與幸福的真諦。
難怪這麼多年來，他對中華文化情有獨鍾，鍥而不捨，尤其執著於民族音樂的苦苦求索。他對我說：「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應忘記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只有民族的文化才富有生命力。沒有民族性就沒有世界性，只有高品位的藝術作品，才會有感染力，才能培養人們對高雅藝術的共鳴。」
也許，在一般的香港市民眼中，他實在不識時務──在這個中西文化雜陳的前殖民社會還高談甚麼民族性，有些不倫不類吧？我倒認為，香港畢竟是華人社會，中華文化的遺傳無處不在，即便在港英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中，都不可能將香港完全「英式化」。大多數人說的還是中國的語言，行的還是中國的習俗。當然，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全世界的文化在這裏得到交融並非壞事，反而造就了新的文化，但整個社會的生活和各種藝術的本質，仍然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母體。這就是民族性。因為那條扎了幾千年的根與生俱來，不知不覺伸向心靈深處。
回憶著八十年代初移民香港後所經歷的種種辛酸遭遇，他沒有太多的怨悔，反而慶幸自己當年沒有知難而退，丟掉音樂這個「讓人歡喜讓人愁」的專業。他說，這些年來，為了掙個飯碗，面對無法繼續發揮音樂特長的實際情況，只好委屈求全，去打工廠工，對各種各樣歧視的目光視而不見，但心中的希望並沒有泯滅。下班後，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中，才能投入屬於自己的音樂世界，苦中求樂。
在這種非常的歲月裏，他一方面積極參加民間社團的慶典和交流活動，演唱人們喜愛的歌曲，一方面嘗試譜曲。如果說唱歌是業餘愛好，那麼寫歌就是業餘的業餘了。但大學時代所築就的扎實的藝術功底，加上勤奮好學的不斷探索，使他同樣可以在音樂天地裏一展風采。二十年來，他一直活躍於本港的藝術舞台，致力於演唱和聲樂教學，獲本港多個藝術團體和眾多的社團，還有學校及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的邀請，擔任了數百場的獨唱演出和藝術指導，身體力行弘揚中華文化藝術及傳播民族音樂，做出了自己可貴的貢獻，受到各界的讚譽。其演唱風格日漸成熟，音色醇美，高音通透具穿透力，高而不尖，亮而不炸；寓情於聲，聲情交融，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贏得「本港樂壇上少有的獨具特色的歌唱家」的佳評，喚起人們對民族音樂藝術的共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先後兩次觀賞了他的演唱，並予以稱許。
從千島之國回歸龍的故鄉，從大陸的藝術舞台到香江的民間串場，他嚐盡了生活的苦澀，不過，曲折的人生之旅，使他對祖國對民族的情感與日俱深。他忘不了祖國給他藝術生命的哺育之恩。
「今天，我在音樂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績，應感謝我的老師──中國著名音樂教育家、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陳良教授以及著名聲樂家高芝蘭教授對我的栽培；我還要感謝這麼多年來默默支持我、愛護我的所有朋友……」他動情地詠嘆道。
4.
誠然，他沒有今日香港四大天王的凌人盛名，甚至沒有初出茅廬的所謂歌壇後起之秀的炙人聲勢，但他仍然默默地耕耘著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唱著一支支深沉的生命之歌，以民族的古老韻致，唱出新時代的心聲，以不老青春的節奏，謳歌明天的希望！
他不是那種懷才不遇的酸腐書生，而是一個埋頭實幹的音樂人。近年，他先後創作發表了數十部頗具民族音樂內涵的新歌，包括《唱給媽媽》、《一片冰心》、《思念》等等，特別是一系列反映香港題材的作品，除《香港回歸耀中華》外，還有《今天我從羅湖橋走過》、《香港我生長的地方》、《香港美》、《紫荊花朵朵嬌艷》、《滿懷豪情駐香港》、《京九鐵路通北京》……這一大批新作，緊貼特區時代的脈搏，融民族性於現代性之中，格調清新，旋律抒情感人，在香港和大陸電子傳媒及報章播刊後，受到行家的矚目，本港一家大報稱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歌唱藝術家」。
面對香港新一代對流行音樂如癡如醉，但對民族音樂卻不屑一顧或一無所知的不和諧現實，他顯得極之不安。他說，不是流行音樂不好，而是香港這個商業社會過於追求功利，長此下去，香港樂壇可能失去其文化優勢，到時還有多少東西可與世界高手爭一日之短長，實在叫人憂心！
我想，他的話並非無的放矢的「亂彈琴」。
於是，他和太太在旺角開了一間「華聲唱片中心」，以售賣民族音樂製品為主，雖然生意不太興隆，但知音已日眾，不少還是來自東南亞、日本、歐美的中華音樂發燒友，令他倍感欣慰。不但如此，他們還在不多的家庭收入中自掏腰包，出版歌集《東方之珠譜新曲 民族情聲韻悠長》，免費贈送給民族音樂的擁躉，真可謂「夫唱婦和」，確實「傻」得可愛可敬。
他自信而充滿激情地對我說，他要用音樂這種「世界語言」，來完成對民族、對生活的愛和承諾，追尋中華文化的真諦，描繪更加絢麗多姿的未來。
記得中國大陸著名作家吳伯簫在名篇《歌聲》中說過：「感人的歌聲，留給人的記憶是長遠的」。親愛的讀者，請記住一個在香江本來應該更出名的歌者名字：廖保恆！
2000.08.21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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