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络版24日发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会员艾伯特•凯德尔撰写的文章：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我们。
文章指出，美国政客反华不顾事实。中国的贸易顺差总额只相当于美国贸易赤字8％，欧元区和日本的顺差分别占美国赤字的26％和21％。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根源是欧元区和日本的顺差。对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美国的最好反应就是依据共同遵守的商业规则和程序欢迎中国。与此同时，如果美国要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劳动者工资，就需要加速其国内的结构调整，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文章观点如下：
的确，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并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资产。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确实要超过美国。
但是这并不会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很快到来————最早将在2040年实现，很可能是在2050年。在此期间，眼下的任务不是设法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资产和进入美国的市场，而是要与中国一起精心构建一个足够包容和灵活的国际体系，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并使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其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
可是近来在华盛顿，人们并不这样认为。IBM将个人电脑业务卖给一家中国公司以及中国竞购美泰公司和优尼科石油公司这样的美国知名企业，也许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担忧。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7000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了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
然而，这些担忧更大程度上与我们自己的经济挑战而不是中国的经济挑战有关，后者仍然主要限于国内范围。那些要在美国建立“长城”以抵御中国影响的人最终只能损害我们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而丝毫不能改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中国摆脱贫困关乎美国利益
事实上，中国能否成功使其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摆脱贫困，这关乎美国的切身利益。中国的人均消费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那些惧怕中国经济更强大的人应该考虑一下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中国野心勃勃的市场改革和贸易全球化计划失败了，它将成为“东亚病夫”，地方上的犯罪团伙猖獗，人们纷纷通过偷渡或移民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离开这个国家。
与我们的利益更加息息相关的是，要确保中国的成功（这种成功看来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不是发生在因争夺稀缺资源而出现越来越多的外交甚至军事对抗的全球背景下。否则我们就有倒退到19世纪末期全球化模式的危险，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争夺殖民地而是争夺势力范围。一流大国总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就试图限制中国进入采矿、科技和信息领域。过去，这种模式导致了战争。
无论是为了美国劳动者、美国企业还是美国的能源消费者，美国总试图抓住过时的价格优势不放。但是封锁和排外只能带来具有破坏性的报复战略和军事紧张局势。
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确做法是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中国对稀缺商品的强烈需求必将导致价格升高。但是高价将带来一系列有益的进展————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替代品的研究发展，保护措施的突破进展以及人类自身行为的规范。所有国家将平等面对这些变化，并且通过竞争来决定生产率提高对谁最有利。
未来中国将更关注国内问题
当我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中国对外姿态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挑战却十分严峻，这将使得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转而关注其国内。其中最根本的挑战是要强行挪动国有企业职工的位置，让他们离开长期从事的但是工资过高、缺乏效率的岗位，迫使他们要么去打工，要么自主创业，要么搬到新兴城市去。从1997年到2004年，中国共有5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这样做带来的重大好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率大大提高，收入实现增长，代价则是引发了社会局势紧张。
与此同时，将近2亿农民工从偏远的内陆地区迁到城镇和沿海地区打工。
因此，中国转型很不容易，其间会遇到许多困难。一些工人抗议拖欠工资。追求利润也加剧了污染和环境恶化。怎样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这个挑战令人生畏。中国的国内改革计划正在直面这些挑战。法律机制和程序已经有所改进，但是进展缓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种不同的挑战———基础设施投资———也表明了以市场为导向所造成的社会局势紧张。中国的城市在飞速发展————所以它们需要公共交通设施，办公场所，住房以及水和垃圾处理系统。但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而在一个人均收入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仅靠税费收入是不够的。中国的解决方法是，通过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筹集所需的资金，以应对该挑战，最终政府用未来的税收收入来确保存款人本息得到偿还。这种做法为美国走自由市场路线的金融家所不齿。但是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采用了这种模式，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
世界资源的使用权也是应对中国市场转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能源供给是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对科技和管理方式以及信息和专门技术的需求。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国投资开放，这在亚洲是绝无仅有的，已经帮助中国满足了许多需求。购买外国公司对此也有帮助。但是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中国的交易开始冲击工业化国家迄今为止一直享受的获得资源的特权。
如果美国本能地阻碍这些交易，这将使中国不再相信依靠公平的全球市场规则能够解决其国内问题。粮食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农民需要通过种植粮食以外的其他作物来增加收入。粮食虽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但种粮并不挣钱。如果中国安心靠粮食进口满足国内需求的话，农民就可以改种更赚钱的作物或者生产更赚钱的产品，比如蔬菜、油籽、水果、肉类、乳品和鱼。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出售更多粮食。但是这样的模式让中国感到不安全。中国领导人担心粮食供给中断或遭到封锁。这样就推迟了中国农村中产阶级的出现，也损害了美国农场的利益。
美国政客反华论调不顾现实
美国人当然只把精力集中在怎样对国内政治有利这个问题上，而不去关心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的汇率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政客对上次经济衰退中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十分敏感，借此谴责中国。他们丝毫不管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与世界各个贸易伙伴）总额只相当于美国贸易赤字8％这一事实，与之相比，欧元区的顺差占美国赤字的26％，日本的顺差占21％，除日本和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占19％。去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要远远超过中国。但是却没有人认为它们造成了“全球贸易失衡”。而中国则是再合适不过的攻击对象。
结果，当中国竞购优尼科这样的美国公司时，人们曲解了其外汇储备的来源。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根源是欧元区和日本的顺差。但是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而中国不是。所以最近就中国竞购优尼科公司一事举行的国会听证会无耻地高唱反华论调，完全不顾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现实。一位议员甚至怀疑中国购买优尼科公司是中国军事占领中东重要油田的第一步，然后借此操控国际油价。正是这种论调，而不是中国购买美国公司的要求，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对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美国的最好反应就是依据共同遵守的商业规则和程序欢迎中国。与此同时，如果美国要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劳动者工资，就需要加速其国内的结构调整，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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